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乡里能人审美形象嬗变论详细内容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7
【内容提要】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聚现了血亲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审美中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20世纪中国文学塑造的乡里能人形象，受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和作家观念的制约，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和母题类型：1)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2)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3)生存与超越：民间文化价值视角与俗民形象。这三种类型的乡里能人(形象)在时代大潮中挣扎、奋争和浮沉的过程，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
【英文摘要】The able folks as models of common folks represent blood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such features as medium conversion inliterary aesthetics.The images of the able folks 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re restrained by the diachronically changing socialsystems,backgrounds and the authors'attitudes,thus taking into shape threeperspectives of value and types of theme:(1)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image of enlightenment;(2)land reforms and cooperation:the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revolutionary image;(3)survival and transcendence:the perspective of folkcultural value and the folk image.These three types of the able folksstruggling and fighting in the turbulent current of the times constitute avivid and realistic presentation of one - hundred - year lot of the Chinese common people.
【关 键 词】乡里能人/文学典型/民间文化/母题类型/the able folks/literary models/folkculture/types of theme
【 正 文】
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文明在生活中刻镌下鲜明的印迹。中国20世纪文学在反映这种社会转型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民间化特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一批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物命运和心声的平民典型形象。祥林嫂、骆驼祥子、王玉生、李双双、陈奂生、曹杏花等人物形象，贯通百年，代表着中国文学的骄人成就，蕴涵着不同时代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归总这些形象的内涵特征，可以“乡里能人”概括称谓。回眸百年，会发现这样一个颇富启示力的线索，乡里能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挣扎、奋争、浮沉的过程，恰恰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而不同时代作家们立足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的审美书写。
所谓乡里能人是指身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头脑、出众技能，迎合时尚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平民，他因个人睿智、时代机遇和环境条件三者交合作用而成为乡邻敬羡的“能人”。“时世造英雄”，没有时代变革提供的机遇，仅凭个人的小才能很难成就什么“功名”；没有地域环境条件的有力推促，个人也很难在当地形成“气候”；没有洞察时世的锐利目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乡里能人也不能擢升一级，成为人们敬羡的民间权威的。[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里能人的“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奋争的社会史，从中往往能够映照出时代风尚、社会形态、地域风情，以及民众生存的历史。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乡里能人真正成为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下的平民代表。
乡里能人是一个与民间权威相联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第一，乡里能人聚现了血亲与地缘关系。与民间权威相比，乡里能人所生存的空间相对狭小，多在血亲关系波及的地缘内活动。在中国宗法制社会中，血缘是一种超越繁衍关系的社会结构，具有稳定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P380)乡里能人正是与地缘内平民百姓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才使他把握机遇的才能得到乡村里巷民众的羡慕、敬佩，产生趋同和仿效的意愿。与之相比，民间权威的影响往往超越血亲关系和地域的局限，他们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也要比乡里能人的敬羡心理强烈得多，因此说，权威是社区的领袖，而能人不过是村落里巷中的“大佬”。第二，乡里能人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乡里能人是平民走向权威或衰败为贫民的中介。平民是民众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日复一日的劳作之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因把握住了时代变革和地域条件的契机，以自己的才能智慧超越一般民众的时候，他就因此而成为乡里能人，被众人敬羡和信赖。当他继续丰富着他的经验，发展着他的业绩，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因遵循传统或因打破“枷索”成为民众眼中的行为楷模时，他就会一跃而成为民间权威，成为民众佩服和乐于服膺的人。也就是说，乡里能人是凸露于平民中的强者。同样，一个曾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权威，亦可因时势的变化，个人权力的丧失，传统力量的衰降等原因，由民间权威颓为“乡里能人”，甚或进一步“跌”至“贱民”。第三，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平民泛指普通百姓，有别于官家、贵族和特权阶层。乡里能人最具平民特征，无权、无势，被人统治。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区别于民间权威。民间法理权威尽管是指官位低微、特权不大的人，但他与乡里能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权势，有地位，可以主宰当地百姓的生存秩序。乡里能人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既能体现民众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又能反映出他们的地位、权益和悲欢，是文学反映民众疾苦、百姓愿望、民间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型。
