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光潜的美学体系及其当代意义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2•1 本书尚未论及的部分
本书尚未论及的有两大方面，一是《西方美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二是译作的意义与价值。
《西方美学史》，学界一律称之为巨著，是填补国内空白之作。笔者以为其最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对原始材料的“摸爬滚打”功夫，确凿、真实、可靠，不依靠第二手材料，不道听途说。这是使“奠基石”坚固、耐磨，永垂不朽，对后来“建筑者”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二是“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西方美学史》的写作，起步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批判、大辩论的结束，朱光潜的后期理论体系也由过渡阶段的结束而转向体系的定型。理论体系由突破认识论局限向人学本体论方面转移，前期体系的四维度特性向“全面发展的人”、“自由的人”凝聚汇焦，理论体系的“夜航灯”高高悬起。《西方美学史》中的灿烂光辉，都由于“夜航灯”投射的结果，否则，这些“读书笔记”式的篇章则难以贯珠。《西方美学史》中指点了许多路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学本体论的路向、自然科学的路向……。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西方美学史》的指点、预示，很难会有80年代的“主体性”繁荣，和对“反映论”的质疑、扬弃。任何理论家建构体系的难点，最终的考验，是把自己的那套理论，移入严酷的历史事实之中，这是“逻辑”与“历史”的融合、一致。凡是没有经过历史“证伪”的理论，都仅是一个初步的假设。而《西方美学史》则是朱光潜把他的理论体系移入”逻辑—历史”框架中的一种尝试、如果《西方美学史》有什么缺陷的话，诚如作者自己在《序论》中之所言：“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做《西方美学史》”。笔者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话要弄通“史”的内在逻辑线索，不是短时间的事；尤其是阐述历史的理论框架，如果不是由成熟体系中引出，那也只是一种随机性凑合没有历史价值。因此，《西方美学史》的重要意义是开拓性的工作及其启示，而不是完善体系的完成。
本书尚未论及的第二个方面是朱光潜的大量.经典性译作。要正面直接展开每部译作的内容、意义，是不可能的，一是容量太大，二是原作者的思想尚不等于译者的思想。最佳的切入视角，是译作在国内此时此地的影响，这既需要一番调查研究的工作，也需要概括性的宏观视野。笔者以为，中国现代美学界如果失去朱光潜大量美学译作的滋养，那无疑地是温室中的小苗。十多年前便有人风趣地说，中国现代美学的进展，是以朱光潜的美学翻译为标尺的：他翻译到那里，中国美学便进展到那里。这是一种庆幸，但也是一种悲哀。庆幸者，我们有这样一位“身经百战”不甘落后的旗手与大师；悲哀者先生仙逝，谁人补上?（更大的悲哀，是“自力更生”能力的贫乏，既缺少传统文化的奶汁，也缺乏西方文化的奶汁）
笔者持这样的基本观点：朱光潜自己的论著体系，展示两种类型的美感结构，即美感内在结构(前期)和美感的外在网络结构(后期)、两者构成一个跨度辽远的美感结构体系。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美感结构”的把握撇开“美感结构”的“高大难‘’性质.巧取捷经去侈谈时髦，充当“流行歌手”“影坛明星”实属不足取。认真阅读朱光潜的书，是中国美学起步的第一关。什么是逻辑起点？什么是理论框架?什么是高远视野？什么是方法论和语言表现？朱光潜的理论体系足可为范矣！
朱光潜是一个双管齐下的大师，一手抓写作，一手抓翻译。他的翻译比自己的论著还多，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到《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直至马克思《手稿》(片断)和维柯《新科学》，都是欧洲美学的峰巅这些连绵起伏的峰巅，连成欧洲美学的一片“风景线”……中国现当代美学，要开拓境界，要扎根深远，能离开以上的“风景线”么？朱光潜的翻译既为我们提供理论视野，又提供丰富多彩的“建筑”材料，成为学人建构体系取之不尽的源泉。
朱光潜的“论著一一译作”二者构成一个辽阔的理论圈，我把它称之为“泛理论体系”，只要我们遵循这个“泛理论体系”的轨迹去运转，则完全可以培育出高水平的美学理论家。中国美学要走向世界，应该首先超越朱光潜，但如果企图跳过朱光潜走向世界，那只能使自己吃亏、落后。笔者这个观点，并非耸人听闻。君不见，当今许多“走向世界”的人，不是对朱光潜的“泛理论体系”知之不多么？
朱光潜如果还活着，我想中国当代美学的路向一定有所偏移，就是按维柯《新科学》的底蕴阐发开去。维柯的《新科学》随着朱光潜的逝世，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发生过像翻译黑格尔《美学》那样的广泛影响，这是十分遗憾的！其实《新科学》给我们的营养，比当今搬弄的时髦要好百倍，这正如饮料矿泉水怎能比稻麦粮！
2•2 人生观与学术观双重变革的历史意义
“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纷纷谋求出路，鲁迅所引屈原诗“吾将上下而求索”确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船坚炮利”轰开了国门，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不平凡的事件。
政治之途与学术之路的良好结合在“五四”后的现代中国，是极难兼而有之的，也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成为历史的普遍性(也许搞文学创作的例外)。左派理论家，在学术上一般无建树；在学术上有造就者，又多是“洋奴”或“国粹”。中国1949年解放后，无疑地给知识分子展示了新的路向，能留在中国大陆而不跟随蒋介石潜逃者，都可说是经受过炼狱的人，都可说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人(尽管仍在怀疑中)。光是这一点，历史所作的评价仍是不充分的。就朱光潜来说，他抗日避难四川，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时，逼于形势而就范，加人了国民党为国民党所利用过。应该说，这不是光荣的事，但朱光潜还想过到延安去过新的生活，与1949年毅然留在大陆，这是人生选择，两相比较，应该怎么去评说才公允？“我们都在大陆，你留在大陆，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不加入国民党，而你则加入国民党，这才是永远的污陷”。这种极左逻辑有损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准确评价。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学习，接受新的世界观，走向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不宜提倡空头政治。朱光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迈开了大步，向马克思主义之路奋进。他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统一起来。