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27]
　　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影响”。[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29]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这一解释，苏俄方面认为“它也是以共产国际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30]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表现在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上，这就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国民党并非不从事宣传工作，但此前国民党的宣传，都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特点，故收效仍小”。[31]孙中山也并非不知道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从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宣传力量之大，为此他专门致函海外国民党员，建议设立一英文杂志，“直接参加世界舆论，将吾党之精神义蕴宣达于外，以邀世界对于吾党之信仰”。另外创办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机关，“凡关于宣传吾党之宗旨、主义者，如书籍、杂志等类，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32]不过，孙中山从未放弃他的北伐计划，他的全部活动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总是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然后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国的统一，直到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时，蒋介石的使命主要还是说服苏俄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计划。苏方对此则非常不满，在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领导人多次强调，“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应该首先全力搞宣传工作”。“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33]孙中山最终吸纳了俄方的意见，表示从此要“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34]改组后的国民党明显加强了宣传工作，如刊行《国民党周刊》、办中国通讯社、开办国民党讲习所，孙中山还亲自演讲三民主义，以作国民党“宣传之资”。[35]
　　总之，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而这些转变都是建立在孙中山对中国现状的估计及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之上的。
　　　　三
　　尽管孙中山在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希望孙中山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推翻，重新建设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换言之，孙中山依然继续着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苏俄及共产国际则企盼他发动一次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很能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政治理念。（注：孙中山自称他的演讲是为了提倡“宣传之资”，见孙中山《民族主义·自序》，《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卷，第183页。有学者指出，提供宣传之资是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直接表面的原因，而间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孙中山担心他的三民主义被人误解，见Tsui  Shu-chin: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1936,119.）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并没有按照《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的精神，而是做了某种修正，或者回到了改组前的一些主张。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虽然也谈到了反帝，但似乎有意回避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强调的国内各民族“自决”的问题，而是强调中国要以家族观念和宗族观念作基础，恢复民族主义，同时他特别指出，“新青年”们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是错误的。他认为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后，才配来讲世界主义”。关于民权主义，一方面孙中山表示中国的民权与欧美的民权不同，欧洲革命是争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中国革命是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中国革命党不主张争平等自由，主张争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便有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孙中山强调完整的民权应包括人民方面的“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和政府方面的“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36]孙中山的这些思想，均是在联俄之前就已经产生并反复论述过的。（注：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就提出过“五权宪法”的主张，之后反复阐述过这一理论。1916年孙中山在上海两度向两院议员演讲，初次谈及四项直接民权问题，此后孙中山每次提及地方自治，必提四项直接民权。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3-244页。）关于民生主义，虽然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为二者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目标是一致的。但同时他强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民生主义的方法就是两条，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节制资本就是要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以防备将来社会出现贫富不均的大毛病”；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因为“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孙中山还指出，从大目标来看，民生主义也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37]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这种解释与同盟会时期的解释基本一致，这表明孙中山联俄之后，在“主义”方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针对有些人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的言论，孙中山说，“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本党之民生主义，早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方案著于党纲，自始至终，未尝增减，至若进行之有缓急，分量之有重轻，此则时势之推迁，而非根本之改变。”[38]
　　孙中山在演讲民生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多有批评，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错误的，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不存在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也不存在大地主，只有小地主，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39]正因为如此，尽管苏俄及共产国际一再敦促他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孙中山就是拒绝执行，他反对剥夺地主的土地，主张借助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无论苏俄及共产国际方面如何激烈地反对，“但孙博士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廖仲恺省长的热情支持”。[40]联系到孙中山在联俄前的言论，可以看到，孙中山一贯认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在他与越飞的联合声明中，他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他也多次表示他不相信苏俄能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当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认为这是苏俄放弃了其政策中最激进的方面，似乎也更印证了他的观点，所以，他坚持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41]据邹鲁回忆，鲍罗廷在听到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后，曾对孙中山“提出了许多询问的话”，但孙中山“对于自己的立论，却不容易随便放松一步”。[4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在言行上所表现出的“右倾”的反应极为复杂。一方面，他们感到孙中山的理论都是有害的“乌托邦”，而他的实践活动是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真正的（即共产国际）的目标相抵触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利用孙中山的威信和他建党的愿望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鲍罗廷说，“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词藻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在孙的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运动最有害的矛盾”。但同时他又主张“与准备领导中国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实行妥协”，利用孙中山的“左倾”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成份。[43]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反应要激烈得多，陈独秀认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孙中山不是“左派”，顶多是个“中派”，“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主张“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44]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这种看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的原则立场。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在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时是有选择的，对于苏俄革命的“经验”，他尽量加以吸收，至于“主义”，则是有批判地吸收。反映到他的思想里就是晚年有了一些新的观点.但他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状况预示了大革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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