根据作家选择提炼民间文化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可以把20世纪中国作家对乡里能人的审美描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与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和作家观念相一致，实质上构成了三种审美价值视角。在每种价值视角下塑造的乡里能人形象虽然独异鲜明，但其价值取向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乡里能人审美形象的价值母题类型。
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精英意识的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目睹民族陷于危亡之中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乡里能人)形象来启唤民众，挽救国家，重建民族文化。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抱着基本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对现实生活采取了阶级斗争的立场或借助西方哲学文化，搜集、挖掘民间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取得现代审美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借助科学民主思想，以启唤民众反抗暴政救国自立。除了20世纪前40年的乡里能人形象，新时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部分乡里能人形象也具有这种价值内涵。
纵观启蒙能人形象，会发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大多数启蒙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表现的，不是这些能人的发达和能干，而是他们在那强敌入侵、内患不息的社会中，麻木消沉、被迫没落、由能人衰降为贫民或“贱民”的情态。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华老栓，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当地能够自立的能人。祥林嫂两次组织起家庭并过上美满生活，她显然要比一般山乡妇女更能承受生活压力，鲁迅所要表现的是这个乡里能人被传统信仰文化迷乱所致的惨死。女人在那种“祖规”森严的社会里，改嫁与丧夫被指责为“命硬”与“克夫”，被看作“不洁”与“不吉”的“扫帚星”。正是在这浓重惊人的民间文化信仰氛围中，原本以血缘与地域关系凝聚紧密的“乡亲”，对祥林嫂犹避污秽唯恐不及，尽失往昔的亲缘关系，祥林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惨死在辞旧迎新的喜庆节日里。七斤一篙撑船城乡间，信息与见识使他比乡邻更显能人相，然而受封建愚昧的等级观念的制导，他却被赵七爷的长辫有无撩绕得心绪不宁。华老栓开得起偌大一座茶馆却糊涂地以革命者之血医治儿子小栓的痨病，终落得个儿亡己衰的悲剧。鲁迅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宣称自己是个阶级论者，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并非只专注于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科学民主式的启蒙，他那触角敏锐的思想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中探寻到了民众自身愚昧麻木的非阶级根源。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疾苦，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吃人”性，是它使阿Q贫困自乐又稀里糊涂地命丧反革命刀下，是它使祥林嫂、华小栓死在愚昧之中。传统文化及其等级观念制导了民族及其传人的社会悲剧，而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阶级观的导引，又使鲁迅等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穿透了阶级压迫的表象，洞察出造成中国民不聊生的实质，使作品更多了一层文化反思意味。因此，鲁迅创造出的乡里能人形象，决非简单的知识启蒙或阶级启蒙的载体，而是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充分显示了知识精英启唤民众、救助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类似鲁迅在阶级观念主导下因取材民间民俗生活而使作品超阶级意识取得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效应的作家有很多。茅盾创作的《林家铺子》同样超越了《子夜》等革命文学的视界，取得了民间视角的丰厚意蕴。林老板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乡里能人，其形象最具中介转换性符号象征。主人公林先生作为小店老板虽受尽党部、商会、同行的欺凌压迫，但他毕竟颇具智谋策略，做起买卖来也令其它店铺羡慕、嫉妒。如果他的商行经营逢时，也很快会发展为一个财力威震四方的商界权威，可惜他生不逢时，不仅国人抵制日货(洋货)，农民贫困购买力下降，而且党部、商会又趁火打劫，使他不仅没有发财，反而店铺被封，被迫出逃。小镇能人因而破落成为“贫民”。《林家铺子》的中介性还在于作家所选取的场景是介于城市与农乡之间的县镇，它上达而与都市连通，下抵而达农乡民众，这一场景为能人“林先生”的发展提供了时空保障。不仅如此，林先生作为商人，上达还可为权贵——小女陪嫁商会会长自然店铺前景无量，而下滑则人财两空。小说的悲剧结局，生动地展现了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的伎俩和小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乡里能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无疑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显示出民间文化启蒙视角的独特价值，阶级对立与社会斗争的革命观点也隐含其中。