30年代他提倡“人生艺术化”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我自己”。现在，他面临的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如何完成“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的艰难历程。他果断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于是为之奋斗终身。80年代到香港讲学时，他回答记者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者，朱光潜是光辉的范例，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人。光是这一点，中国现代思想史就能添上不朽的一页。朱光潜的奋斗之路是有基础的，在方法论上说，他早就作出成功的尝试。30年代他引进克罗齐唯心主义直觉说，但他在人生观上，则执着于“人生艺术化”，突破直觉说，走到“艺术形而上学”的通途。人生观与学术观的结合，使他能以儒家实践理性哲学去突破抽象唯心主义。那时，他便深深体会到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将会开辟新的境界，带来新的生活情趣。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信仰儒家哲学，倡导实践理性的一种胜利。
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巨大的历史课题。朱光潜的奋斗之路，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足可借鉴。笔者近年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不要滥用“马克思主义”一语。按科学史惯例，任何学说在历史上的发展都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其创始人建立学说阶段(原生形态，或经典形态)，二是后来续承人按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加以选择、整合的续承阶段(次生形态，或传统形态)，三是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保持与应用阶段(再生形态，或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大阶段：经典形态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学说阶段）→传统形态阶段(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继承阶段)→当代形态阶段(“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在现当代社会中，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此一来，问题就会弄得非常复杂，本来一个学说从创始人的经典形态到承继者的传统形态，便已经发生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再走向“当代形态”那就更加纷纭复杂了。打倒四人帮后，学术界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回到马克思”，但后来却没有贯彻到底。如果不划分历史阶段，分别把三种形态的内涵弄清楚，尤其是把创始人的经典形态的内涵弄清楚，要准确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大可能。在学术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政治指导思想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必须从三分形态中寻求其内在发展线索，而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形态应该首先是研究对象。没有弄懂经典形态，而去侈谈其他形态，甚至连自己也轻易地摆进去(学术界这样人不少，在50年代批判朱光潜时，他就非常反感那些动不动就以“马列主义认为”的和口号)。认真而仔细地读过朱光潜著作的人，将会十分明白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他所说的，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主要是针对其创始人的哲学体系而言的。50年代人们指责朱光潜歪曲了列宁的“反映论”，或者说是贬低了列宁的反映论。但朱光潜一直到逝世前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从在维柯的《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方面下了点功夫，我比从前更坚信大吹被动的‘反映论’，对哲学和文艺都没有多大好处”⑦。1983年在香港讲学回答记者采访时，也毫不讳言，“经过研究马克思一系列原著，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认人的主观因素，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成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高呼冲破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之类禁区’，⑧。“反映论”在国内学术界是被等同于“认识论”的。从哲学史和美学史的发展过程看，认识论都有局限性，必须突破它才能有新的发展，难道“反映论”（因为从属于列宁）就没有局限，不在突破之列么？很明显，这是政治干扰了学术，把学术置于奴婢的地位，这一点是朱光潜晚年所力争纠正的，1979年他修改《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部分，意图即此。他在“序论”中说：“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要落脚到“政治≠学术”的观点上来。
话又得说回来，以上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应当认真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弄清是非。但朱光潜所信奉和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主要是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其中尤以马克思哲学为要。今天的青年人一听说“马克思主义”便大为摇头。这责任谁来负？一是青年人本身，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不知道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底蕴、有多高的学术价值，而是道听途说、因而被时髦的浪潮所掩盖住了：二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被不忠实的信徒败坏了，马克思在世时，他就愤怒地宣布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教训是够深刻的了。