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最初，人们是不是将一套新概念组成的理论模式视为“科学”? 科学是五四时期的一个著名口号，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崇高的威望。一切只要套入科学话语就会获得无比的权威。某些时候，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压抑性的权势。福柯曾经对于科学话语的负面作用进行过猛烈的批判。相对于神秘主义、非理性、等级化的话语权力、蒙昧和迷信，科学强调的是理性，服从真理，定量的数据，实验证明，如此等等。毫无疑问，科学精神是现代性扩张的强大工具。但是，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间存在哪些差异，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自然科学的许多定律是反复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文学的许多现象则是反规律的。一部作品因为这种方式取得了成功，下一部作品往往就要回避这种方式。模仿不可能产生最伟大的作品。这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之中，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学之中，某些规律可能因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改写。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自然的轨迹，但是， 许多伟大的作家可以改变社会认识。另外，文学之中一种奇特的修辞，一种特殊的想像，一段心理波纹的洞察，这些都很难用所谓的“科学”定量定性地解释。必须承认，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态。另一些形态的知识也可能在生活之中产生作用，推动生活的发展。科学很重要，但不要出现工具理性的崇拜，企图用科学实验或者数学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人们可以发现，许多人只认可所谓“硬”知识。即使在大学的语言文学系之中也是如此。不少人的观念中，语言学比文学级别高，古典文学比现代文学级别高——因为前者稳定。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哪一种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形态更为接近。知识必须纳入科学话语的模式才能得到信赖，人们没有注意到大量的非科学知识在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观念导致许多人文知识在生活中的意义遭到漠视。一个简单的口号可能煽动一大批人。人们可以不承认这是科学，但却不得不承认它的作用。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
文学研究中还时常出现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理论家的工作程序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种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什么叫做文学? 什么叫做现实主义? 什么叫做浪漫主义? 或者，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 一旦规定了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一切文学都往这个筐子里扔，仿佛所有的作品都在证实这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偷懒。很大程度上，文学所强调的感性经验恰恰是对于形而上学倾向的抵制。感性经验常常突破各种大概念的规定，显示出遭受理论遮蔽的另一些脉络。概括与解概括、收敛与发散之间和平衡常常考验理论家的才能。各种主义的提出通常是对于某种文化倾向或者文学迹象的发现，但是，不要轻易地将一段文学史完全塞入某种主义。如果有1 000个人在公园里活动， 只要200个人都穿上了红衣服，就会体现为一个明显的潮流。概括这个潮流的时候，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穿红衣服的人，一切都与穿红衣服的人有关，历史从此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事实上，作为研究者，既要迅速地察觉一个潮流的形成，又要始终关注200个穿红衣服的人与其他800个人的互动。要善于把握理论概念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张力。许多文学研究的命题是由这种张力提供的。然而，现在的不少理论家往往热衷于从一个概念出发，进而对文学现象进行一些简单的分门别类。另一些无法整齐地纳入这些类别的问题，往往遭到遗弃。这种形而上学的爱好据说来自哲学的训练，同时，据说哲学是带头学科。哲学的确对形而上学体系具有特殊的爱好。可是，如果将哲学的智慧仅仅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概念，那肯定是南辕北辙了。事实上，近期出现的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
近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论文阐述了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以及主要特征。文化研究兴趣广泛。理论家不仅关注学院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至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大型文本加以解读。对于一部作品，文化研究擅长于展开文本背后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脉络。有趣的是，恰恰是这种广泛的兴趣再度引起一些理论家的担忧。他们疑虑重重地问道:文学又到哪里去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庸俗社会学曾经严重地困扰他们。许多文学批评仅仅将作品作为某种理念的图解和传声筒，尽管其中为数甚多的作品十分生硬和拙劣。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具论的文学观念终于遭到了清算。他们终于有机会谈一谈文学本身的问题，把文学当作文学。然而，文化研究再度斜刺里杀出，以至于这些理论家惊疑相向:是不是庸俗社会学借尸还魂了?
