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中的身体伦理
其实，不仅写作事关身体，一切的社会事务都和身体有关，连政治也不例外——没有身体的政治，肯定是不会尊重人性、尊重生命的。没有身体的政治向往的是远方，为了远方的某个超验的理想，它可以不惜牺牲许多现实中的生命；强调政治的身体性，就是要避免政治只在空中飞翔，而无视千万哀痛的灵魂在大地上游荡。只有从身体出发的政治，才有可能是人性的政治。历史已经一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开始限制身体的自由，什么时候就会现思想专制和生命迫害，因为政治要飞向那个虚无的远方，它是决不允许身体束缚它的。身体是当下的朋友，远方的敌人。忽视当下性、只顾远方的政治和写作，对人类是一种灾难；人连藏身之处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幸福和理想？死魂灵的写作就是一直在空中飞翔，永远落不到大地上，不能魂归“我”这个身体，最多只是现有文化和思想的转述，这种写作显然是被别的思想作用了，接受的也是别的思想命令，哪怕这种思想很高尚，符合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于写作者的身体而言，也是死的，虚假的。一些作家在政治运动期间写了不少“假大空”的作品，为何现在不愿再谈及？因为事过境迁，他发现那些东西不能代表真实的 “我了——由此可见，当时那个真实的“我”是被有意遮蔽起来的。包括诗歌界一度极为推崇的海子，他在长诗和诗学随笔中，经常使用希腊哲学和希伯莱神学的一些思想词汇，可他并未在自己的身体中找到和这些神学思想相契合的点。在 “王在深秋”、“我的人民坐在水边”这些空泛的诗句中，你看不到海子那个柔弱的、多愁善感的身体，你感觉不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存在于“王在深秋”这样的诗句里的。我不否认海子是有才华的，但他的写作没有足够尊重自己的身体，反而用一种高蹈的方式蔑视了身体的存在，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身体——从他惨烈的自杀悲剧中，你可看出他是多么厌恶自己的身体，多么想脱离身体的束缚而独自在空中飞翔。他的诗歌，很少有身体的在场感很少有那些和个人的身体密切相连的细节，看不到多少现世经验，你只能看到他张狂的灵魂在希腊上空、在神学殿堂里漫无边际地飞翔，这种灵魂最终因为失去了它最主要的基础——身体——而显得过于空洞。
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除了海子这种观念写作之外，还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身体写作———它使用的是公共的身体，这看起来是在书写身体，其实这样的身体已经没有多少个人的色彩，只不过是在转述一些身体的公论而已。比如，小说写作中的那些私生活，有多少不是照着现有的消费口味所设计？诗歌写作中的个人经验，又有多少出自诗人自身的深切体验？现在市场上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个人写作”，就是因为这些“个人写作”都有着鲜明的公共价值的烙印。真正的“个人”其实一直处于隐匿之中，很多的“个人”只是经验、表象的不同，支配这些“个人”的依然是某种思想的总体性，并无多少精神的个性可言。它的直接后果是缩减了文学的精神空间，也使写作变得日益表浅化。
要反抗这样一种公共写作，没有身体的揭竿而起是无法成功的。但是，身体在今天的写作中被简化、被过度使用后，也面临着再度被公共化的危险。如果说，上次的公共化是专断的思想，那么，这次的公共化则是性和欲望。它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不能说，一个人大量写到了性和欲望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在进行身体写作；身体一旦被公共化，即便作家写了再多身体性的细节，它也不再是身体写作，因为这样的写作用的不再是个人的身体，而是公共身体，它在骨子里其实还是观念写作，因为在他笔下的性和欲望，只是一种社会公论，一种与自己的个人经验无关的类型化表达。很多人甚至看到书写性和欲望的作品好卖，便按照这个社会的总体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写作，这是写作的复制，已经和那个真实的身体无关。
三
钱穆曾经指出，晚清的衰落，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照此说法，现在的写作困境，也在于写作成了纸上的写作——最有活力、最有个性的部分被遮蔽了，千人一面。千人一面的写作肯定是观念写作，而不会是身体写作。这样的观念写作，就是为了某个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或者为了一种所谓的抽象精神，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写，集体戴上文化面具（如罗兰?巴特所说，现在的写作都戴上了文化的面具）——这面具要遮蔽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跳。这种文化面具既可能来自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书面的阅读经验；阅读中的文化面具，与意识形态的文化面具是一个意思。反抗这种写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回到身体，回到有体温的写作现场。
为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文学的语言革命之后，到二十世纪末，身体会成为另一次文学革命的主角。语言和身体，前者指向的是“怎么写”，后面指向的是“写什么”——比如 “下半身写作”，不就是一次“写什么”的革命么？好像“怎么写”的可能性已经穷尽了，再次的革命，只能诉诸身体，造道德的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半身”的出现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作为一种诗歌的行为艺术，把诗歌从“怎么写”再次转回到“写什么”，这里面其实蕴含着新一代写作者很深的文学焦虑和精神焦虑。
