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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公众舆论的助推器

作者:熊婷 庄毅敏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4


  另外,在选取了适当的题材后,节目在报道的角度上也同样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结合。即在报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的问题时,一方面,强调“从小处着眼,大处见意义”,注重从群众身边发生的事情或其产生的态度拓展开去。如《一房怎能卖五家》(5月16日)、《不该提前的退休》(5月30日)等节目报道切入角度虽小,但是反映出了社会法律制度和相关体制方面存在的不足,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报道时要具备全局意识,从积极引导舆论、稳定大局出发展开论证、评述。不能因为对某些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报道时,忽略了大局意识。如在对某次暴力犯罪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应同时注意加强对公众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促进社会健康地发展。
  启发: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新闻评论既要反映民意又要稳定大局。具体地说,媒体要在选材上注意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选择有重大的有代表性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并要在报道相关事件时注意“以小见大”、具备全局意识,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这是舆论监督应该遵循的选题方向和报道角度。
3 时新性与时宜性的和谐统一
  新闻的时效性包括时新性和时宜性,这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评论虽然不及消息的时效性强,但是也要参与时效性两方面的竞争。
  因为一方面,能否迅速、及时地对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予以报道和评论,即能否把握时新性,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水平与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焦点访谈》时新性主要表现在对国际时事以及国内重大问题能迅速地作出报道与评析。如5月10日报道的《白宫遭遇“虐囚门”》,报道背景是最近全球都十分关注的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具体的时间是:5月9日,驻伊美军发言人宣布,涉嫌参与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美军士兵将于5月19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又如5月14日晚,西安警方宣布: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宝马彩票案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在山东落网,即将被押解回西安。于是,《焦点访谈》在5月15日的节目中就播出了《西安宝马彩票案追踪》。两期节目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就进行相应内容的新闻述评。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其时新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作为与消息形态有别、任务不同的新闻评论来说,只有“言当其时”,评论的针对性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还应该注意选择报道的最佳时机,即掌握时宜性。比如《焦点访谈》有一期曾经报道的《触目惊心的假发票》,策划了半年时间,但直到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启用新的防伪增值税发票时,才一举推出,并收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这是因为节目内容一旦配合相关重要政策出台、重大活动、重大会议、重要纪念日和节日播出,可以使在人们在事先对后者有所关注的情况下,增强他们对媒体相关报道的了解与认识,以使节目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有时报道时机过早,条件还不成熟则未必能有效引导舆论;报道过晚,受众关注的热情已经消退,也不利于舆论引导舆论。再比如《焦点访谈》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5月31日)有关注孩子的专题节目《给孩子更多的快乐》;5月4日“青年节”那一天又有节目《飞扬的青春》等等,这些节目内容与最佳的播出时间相结合就能受到非常好的舆论效果。《焦点访谈》如此注重强烈的时新性与时宜性的统一,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
  启发:为了对舆论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舆论监督不能只注意追求时新性,而忽略了把握恰当的时机的重要性。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时媒体对某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暂时“不介入”,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报道时机,这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引导方式。而对于一些群众普遍关心、事实确认清楚的问题,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媒体力求快采快发、先声夺人,以争取报道的主动权;对于某些未经充分调查,或是还在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事情,则可慢处理,等待报道的最佳时机。
4 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
  《焦点访谈》在创办之初多为批评揭露性报道,在当时舆论监督型节目缺乏的情况下,一直收视率非常高。虽然十年来,栏目的舆论监督内容一度由1998年的47%跌到2002年的17%,这背后纵然有一些无奈的原因。但是它的栏目思路是一直保持着的,那就是坚持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从节目自身面临的大环境来说,社会处于一定的过渡转型时期,《焦点访谈》更多地承担了一个导向或是正面的作用,正面报道应占据一定分量。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认为:“《焦点访谈》作为央视的一档招牌节目,同时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喉舌,不可能总是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让公众始终处于一种感受社会黑暗的状态。为了激发公众推动社会更好的前进的信心与动力,它特殊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必须起到引导正面宣传的作用。因此,上级对《焦点访谈》的程序报道的节目要求必然增多。”
  在正面报道必然增加的同时,揭露性报道并非一味减少,而是根据各个阶段的需要作出调整。比如,《焦点访谈》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在接受外界采访时透露,针对2004年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的出台、社会情况的变化,央视计划将把这一年《焦点访谈》中的舆论监督比例提高到50%以上,并将在“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上加大关注力度。于是,效果很明显:在对2004年5月份内31期节目的内容分析中,有25篇为揭露性的报道,占报道总数的71%。人们心目中那个神圣的“尚方宝剑”又回来了。
  启发:把握分寸,正确决定监督的数量界限。舆论监督中绝大多数是批评揭露性的报道,应该说这样揭丑型的报道使许多社会不良现象、不法之徒的丑恶行径曝光,许多积聚了多年的社会问题在《焦点访谈》的关注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是在我们的媒介“大刀阔斧斩乱麻”的同时,应注意适当的正面报道可以让人民感受到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多姿多彩,从而更加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其实,所有的所谓“正面宣传”或是“负面报道”就其对社会产生的效果而言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当然,在这里,数量上的界限并非指二者在数量上应绝对地平衡,而是应根据需要灵活调整二者在节目中的比例。因此正面宣传与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也应成为所有新闻评论节目值得借鉴的报道策略。
  到现在,《焦点访谈》已经开播十年了。十年的艰辛、十年的坚持、十年来打造的栏目品格其实都来自于新闻工作者们的强烈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只有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切的热爱,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无论新闻人们将来会如何去努力,只要胸怀责任、用对方法,新闻舆论监督就会在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 高有祥.电视新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 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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