文学研究应当关心文学本身的问题，这是抵制文化研究最为常见的主张。然而，如果问一问何谓文学本身问题，许多人似乎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的确，浪漫主义那种作家传记式的批评已经过时，人们觉得文学研究应当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可是，研究作品的哪些层面呢? 一些人认为，生动的人物性格或者细腻的内心描写似乎就是文学本身，另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学就是动人的情节。然而，这不就是韦勒克这些理论家时常批评的外部研究吗? 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来，多数理论家倾向于认为，语言形式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韦勒克的著作中将谐音、节奏、格律、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文学类型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许人们可以提出疑义——这就是文学问题的全部吗? 但是，无论如何，文化研究并没有排斥这些问题。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在于认为，语言形式问题不仅仅在语言形式内部得到解释。形式史的遗传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作家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换言之，文化研究擅长从语言形式入手进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空间。文化研究强调历史文化与文学的互相说明，互相解释，这亦即前面所说的“对话”。无论每一篇论文的结论聚焦在何处，无论是不是直接谈论文学，文学都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了话语场。这不该被视为不务正业。只要得出的是一个正确的、有质量的结论，人们就有理由认可这种研究的价值。另一些理论家深感不适的是，文化研究的种种命题和结论扰乱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某一座酒店的装饰风格，一种系列名牌产品的广告设计，电视肥皂剧的拍摄机制与剧情结构的关系，文学学科有必要向这些不伦不类的问题开放吗? 这有没有越俎代庖之嫌? 这种疑虑背后显然隐藏了一种观念: 学科的界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学科的设置又是依据什么? 如果某些问题的存在与学科的界限无法重合，某些时候，学科的界限甚至截断了人们的视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坚守学科的传统边界而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 当然，学科本身的界限形成以及内部结构同样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学科设置的缘起，历史环境，学院机制，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与某种知识体系的相互配合，这些均在考察之列。如果不是囿于传统的巨大惯性，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常常是维持学科界限的重要原因。
近期文学研究中另一个波及面较大的问题与后殖民理论的普遍流传有关。一段时间内，人们听到了一个迫切的呼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不少理论家认为，必须通过有效的转换将中国古代文论引入现代文学理论。这是重新焕发中国古代文论活力的途径，也是为现代文学理论提供一个丰富的资源。不久之后，在后殖民理论的启示下，这个论点又有了续篇:一些理论家发现， 现代文学理论充斥西方的术语，民族的文学理论已经“失语”。人们有必要重新启用中国古代文论，甚至可以用一套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解释西方文学。这是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独霸天下的措施。［1－2］这个问题涉及较多的因素，但是，人们不该因为简单的民族主义激情而放弃理论的职责。后殖民理论不是单纯地鼓励复活国粹主义，或者意气用事地摆出一些空洞的姿态。后殖民理论在于将民族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因素投入极为复杂的理论空间，探索解除文化殖民的路径。在我看来，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中，重要的是某种理论对于本土经验阐释的有效性，而不是这种理论生产者的族裔。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本土的理论对于本土经验的阐释具有先天的优势。相对地说，本土理论家可能更为了解本土的现状，但这不是一种理论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所谓的本土经验不是密封在保险柜里，而是与全球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现代性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论之中的“思无邪”、“道”、“气”、“神韵”、“风骨”等概念的阐释能力有可能不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无意识”。人们应当关注的是，某种理论是否可能进入本土的问题结构，而不是这种理论之中是否存在西方的术语范畴。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不等于一笔勾销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统统将民族文化作为这些术语范畴的例证。相反，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许多时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解殖民”的策略之一，而不是一律地判定为文化投降主义的表征。
另一个需要辨析的层面是，本土理论并非等同于中国古代文论。同样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 历史愈悠久的理论愈代表本土的正宗。这种想像多半是一种无意识， 福柯曾经称之为起源神话——人们无意之中觉得，愈靠近诞生之日就愈是拥有纯洁的本质。这同样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民族幻象，仿佛一个民族凝固在某一个时刻。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先秦的文论必然优于两汉，两汉的文论必定优于魏晋。然而，熟悉中国古代文论的人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而且，这种想像往往无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少理论家眼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大规模介入，这个时期的理论家仿佛丧失了民族传统，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不足为训。然而，事实证明，这恰恰是理论家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时期。痛苦的全球化逼迫理论家严肃地思考民族的命运。摒弃传统和“拿来主义”是他们拯救民族的文化战略。不论这种文化战略具有多少不足， 仅仅将他们视为文化殖民的标本恐怕是张冠李戴。
当然，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等于停止在那个历史时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去了， 许多新的历史事件陆续发生，各种理论同时提供了观察历史的另一些视域。许多理论家——例如赛义德这样的理论家——反复提醒人们，必须注意隐含在文化交流之中的强权、征服与变相的帝国主义入侵。这一切可能隐藏在学术形式背后， 也可能隐藏在文学的叙述技巧或者人物关系设置之间。这个意义上，反抗文学理论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都是极具战略意义的理论动作。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将所谓的“现代转换”想像成某种简单的术语替换，用“意境”或者“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对付艾略特、福克纳或者乔依斯就够了。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绝不是征集一套中国古代文论术语进行覆盖就能解决问题。至少，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必须进入现代话语的空间，接受挑战、反诘、质疑、证伪。只有经历这一切并且激发出强大活力的理论才能声称转换的完成。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有助于梳理本土独特的问题史线索，并且指示出现代话语可能展开的另一个向度，那就可能包含了对于理论史的贡献。反之，如果这些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只能作为历史的遗迹保存于博物馆之中。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涉及的诸多方面，理论家必须事先做出充分的估计。
参 考 文 献
[ 1 ] 尹锡南．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N ] ． 比较文学报．2005 - 06 - 15 (4) ．
[ 2 ] 尹锡南．让印度的成为theory，西方的成为data[N ] ．比较文学报， 2005 - 06 - 1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