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9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ｓｈ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ｈàｏ＠④ｈàｏ＠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ｃｈàｎ＠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ｓｈ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ｈ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些评论虽然存在较大差别，但都远不及《旧唐书》对元白文的推崇，则无疑是一致的。其实，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大幅度跌落，还不仅表现在这些形诸文字的评论上，而更表现在那些不形诸文字的忽视上，如前面提到的《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唐代散文“三变”，“为一王法”等观点，影响非常深远，但对元白文却熟视无睹。自宋代以后，诗文评、总集提到元白文的也少而又少。
三 元白文历史地位变迁的原因
从竞相模仿到无人问津，从主盟一代文坛到默默无闻，元白及其文章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下降无疑是巨大的。这是一个文学接受史上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文学接受行为包括读者和本文两个主要方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读者对本文的接受主要决定于他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它包括理解的起点及其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等内容。期待视野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立和更新中。文学作品在历史行程中的升降就是取决于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正反映了期待视野的更新和重建，与当时骈古文的嬗替和古文文统的建立密切相关。从元白的时代到五代，是富艳浅易的骈文风行的时代，由于元白文最能体现这种文风，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成为士子们竞相摹仿的范本。但是，随着古文逐渐取代骈文以及古文文统的确立，古文成为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心，富艳浅易的骈文淡出，于是，元白文的历史地位就大幅度地下滑。元白文的下降过程，与韩愈古文的上升过程正好同步。
在韩愈的生前，柳宗元、李翱、皇甫ｓｈí＠①对他的散文非常赞赏，但这并不能说明韩文在当时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朋友。而当时文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的裴度就曾批评韩愈、李翱的古文，（注：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旧唐书·韩愈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孔孟之旨。”后文又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惶惶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评价远逊于元白，对韩文的成就与影响都有所保留。在五代，骈俪文风盛行，韩文颇遭冷落，只有牛希济等极少数人对它还比较重视。
晚唐五代的绮靡文风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人们开始谋求变革，古文日益受到重视。柳开、姚铉、穆修、石介等起而倡之，极力推崇韩愈，石介著《尊韩》，宣称：“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注：石介《尊韩》，《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们的呼吁虽然尚未彻底扭转文坛风气，却使尊韩成为一个时代明确的共同意识。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大力提倡古文，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而且利用自己一代文宗的地位团结了许多人，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确立了古文的正统地位。欧阳修对韩愈的嗜好利禄等方面略有微辞，但对韩文则敬仰无比，视为写作的范本，他自觉继承韩愈的文统，一直以当代的韩愈自期，后人也常将韩欧并称。因此，主要由他和另一位古文家宋祁编撰的《新唐书》在韩愈本传和《文艺传》中对韩愈都极力颂扬。几乎与文学史上的尊韩运动同时，理学家们也开始尊韩，建立了自孔孟至韩愈的道统。苏轼顺应时代潮流，从文与道两方面立论，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注：《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统与道统相济，以韩愈为核心的古文文统就这样牢固地建立起来，于是韩文的地位凛然不可侵犯。
回顾韩文的接受史，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唐到北宋中叶，元白文的下降和韩文的上升正好形成非常明显的逆向运动，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骈古文的升降正相符合。在此后几百年中，古文的正统地位一直非常牢固。在这种以古文为中心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下，元白文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只能在以古文文统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获得自己的地位。直到五四时期，人们极力破坏旧的道统，建设新文化。同时，又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随着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新的期待视野的建立，对元白文评价开始转变。如钱基博认为：“白居易之文，不废排比，而出以坦迤，陆贽之支流乎？元稹之笔，力跻遒古，而出之峻重，韩愈之别子也。”（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418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钱先生着眼于元白的差异，认为白文坦易，元文遒古，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虽然认为元稹是韩愈之别子，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而且过度夸大了元白的差异，但他指出白文与陆贽的密切关系，这则是千古未见的卓识。陈寅恪认为：“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时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淹没不显耳。”（注：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第11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先生将元白也划为古文派，显然是没有注意到元白大量的骈文。但他指出元白文是元和文坛的宗主，是与韩柳宗尚不同的文派，则是非常正确的。钱、陈两位先生的观点受古文文统的影响很明显，但他们对旧说的突破也是同样明显的。
当然，影响读者接受元白文还有些其他因素，如元白的诗歌成就非常高，掩盖了他们散文的成就。《旧唐书·白居易》就称白居易“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新唐书》就更进一步认为元白“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这样就容易形成认识上的定势，认为元白文并不重要。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旧唐书》时云：”自宋嘉ｙòｕ＠⑦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旧唐书》，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据此，则《新唐书》比《旧唐书》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元白不擅长散文的观点影响也就更大。但是，期待视野的更新变化无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是文学接受行为的另一主要方面。元白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仔细分析记载元白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史料，就会发现元白在当时受到重视的文章主要是策赋判制诰奏状等文体。制诰、奏议都是公文，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和有关公式，拘束太多，难以充分发挥才情，而且应用性、时效性极强，当时过境迁，就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策赋判等都是考试应用文体，元白的这类文章最符合当时的审美风气，因此士子们趋之若鹜。但是，赋判后来都不再列为考试文体。策论的评判标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元白的这类文章就很难再吸引人们。从元白文的思想内容来看，虽然也有些地方符合正统思想，如白居易《策林》中提倡仁政，元稹《教本书》对皇储教育的重视等，但是这些都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创见。而且元白文还有许多违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地方，如白居易为和尚写了很多碑铭、塔记、经幢记等作品，其中大力宣扬佛教，《醉吟先生传》《池上篇序》等宣扬及时行乐，对封建秩序有一定的破坏。元稹依附宦官，人品颇受非议，《莺莺传》对男女恋爱的描写，也违背封建礼教。因此，元白文的思想内容决定了它们在封建时代，难以受重视。刘师培分析韩文在后代受重视地原因时，指出其中重要一点是：“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学，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韩文如《原道》《原性》诸作，以及李习之《复性书》，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闲圣道、辟异端之功，归之昌黎。”（注：《论文杂记》一一，《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8页，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明乎此，则元白文不被人们重视则是必然。从艺术成就上来说，元白文存在明显的缺陷。且不提公文和考试文体，单看元白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元白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庐山草堂记》《江州司马厅壁记》，元稹《诲侄书》《唐故万州刺史刘君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等，各有特色，艺术成就都很高，充分体现了元白的才华。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太少。元白的大部分散文立意寻常，结构简单，语言浅易，少曲折，少波澜，这些固然不是什么错误，但读多了就会觉得乏味，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元白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文风比较平，即使是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不及韩文那样新警变化，艺术成就的确在韩文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选择是公平的。
一部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考察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及其原因，给我们很多启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才能最终被接受，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主要是依靠某些外在原因而存在，即使能显赫一时，但肯定无法传之久远。对于接受者来说，任何一种认识视角都有局限，因此，我们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反思自身认识的盲点和误区。无论对元白文的价值判断如何，将他们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个时代文风的代表，是文学史发展序列中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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