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自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断有学者撰文论述过。（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Tsui Shu-chin（崔书琴）：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发生冲突[14]，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5]吴佩孚在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苏俄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内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档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不过，苏方由于担心中国革命出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结局，并未完全兑现援孙的承诺。加拉罕批评那些对孙中山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415页。）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标”。[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孙中山称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8]代表团在苏期间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同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问题。孙逸仙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而季诺维也夫也表示，“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19]这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相互接近的过程来看，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他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是孙中山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决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了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它也考虑到了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与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
二
苏俄及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当然不只限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推进苏式革命，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注：最初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注意力放在培植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很少，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从此，俄共及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方针开始改变，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中国被认为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20]因此，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的“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非常清醒[21]，但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因此，他也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去接受苏俄方面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孙中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自1920年—1923年间孙中山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国民党，但他的这些努力无论对于国民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它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变化。1923年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才开始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22]据鲍罗廷的札记，他到广州后的头两个月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让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同时，鲍罗廷还向孙中山提出具体的建议，这就是“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23]之后，鲍罗廷参与了国民党改组计划的制订和国民党党纲与党章的起草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员资格、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与俄共非常相似，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受了鲍罗廷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其次表现在孙中山对革命之主义，即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上。这种新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上。该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所要致力的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在他的演讲著述中，重新强调民族主义为革命的重要目标。（注：王德昭先生认为，重新肯定民族主义是1919年以后孙中山思想的新要点，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今后应当致力于达到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要把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在随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的民族主义观，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才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毁无余，则国民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5]显然，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发生冲突[14]，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5]吴佩孚在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苏俄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内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档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不过，苏方由于担心中国革命出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结局，并未完全兑现援孙的承诺。加拉罕批评那些对孙中山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415页。）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标”。[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孙中山称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8]代表团在苏期间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同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问题。孙逸仙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而季诺维也夫也表示，“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19]这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相互接近的过程来看，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他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是孙中山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决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了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它也考虑到了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与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
二
苏俄及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当然不只限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推进苏式革命，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注：最初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注意力放在培植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很少，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从此，俄共及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方针开始改变，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中国被认为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20]因此，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的“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非常清醒[21]，但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因此，他也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去接受苏俄方面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孙中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自1920年—1923年间孙中山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国民党，但他的这些努力无论对于国民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它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变化。1923年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才开始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22]据鲍罗廷的札记，他到广州后的头两个月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让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同时，鲍罗廷还向孙中山提出具体的建议，这就是“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23]之后，鲍罗廷参与了国民党改组计划的制订和国民党党纲与党章的起草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员资格、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与俄共非常相似，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受了鲍罗廷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其次表现在孙中山对革命之主义，即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上。这种新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上。该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所要致力的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在他的演讲著述中，重新强调民族主义为革命的重要目标。（注：王德昭先生认为，重新肯定民族主义是1919年以后孙中山思想的新要点，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今后应当致力于达到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要把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在随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的民族主义观，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才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毁无余，则国民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5]显然，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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