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英雄母题的突破和超越，又是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形象创作的生动开启。正是在这些具有阶级论和救亡意识的作家笔下，乡里能人作为民间普通民众的一员，才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他们身上既没有传统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与磊落性格，又没有才子佳人的气质与柔情，有的只是传统文学所不懈展示的贫困、卑琐和穷于算计，苦苦挣扎又不得结果的悲剧现实。在他们身上深刻地反映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民的“死亡”状态：麻木、愚昧，勤劳耕作却一无所获。乡里能人形象是作家们对文坛和中国社会的贡献，它从此启唤了以平民大众为文学主人公，以贫苦和抗暴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也继此登场。而民间文化视角及其弥漫其中的地域乡情、禁忌信仰、人生礼俗和家庭亲族制度，又无形地影响了作家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顺承了民间行为方式描画出生命存在的悲剧与文明的悖论性。阿Q、祥子、林先生、老通宝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当初中国社会黑暗的写照，也是人生信仰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和市场经济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
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当时的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斗争形势，创作出一批影响很大、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群形象鲜明的乡里能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柳青、浩然以及新时期部分改革文学作家皆缘此而著称。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认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民间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虽较启蒙价值视角衰淡，却随之拥有了更多读者，他们也因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名流。
赵树理是实践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方向的第一人，也是写乡里能人的高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作品，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鲜明地揭示了自己的“工农兵方向”，塑造出一批性格突出的乡里能人形象。无论是小二黑、小芹、王玉生等先进农民形象，还是二诸葛、三仙姑、能不够、糊涂涂等落后农民形象，赵树理都写得简洁生动，切近生活，为后人塑造新式农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玉生是三里湾的一大能人。他的“能”，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科学技术的渴望。他不仅负责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家具，决定下种时期、间苗尺寸等农业技术性事务，而且还主动为粉房炉灶、家具、牲口圈、果树嫁接出主意想办法。尽管三里湾有灵芝和马有翼两个初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但王玉生的“革新”与“发明”还是屡屡为合作社排忧解难，出了大力。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乡里能人们立身济命为自己明显不同，作为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的新型社会中的能人，王玉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社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他确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把他从父辈那里承继来的“能人相”彻底地发挥出来，做出了父辈们不曾做到的发明和创造，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身上，典型再现了当代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传扬的原初情态。
【英文摘要】The able folks as models of common folks represent blood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such features as medium conversion inliterary aesthetics.The images of the able folks 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re restrained by the diachronically changing socialsystems,backgrounds and the authors'attitudes,thus taking into shape threeperspectives of value and types of theme:(1)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ing intellectuals and the image of enlightenment;(2)land reforms and cooperation:the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revolutionary image;(3)survival and transcendence:the perspective of folkcultural value and the folk image.These three types of the able folksstruggling and fighting in the turbulent current of the times constitute avivid and realistic presentation of one - hundred - year lot of the Chinese common people.
【关 键 词】乡里能人/文学典型/民间文化/母题类型/the able folks/literary models/folkculture/types of theme
【 正 文】
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传统文明在生活中刻镌下鲜明的印迹。中国20世纪文学在反映这种社会转型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民间化特色。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出一批承载时代变革、反映人物命运和心声的平民典型形象。祥林嫂、骆驼祥子、王玉生、李双双、陈奂生、曹杏花等人物形象，贯通百年，代表着中国文学的骄人成就，蕴涵着不同时代平民阶层的心声与追求。归总这些形象的内涵特征，可以“乡里能人”概括称谓。回眸百年，会发现这样一个颇富启示力的线索，乡里能人在时代大潮中的挣扎、奋争、浮沉的过程，恰恰构成中国平民百年命运的历史写照。而不同时代作家们立足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赋予这些形象以鲜明的时代、文化内涵，形成了三种价值视角的审美书写。
