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观念的历史追溯与多维透视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6
继依附论这种全球化理论之后，70年代由伊曼努尔·华伦斯坦所率先提出的“世界体系”是一种影响至今的理论与学派。它是受依附论观点影响同时又与现代化发展这种主流理论传统相对抗的学说。其中心概念是“核心”、“边陲”、“半边陲”与“世界体系”。在华伦斯坦那里，核心、边陲、半边陲都是不能等同于一种地理位置，不是一种真实的空间位置，而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具体位置。中心国家都是全面发展型的工业化经济体系，而边陲国家则往往是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专业型”经济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最重要的概念，它是一个用以取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概念。在世界体系论学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三个层次的金字塔，最上层的是集中了“核心化生产过程”的核心国家，中间是半边陲国家，下层是集中了“边缘化生产过程”的边陲国家。这样一种世界图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三个世界”，从核心向边陲的下降，主要不体现为贫富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经济自主性的减退。世界体系论更注重的是研究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由于引入了一个半边陲概念，世界体系理论才不把世界整体系统中的各个国家的地位与命运看成是注定与不可更改的。在它看来，各个国家的命运可根据世界市场的上下来回波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经济体系并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帝国，而是一个带有“零和博弈”色彩的世界。世界经济并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产生于16世纪，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四个发展阶段。从1450年到1640年，在西欧形成与产生；从1640年到1815年是巩固时期；从1815年到1917年成了一个全球性行为；从1917年至今是加强时期。这四个时期世界体系的中心是在不断地改变的。在华伦斯坦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由于它彻底统治世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灭亡；而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整体性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
通过比较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我们会发现：依附理论是简单的和静态
的，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动态的与复杂的。依附理论是外部决定论，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归结为外部力量的剥削与掠夺，而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又是封闭的、片面强调内因作用的“内因决定论”；而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模型坚持“整体决定论”，即整体的发展规律决定部分的具体发展过程。依附理论主要以南美洲的殖民化历史为理论参考系，地区狭隘性比较明显，而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是以欧洲的原生形态的现代化发展历史为原形与起点，追溯世界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而抽象出来的。所以，世界体系理论的模型更具有普适性特点，可用来解释世界各时期区域的发展问题。
除了方法与基本理论不同以外，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研究主题上也有诸多不同。表现在：（1 ）依附理论的起点是研究个别国家的发展问题，由此引出国家之间的影响对于发展的影响问题；而世界体系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整体的发展规律问题。（2 ）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然后联系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的发展来说明拉美的不发达。而世界体系理论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目标与重点放在早年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由此向世界展开。依附理论虽然对拉美国家的不发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合乎实际的报导，但它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的说服力不足。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对解释全球化发展问题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普适性，但由于基本上是抽象的理论，使得它毫无实践生命力。总的来说，虽然世界体系理论相对于依附理论来说，具有更加合理性与全面性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理论缺陷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前景与现状都做了悲观的消极被动式的描述与预测，都是一种宿命论的历史观念，这种第三世界的发展观念与第三世界化的全球化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观念与全球化观念相比，与这种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成功的理论经验相比，肯定是有明显的弱点的；也与在冷战结束以后即苏联解体以后所形成的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现在就以西方当代两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评价来说明问题。
当代英国社会学巨擘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体系或者世界体系概念的内涵远比华伦斯坦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在他看来，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性社会的特点与主题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包括四种基本的制度特点：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与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从这种理论框架来看，世界体系理论过于狭隘了，因为它仅仅关心到了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特点，而实际上抹杀了民族国家的特点与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的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注：以下关于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观点的内容介绍与观点，在此参照了方宏进著文《从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变革》，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期第62页， 及孙立平著《传统与变迁》，第199—2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能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面向，而不是指世界体系的整体。国家体系与此同等重要，特别是在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体系发展过程的晚期，它尤其十分重要。更抽象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国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以应有的重要意义。从目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态势，从世界区域军事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现实来看，吉登斯的观点比华伦斯坦的观点更合乎实际。
已如前述的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他所主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华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既有共同点也有重要的基本的差别。（注：以下内容参看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批评》，第9—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他认为， 在过去20年里，世界体系理论在分析解释发展与不发达的问题时提出了现代化话语的最佳选择。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话语的区别是：1.世界体系分析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中心论据，因而试图将资本主义提供的现代世界结构理解为一种生产模式。2.它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它认为单独的民族内部发展的历史是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而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都要经历过的必然历史阶段。但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代，进入到一个以跨国公司化这种超民族国界发展为特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化发展第一次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种具体的地理位置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状态超越出来，进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代。与世界体系所包括的“整体与局部”、“世界与民族”、“中心与边陲”这种二分法不同，全球化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是“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德里克所提出的“全球资本
