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条件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2-04
三、地理条件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四、抑商政策也是统治者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五、结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非常推崇人类的历史主动精神。现代经济学家也非常注重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不过从中国历史来说，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不是因为人们缺乏主动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锢使人们没有积极进取），也不是因为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坏事（专制王朝极力压制进步势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勤劳”、“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够那样生活，只能够“创造”出前期显得光辉灿烂，后期又陷于停滞落后的历史。套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人们在那样特定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其它选择余地。
世界大多数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总要发展的”的认识是缺乏根据的。当我们放弃这一信念，跳出传统的历史研究框架，用经济学家的超然态度来观察中国百姓的具体生活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中国历史之谜”其实十分合乎常规，它们也只不过是“经济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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