所谓乡里能人是指身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中具有较为聪慧头脑、出众技能，迎合时尚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平民，他因个人睿智、时代机遇和环境条件三者交合作用而成为乡邻敬羡的“能人”。“时世造英雄”，没有时代变革提供的机遇，仅凭个人的小才能很难成就什么“功名”；没有地域环境条件的有力推促，个人也很难在当地形成“气候”；没有洞察时世的锐利目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乡里能人也不能擢升一级，成为人们敬羡的民间权威的。[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里能人的“身世”好似一部平民奋争的社会史，从中往往能够映照出时代风尚、社会形态、地域风情，以及民众生存的历史。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乡里能人真正成为民间文化和边缘视角下的平民代表。
乡里能人是一个与民间权威相联系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第一，乡里能人聚现了血亲与地缘关系。与民间权威相比，乡里能人所生存的空间相对狭小，多在血亲关系波及的地缘内活动。在中国宗法制社会中，血缘是一种超越繁衍关系的社会结构，具有稳定的社会力量。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2](P380)乡里能人正是与地缘内平民百姓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才使他把握机遇的才能得到乡村里巷民众的羡慕、敬佩，产生趋同和仿效的意愿。与之相比，民间权威的影响往往超越血亲关系和地域的局限，他们的威慑力和感召力也要比乡里能人的敬羡心理强烈得多，因此说，权威是社区的领袖，而能人不过是村落里巷中的“大佬”。第二，乡里能人具有中介转换的身份特征。乡里能人是平民走向权威或衰败为贫民的中介。平民是民众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被日复一日的劳作之累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当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因把握住了时代变革和地域条件的契机，以自己的才能智慧超越一般民众的时候，他就因此而成为乡里能人，被众人敬羡和信赖。当他继续丰富着他的经验，发展着他的业绩，并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比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或因遵循传统或因打破“枷索”成为民众眼中的行为楷模时，他就会一跃而成为民间权威，成为民众佩服和乐于服膺的人。也就是说，乡里能人是凸露于平民中的强者。同样，一个曾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权威，亦可因时势的变化，个人权力的丧失，传统力量的衰降等原因，由民间权威颓为“乡里能人”，甚或进一步“跌”至“贱民”。第三，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平民泛指普通百姓，有别于官家、贵族和特权阶层。乡里能人最具平民特征，无权、无势，被人统治。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区别于民间权威。民间法理权威尽管是指官位低微、特权不大的人，但他与乡里能人比起来，仍然显得有权势，有地位，可以主宰当地百姓的生存秩序。乡里能人作为普通百姓的代表，既能体现民众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又能反映出他们的地位、权益和悲欢，是文学反映民众疾苦、百姓愿望、民间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型。
根据作家选择提炼民间文化题材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可以把20世纪中国作家对乡里能人的审美描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与历时态嬗变的社会体制、时代背景和作家观念相一致，实质上构成了三种审美价值视角。在每种价值视角下塑造的乡里能人形象虽然独异鲜明，但其价值取向又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从而形成了乡里能人审美形象的价值母题类型。
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精英意识的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目睹民族陷于危亡之中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乡里能人)形象来启唤民众，挽救国家，重建民族文化。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抱着基本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对现实生活采取了阶级斗争的立场或借助西方哲学文化，搜集、挖掘民间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取得现代审美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借助科学民主思想，以启唤民众反抗暴政救国自立。除了20世纪前40年的乡里能人形象，新时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部分乡里能人形象也具有这种价值内涵。
纵观启蒙能人形象，会发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大多数启蒙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表现的，不是这些能人的发达和能干，而是他们在那强敌入侵、内患不息的社会中，麻木消沉、被迫没落、由能人衰降为贫民或“贱民”的情态。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华老栓，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当地能够自立的能人。祥林嫂两次组织起家庭并过上美满生活，她显然要比一般山乡妇女更能承受生活压力，鲁迅所要表现的是这个乡里能人被传统信仰文化迷乱所致的惨死。女人在那种“祖规”森严的社会里，改嫁与丧夫被指责为“命硬”与“克夫”，被看作“不洁”与“不吉”的“扫帚星”。正是在这浓重惊人的民间文化信仰氛围中，原本以血缘与地域关系凝聚紧密的“乡亲”，对祥林嫂犹避污秽唯恐不及，尽失往昔的亲缘关系，祥林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惨死在辞旧迎新的喜庆节日里。七斤一篙撑船城乡间，信息与见识使他比乡邻更显能人相，然而受封建愚昧的等级观念的制导，他却被赵七爷的长辫有无撩绕得心绪不宁。华老栓开得起偌大一座茶馆却糊涂地以革命者之血医治儿子小栓的痨病，终落得个儿亡己衰的悲剧。鲁迅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宣称自己是个阶级论者，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并非只专注于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科学民主式的启蒙，他那触角敏锐的思想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中探寻到了民众自身愚昧麻木的非阶级根源。