但我也注意到了，当身体写作成为一种时髦，当肉体乌托邦被一度神圣化，“身体”很快就在当代文学中泛滥成灾。真正的身体遭遇到了被简化、被践踏的命运。简化的意思就是把身体等同于肉体、欲望和性，结果就把身体写作偷偷地转换成了肉体写作。这种对身体的迷信很容易走向肉体乌托邦。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普遍以为肉体就是一切，以为肉体可以决断一切，把身体的生理性强调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因此，我更愿意用一个新的说法来代替“身体写作”这一称谓——“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说“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强调的是两个要素，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语言。“身体”说的是作家使其焕发出新的光辉——遗憾的是，这样的创造性写作，在当代是越来越少了。
一百年前，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声称：“要以身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我相信当下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接受了这样的劝告——“以身体为准绳”，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写作者热衷于将身体改写成一种肉体的欲望叙事。美国的罗伯特?惠特曼在评价其剧作时就说：“我希望我的作品成为有关肉体经验的故事。”这种肉体经验的故事，欲望的故事，在中国作家笔下，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写作主题。消费这样的欲望故事，不仅成了这个时代的身体伦理，也成了这个时代的话语伦理。这种伦理的核心内容是欢乐。美国的萨利?贝恩斯在《!"#$ 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一书中说：“当身体变得欢乐时，由文雅举止的条规建构而成的身体会里外翻转——通过强调食物、消化、排泄和生殖上下翻转，通过强调低级层次（性和排泄）超越高级层次（头脑及其所暗示的一切）。而且，十分重要的是，这欢乐、奇异的身体向个人自足的现代后文艺复兴世界中的‘新身体教规’挑战，新教规的身体是封闭、隐蔽、心理化及单个的身体。而这个欢乐、奇异的身体则是一个集体的和历史的整体。”——萨利?贝恩斯显然忽视了身体在欢乐化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危险因素，那就是身体沉溺在自我欲望中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这其实是对身体尊严的严重伤害。身体被政治所奴役和被消费所奴役，其结果是一样的，它都是使人从人作为一个存在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身体所感知、接触和遇见的每一件事，都跟他的写作有关，惟有如此，他的写作才是一种在场的写作；“语言史”的意思是说离开了身体的独特经验，语言的创造性就无从谈起；照样，离开了语言的创造性，身体的经验也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出场空间。二者在写作中应该是同构在一起的。仅仅从经验层面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太大的，比如吃饭、睡觉和性，等等，都差不多，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文学产生，就在于写作者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用创造性的语言来描述、发现和想象存在，并重新建构事实和经验的边界，本身的价值构想中坠落，最终走向它的反面。以前那个政治化的社会，在身体问题上，坚持的是道德身体优先的原则，抵制一切个人对身体的关怀，把身体变成了一个政治符号；现在这个消费社会，在身体的问题上，则坚持欲望身体优先的原则，放纵一些肉体的经验和要求，最终是把身体变成了一个商业符号。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这话一点没错。无论是政治奴役身体的时代，还是商品奴役身体的时代，它说出的都是人类灵魂的某种贫乏和无力。
重新建构身体维度的渴求，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了。应该把身体当作一个整体来规划。它可以是开放的，但应该拒绝被外在事物所操控；它是自由的，但这自由不能被滥用；它是有情欲的，但它也超越情欲。最重要的是，它是独立的，但它也生活在一个广阔的身体世界里：自己有身体，别人也有身体；推而广之，政治是一个身体，社会也是一个身体。政治身体被滥用，会导致强权和压迫；社会身体被滥用，会导致灾难和动乱；个人的身体被滥用，势必也将失去身体的价值和光辉。只有将个人身体的独立性同构在别人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才有可能获得精神性的平衡。换句话说，生理性的身体必须和语言性的身体、精神性的身体统一在一起，身体的伦理才会是健全的。——我相信，关于身体伦理的这一思索，对于文学叙事中的身体表达，也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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