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比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化不仅是生产的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而道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个人行为，左右国家兴衰。良好的道德素养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
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在各个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1](P21)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2](P25)毛泽东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服从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进行抗战教育和为抗战服务。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动员各级学校以及一切社组织，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转移，不再是搞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毛泽东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然而在毛泽东的晚年，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左”的估计和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时代的主题由冷战变为和平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因此，邓小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自觉，越加刻苦。”[3](P10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必须是又红又专的人，而不是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的人。针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1989年邓小平深刻而尖锐地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4](P290)邓小平的以上论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政治推向极端的错误倾向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出现的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光辉思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标准作为选拔接班人的首要标准。他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而且还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并且把干部的品德如何作为提拔培养接班人的首要标准。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多，但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其内容也不尽相同。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5](P706)1942年我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非常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要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其次，毛泽东还非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文化教育“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并且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爱祖国、爱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备的公德。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其著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63年3月5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第四，强调革命纪律教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包括进行红军纪律教育。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抗战时期，针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毛泽东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5](P52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思想。首先，邓小平特别重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教育，把理想和纪律作为人才素质的两个重要标准及“四有”新人的重要标准。由于邓小平所处时代与毛泽东所处时代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文化的渗透和激荡，多种价值取向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过去单一运行模式，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因此，邓小平在强调理想教育的同时，把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理想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两个层次，使之符合我国的实际，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4](P190)
邓小平在强调理想教育的同时，把它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理想建立在踏实工作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青年应当有远大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6](P8)
邓小平把理想和纪律结合起来论述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4](P111)邓小平认为，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对青年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因为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不懂。
其次，邓小平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重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邓小平根据时代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科学概念，并且强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7](P364)1989年邓小平又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第三，邓小平非常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且赋予其时代的特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种种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行为，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批评了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分离，宣扬抽象爱国论的错误观点。邓小平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高一些。邓小平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是把它和时代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思潮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6](P124)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尤为重要。
第四，毛泽东非常强调民主和法制，但是他的晚年却没有坚持这一正确思想。邓小平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重民主和法制教育。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P168)特别是在国门打开后，西方的民主思潮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3](P161)邓小平还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和直接选举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民主是和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P189)“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何加强法制？邓小平认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8](P136)在邓小平倡导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法教育，从小学开始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同时，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
现代化不仅是生产的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而道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个人行为，左右国家兴衰。良好的道德素养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
因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在各个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1](P21)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2](P25)毛泽东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服从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进行抗战教育和为抗战服务。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动员各级学校以及一切社组织，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转移，不再是搞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毛泽东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然而在毛泽东的晚年，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左”的估计和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时代的主题由冷战变为和平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因此，邓小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自觉，越加刻苦。”[3](P10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必须是又红又专的人，而不是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的人。针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1989年邓小平深刻而尖锐地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4](P290)邓小平的以上论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政治推向极端的错误倾向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出现的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光辉思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标准作为选拔接班人的首要标准。他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而且还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并且把干部的品德如何作为提拔培养接班人的首要标准。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多，但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其内容也不尽相同。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5](P706)1942年我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非常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要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其次，毛泽东还非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文化教育“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并且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爱祖国、爱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备的公德。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其著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63年3月5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第四，强调革命纪律教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包括进行红军纪律教育。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抗战时期，针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毛泽东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5](P52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思想。首先，邓小平特别重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教育，把理想和纪律作为人才素质的两个重要标准及“四有”新人的重要标准。由于邓小平所处时代与毛泽东所处时代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文化的渗透和激荡，多种价值取向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过去单一运行模式，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因此，邓小平在强调理想教育的同时，把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理想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两个层次，使之符合我国的实际，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4](P190)
邓小平在强调理想教育的同时，把它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理想建立在踏实工作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青年应当有远大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6](P8)
邓小平把理想和纪律结合起来论述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4](P111)邓小平认为，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对青年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因为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不懂。
其次，邓小平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重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邓小平根据时代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科学概念，并且强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7](P364)1989年邓小平又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第三，邓小平非常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且赋予其时代的特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种种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行为，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批评了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分离，宣扬抽象爱国论的错误观点。邓小平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高一些。邓小平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是把它和时代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思潮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6](P124)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尤为重要。
第四，毛泽东非常强调民主和法制，但是他的晚年却没有坚持这一正确思想。邓小平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重民主和法制教育。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P168)特别是在国门打开后，西方的民主思潮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3](P161)邓小平还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和直接选举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民主是和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P189)“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何加强法制？邓小平认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8](P136)在邓小平倡导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法教育，从小学开始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同时，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