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疾苦，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吃人”性，是它使阿Q贫困自乐又稀里糊涂地命丧反革命刀下，是它使祥林嫂、华小栓死在愚昧之中。传统文化及其等级观念制导了民族及其传人的社会悲剧，而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阶级观的导引，又使鲁迅等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穿透了阶级压迫的表象，洞察出造成中国民不聊生的实质，使作品更多了一层文化反思意味。因此，鲁迅创造出的乡里能人形象，决非简单的知识启蒙或阶级启蒙的载体，而是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充分显示了知识精英启唤民众、救助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类似鲁迅在阶级观念主导下因取材民间民俗生活而使作品超阶级意识取得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效应的作家有很多。茅盾创作的《林家铺子》同样超越了《子夜》等革命文学的视界，取得了民间视角的丰厚意蕴。林老板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乡里能人，其形象最具中介转换性符号象征。主人公林先生作为小店老板虽受尽党部、商会、同行的欺凌压迫，但他毕竟颇具智谋策略，做起买卖来也令其它店铺羡慕、嫉妒。如果他的商行经营逢时，也很快会发展为一个财力威震四方的商界权威，可惜他生不逢时，不仅国人抵制日货(洋货)，农民贫困购买力下降，而且党部、商会又趁火打劫，使他不仅没有发财，反而店铺被封，被迫出逃。小镇能人因而破落成为“贫民”。《林家铺子》的中介性还在于作家所选取的场景是介于城市与农乡之间的县镇，它上达而与都市连通，下抵而达农乡民众，这一场景为能人“林先生”的发展提供了时空保障。不仅如此，林先生作为商人，上达还可为权贵——小女陪嫁商会会长自然店铺前景无量，而下滑则人财两空。小说的悲剧结局，生动地展现了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的伎俩和小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乡里能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无疑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显示出民间文化启蒙视角的独特价值，阶级对立与社会斗争的革命观点也隐含其中。
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英雄母题的突破和超越，又是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形象创作的生动开启。正是在这些具有阶级论和救亡意识的作家笔下，乡里能人作为民间普通民众的一员，才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他们身上既没有传统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与磊落性格，又没有才子佳人的气质与柔情，有的只是传统文学所不懈展示的贫困、卑琐和穷于算计，苦苦挣扎又不得结果的悲剧现实。在他们身上深刻地反映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民的“死亡”状态：麻木、愚昧，勤劳耕作却一无所获。乡里能人形象是作家们对文坛和中国社会的贡献，它从此启唤了以平民大众为文学主人公，以贫苦和抗暴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也继此登场。而民间文化视角及其弥漫其中的地域乡情、禁忌信仰、人生礼俗和家庭亲族制度，又无形地影响了作家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顺承了民间行为方式描画出生命存在的悲剧与文明的悖论性。阿Q、祥子、林先生、老通宝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当初中国社会黑暗的写照，也是人生信仰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和市场经济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
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当时的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斗争形势，创作出一批影响很大、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群形象鲜明的乡里能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柳青、浩然以及新时期部分改革文学作家皆缘此而著称。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认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民间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虽较启蒙价值视角衰淡，却随之拥有了更多读者，他们也因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名流。
赵树理是实践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方向的第一人，也是写乡里能人的高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作品，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鲜明地揭示了自己的“工农兵方向”，塑造出一批性格突出的乡里能人形象。无论是小二黑、小芹、王玉生等先进农民形象，还是二诸葛、三仙姑、能不够、糊涂涂等落后农民形象，赵树理都写得简洁生动，切近生活，为后人塑造新式农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玉生是三里湾的一大能人。他的“能”，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科学技术的渴望。他不仅负责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家具，决定下种时期、间苗尺寸等农业技术性事务，而且还主动为粉房炉灶、家具、牲口圈、果树嫁接出主意想办法。尽管三里湾有灵芝和马有翼两个初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但王玉生的“革新”与“发明”还是屡屡为合作社排忧解难，出了大力。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乡里能人们立身济命为自己明显不同，作为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的新型社会中的能人，王玉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社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他确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把他从父辈那里承继来的“能人相”彻底地发挥出来，做出了父辈们不曾做到的发明和创造，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身上，典型再现了当代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传扬的原初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