在现当代中国，要谈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的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要做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朱光潜所走过的路，确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把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统一起来，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选择。就是今天的年轻学人，也回避不了这艰难的历史选择。无可否认，现当代西方文化、哲学以领先的姿态在人类面前炫耀发光，拒绝它无疑地是不明智的；也无可否认，在西方文化、哲学与东方文化、哲学对比较量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显示了新的生机，新的锋芒，一味沉醉于“文化自我”之中，也不是聪明的选择。当前，思维的套路是：中西结合。至于怎样结合？突破口在哪里，这是相当渺茫的。笔者认为，还是从“基底”部开始，这个“基底”部不必拉得太远，例如回到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地方，但有一个巅峰是不能跳过的，那便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而其合法继承人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所谓中西结合，我以为首先是选择结合的时段、对象。如果浮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哲学的喧闹声中，是得不偿失的。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现当代西方哲学虽然学派林立，色彩斑斓，但归根到底都由康德—黑格尔主宰着，“不是康德专政，便是黑格尔专政”。此话有相当的道理。许多评论朱光潜的人，也深深觉得遗憾，时至80年代，西方思潮、方法论如洪水一般向中国境内泼过来，怎么朱光潜老是无动于衷，还在不断地讲“人性论”，不断的赶译《新科学》。道理很清楚，我们80年代所追赶的时髦，朱光潜在30年代便追赶过了，甚至赶过了头，成为“惊弓之鸟”。80年代人们热衷什么？可归结为一句话：埋葬绝对理性主义，把非理性主义抬上历史舞台。一切的新思潮、新方法都围此旋转，甚至连人的生命存在，也一并塞进“非理性主义”的货篮中。这一切“眼花缭乱”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真可谓“司空见惯”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依德—荣格，等等，变态心理学，深层心理学，鳌鱼解剖，符号逻辑……无不功夫到家，成为国内的先行者。就心理学论著来说，连国内心理学的权威高觉敷教授都赞口不绝，认为朱光潜心理学方面的论著是国内第一流的，甚至是最好的。非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时髦是朱光潜胸有成竹而暂时“按下来”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扩而大之，对中国现当代美学来说)，大力宣扬非理性主义，拒斥理性主义尚为时过早。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弱不禁风”和“中气不足”，并不是起于非理性主义的缺乏，而是起于“理性主义”尚未直起腰来！我们的悲哀，是离柏格森—尼采太近，离康德、黑格尔太远。朱光潜所追求的，是重新扶正理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不懂人性论，不知共同美；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何谈哲学与美学？不说别的，朱光潜光是对马克思“论劳动过程”的考察和思考，那慧眼、那深度就足以令我辈学人深思与反省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和世界发生关系，世界来到人的面前，就要在人的面前展现自身。“人—世界(自然)”的复杂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竭力揭示的关系，否则，人就不能活下去，世界也不能“合理地”存在下去。这首先就是理性主义所要解决的难题，非理性主义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难题的。也无庸讳言，人类的非理性主义在历史上也有巨大的作用，但它只仅是作为绝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与补充时，才显出它的历史作用。抛开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孤立地提倡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标新立异”之说，尚属允许，但对于历史，却是“不负责任”。不理解这个思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光潜晚年之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责怪朱光潜“守旧”、“落后”，面对现代思潮无动于衷，那实在是太不理解朱光潜了。
朱光潜的人生观变革与学术观变革的艰难历程，及其深刻的内涵，我以为是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光潜一生最爱朱熹这首诗，其中尤以“源头活水”令他神往。对朱光潜来说，不管是人生观的变革，还是学术观的变革，其“源头活水”，都是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对正确地评价朱光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
(1)这里抽出来发表的两节文章是笔者最近完成的新著《朱光潜论纲》中的“引言”和“余论”两部分。此书稿即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2)全书共五章，22万字。第一章：四维理论体系的聚焦点——情趣化；第二章：哲人学说——美感内在结构及其网络结构；第三章：艺术形而上学——人生艺术化；第四章：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第五章：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变革。“引言”是全书的开头部分，“余论”是全书的结尾部分。
参考文献
1．尼采．悲剧的诞生•前言．北京：三联书店，1986。
2．尼采．悲剧的诞生•第24节．北京：三联书店，1986。
3．美学间题讨论集(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134－135。
4．5、8，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80、534、648－649。
6．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718。
8．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64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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