主义分析”在其逻辑上与“世界体系论”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但它所得出的结论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全球化权力结构上，最重要的是民族对国家地位的认识上。“当它在一个指向超越民族空间性的新格局中重构现代化话语时，世界体系分析却在谈到发展与解放问题时继续把民族当作分析单位”。德里克借用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曼努尔·卡斯太尔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秩序化体系，而是一种体系化与非体系化相统一的网络化时代。卡斯太尔认为，可将这种新的国际分工说成是在一个信息／全球经济中的四个不同位置上建构起来的：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四种经济类型是无法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它们是在网络中和流动中被组织起来的，使用的是信息经济的技术基础结构。它们具有某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密集度，但全球经济并非因此是地理上的一体化经济。最新的国际分工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沿着全球网络和流动结构中，发生在以上所说的那四个位置的经济代理人之间。所有国家都会被这四种位置所渗透。这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世界经济几何学”，而不是传统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所抽象揭示的静态“世界经济建筑学”或者地缘政治经济学。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从全球文化学角度向我们提供了另样的全球化图象。（注：以下内容参看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529—53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他认为，就其秩序与强度而言，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互动的新境界。我们必须把新的全球文化经济解释为一种复杂的秩序，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着断裂与脱节的秩序。传统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理论模式，或者多中心与多边缘的理论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今世界的异质性特点。他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者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三
根据学界的权威看法，全球化（注：以下内容参看杨雪东、王利《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全球化与中国》，第2页。 ）可以概念为如下几种内涵：一是从全球信息化理论和所谓“全球村”理论角度指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自由传递，提出这种全球村概念的，当以加拿大科学家麦克卢汉为最著名的代表；二是从全球化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配置，即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乃至人力要素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个一体化的全球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的互补性、关联性前所未有的增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突出地代表了这一点；三是从全球体制一体化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也有人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全世界的扩展，以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反映出了这种立场与声音。最后一种观点是从全球问题学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就是从全球化问题的形成到价值观点达成共识，再到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罗马俱乐部就代表这个观点与方向。
全球化现象与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发现传统的理论框架已经很难有用武之地。无论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普遍与特殊”律，“传统与现代”二分法，还是“整体与局部”律，“内因与外因”律，“中心与边缘”律，“东方与西方”律，两个阵营理论这些众多的二分法，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似乎无能为力。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合理的悖论，是一个对对立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过程，即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整合与分裂、集中与分散、世界化与民族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统一与矛盾的动态过程。全球化过程既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的机遇。它虽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趋势与特点，但这恰恰证明与突出了国家主权与利益自主独立的重要性；它虽然具有制度一体化并轨化发展的态势，但这恰恰向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动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它虽然具有着超越与克服与地域文化及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跨国性经济特点，但这同时又加剧了民族与宗教文化冲突的趋势。它虽然通过全球性经济重心的不断转移来为全球各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加剧了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安全的不稳定的因素。它一方面从经济上加强了全球范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则又加大了地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与愈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它一方面促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的紧密合作与此同时联系，同时也的确制造了新的对
抗与分裂。
冷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一体化格局，既说明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也说明了传统的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固有的严重弊端。但这种危机现象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与资本主义的永恒胜利。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所开辟的，是资本主义的欧洲胜利地征服世界各民族的过程：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来看，全球化的本质主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跨国化发展以及对当代世界的总体控制。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是永恒的。必须看到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这种主导的统治秩序与由它所引起的各种反对与异质力量进行相互较量与冲突，进而共同发展的历史。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是对抗资本主义、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片面性弊端的、使全球化进程朝着健康合理方向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制约，没有以苏联与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与挑战，由资本主义所开辟的全球进程便不可能有如此高速的发展。而几百年以来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抵抗，则有力地促进与保证了全球化进程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从而使得全球化运动既在促成人类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的同时，还保持着众多的多元化丰富性创造性源泉。也就是说，正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等这些重要的异质因素与反对力量的不断强大，才使得全球化充满了生命力。正像如前所述的美国的经济学家瑟罗指出的那样，如果在整个世界上资本主义失去了像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这将是它因为缺少竞争而丧失活力的开始。（注：参看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319—320页。）相反，社会主义的局部的暂时的失败与陷于低潮，不能说明社会主义从此走向终结，倒是说明那种封闭保守的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终结。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在全球化运动推动下发展的历史；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本身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失败的历史，离开了全球化发展的总体历史，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的。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失败使我们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之外的真正的马克思（或曰一个“（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了解到了马克思的全球化发展观念的经典本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全球化观念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全球化观念、当代全球化发展现实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经验共同对话与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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