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节约型经济系统
[关键词] 中国21世纪议程 ；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型经济系统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21世纪议程》的主导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了 《中国21世纪议程
——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中国政府的这个行动被国际社会誉为落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Number One”（一号）。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成就，在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02）等文献已做了详尽阐述。本文试对十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认识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哲学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中有的方面过去曾提到过，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在实践中问题又发生了新的演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对未来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这个方面的讨论就显得更加有必要。
一、“发展是硬道理”是不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这一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通过的《21世纪议程》[2]，把“可持续发展”正式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程。1972年6月，联合国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发达国家的公害问题接连恶性爆发、民间生态运动大规模兴起的背景下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最大功绩在于唤起了世人的环境觉醒，所以《斯德哥尔摩宣言》被称为“第二个人权宣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仅就污染谈环境问题，没有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南北国家的立场出现了高度的对立。20年后，世界各国都深化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183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坐到了一起，所以里约会议被称为“地球峰会”。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是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它提供了一个从当时起到21世纪的行动蓝图，涉及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在通过这个文件并签署了其他关于环境的公约之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郑重表示：“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签署了公约，就要覆行公约规定的义务。”里约大会一结束，中国政府就立即着手组织编写《中国21世纪议程》，并于1994年5月正式公布。
《中国21世纪议程》根据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精神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并非一帆风顺，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就是把环境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于是，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在不少地方就始终处于两个层面（俗称“两张皮”），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搞所谓“政绩工程”。一般说来，环境破坏可分为刚性破坏和柔性破坏两类，排放污物、滥伐森林、猎杀野物等属于前者，而浪费型的消费则属于后者。目前的情况是刚性破坏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而屡禁不止，虽然制止这种破坏执行起来十分棘手，但毕竟有法可依，应该说还不是最难的；而柔性破坏是在谋求发展的旗号下进行的，所以显得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理直气壮，这就很难对付，后者往往又是前者的动力。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解决要牵涉思想、体制、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认识问题显然是首要因素。例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地环境、矿藏资源都影响很大的家用轿车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包含着消费观念等问题。如果深究下去，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机制。这类问题似乎是正当行为下附着的不当行为问题，在很多场合下人们还很不情愿正视它是什么问题，或者说它属于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又是危害很大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僵化保守的观念而言的。邓小平讲这句话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特殊的政治形势。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二是步苏联东欧国家的后尘；再就是排除“左”、右干扰，继续前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了前两条道路，选择了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的紧迫性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是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3] (P377)
根据自组织理论，任何有活力的系统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才能维持与进化：第一，系统必须开放，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入负熵流来抵消自身的熵增加；第二，系统必须远离那种不随时间变化的热力学平衡态；第三，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作用使各要素之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第四，系统中某个变量和行为对平均值发生偏移，使系统脱离原先的状态。因此，所谓发展，就是系统进化，即从旧的稳定状态跃迁到新的稳定状态。这是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实质。实际上，只有突破旧的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在当时背景下，如果中国社会不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当社会的安定、甚至国家的主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自然环境绝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邓小平强调把效益和发展作为加快发展的前提，同时把加快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和教育，强调科学地而不是粗放地发展，这与积极的环境保护思想是内在一致的。
1990年，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谈到：“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3] (P363)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有条件能搞快一些的就快一些，只要是质量高、效益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就应当鼓励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要真抓实干，大胆而又细致地工作，齐心协力办好几件大事，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4]龚育之在回顾总结党的十四大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提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五个理论贡献，其中第四个贡献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要讲综合国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5]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任务：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公报的形式把资源利用方式问题列入全局工作。在两个转变中，后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前者则是后者的体制保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当利用，或者是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更新能力，或者是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以废弃物的形式向环境排放，如果按照真实的生产成本进行核算，许多生产的所谓“效益”是完全虚假的，所以，粗放型的生产就是低效益的生产，也就是环境危害型生产。积极的环境保护并不是要去遏制生产，而是要设法改进资源的利用方式，既能使人们的正当需求得到满足，又能使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这就是集约型生产。所以，把“发展是硬道理”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完全是一种曲解。这是对两个不同层次问题的回答，前者回答的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后者回答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其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主人翁地位被严重扭曲，社会早已陷入经济贫困——人口膨胀——环境破坏的泥淖，著名的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就是这样的典型。改革开放以后的许多问题是由历史积淀造成的，而历史造成的许多问题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高度重视并被治理。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只有以积极的姿态，通过提高资源的开发能力才有可能。正确的道路应当是，首先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加大对教育（包括环境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使人的素质得到提高、开发手段得到增强，同时推进积极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政策，才有可能使人口、资源、环境进入良性循环。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不与环境保护相矛盾，而且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惟一正确思路。当然，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缺陷，这种缺陷也会导致资源环境破坏，而且破坏的力度甚至会超过僵硬的计划经济。两相权衡，停滞和倒退的结果是绝对的破坏；而前进虽然充满了风险，但毕竟存在着走出困境的可能。明智的抉择只能是前者，这就需要正确的思维、高超的技巧，特别是要利用特定的社会机制来驾驭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应当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哪里？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涵非常深刻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21世纪议程》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纲领。如何落实这个议程，十年来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从实践来看，整个工作应当有一个中心，否则在千头万绪的日常工作中，很容易使可持续发展流于口号。自组织理论中的协同学指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数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协同学通过对不同参数的不同作用的分析，发现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临界过程中，不同参数的相对变化快慢是不同的，而且往往还差到几个数量级。因此，在临界过程中按照衰减的快慢，可将参数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两大类，慢变量就是主宰系统最终结构和功能的有序度的序参量。协同学在解包含有快变量和慢变量的方程、且快慢变量的阻尼参数相差悬殊时，经常采用消去快变量的方法，使方程变得简单可解。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说过：“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6]要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更大的成效，必须抓主要矛盾，用“弹钢琴”的思想方法开展工作。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人的发展，应该说，这种说法已经捕捉到了问题的根本，因为任何工作、任何战略、任何事业，归根结底都是要依靠人来运作的。如果人的素质低下，人际关系不融洽，社会运行有障碍，都会造成基础性的困难。十年来，我们在政策、法制、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意都在促进人的发展。这些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不少成绩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其中很多工作与可持续发展并不搭界或不完全搭界，有的工作甚至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背道而驰。例如，在较长时期内，对干部的考核内容以传统的经济增长指标为主导；教育和文化活动确有空前发展，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却有着大片的盲区；工程项目都有民意支撑，但在论证中环境保护部门的声音最小。于是，一方面，到处都在提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危机又在不断加重，因为人的利益有真正利益与虚假利益、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分，它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明确的依托，人的发展只是飘渺、空洞的概念。
马克思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人的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人能参与全面的活动，能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使自己的一切天赋（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产生极大的创造力；第二，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人的个体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互协调。更深入地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需要三个条件：摆脱对必然性认识的盲目性，实现意识的自由；摆脱自然界中盲目力量的统治，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摆脱人与人关系的束缚，实现对社会的自由。意识的自由是前提，对自然的自由是基础，对社会的自由是条件和手段。
在意识、自然、社会三者中，对自然的自由是根本点，因为说到底，其他两方面的自由都是为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服务的。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但自然存在毕竟是第一性的因素，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关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撇开了在自然界中争取自由这个基本任务，抽象地谈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抽象地调整社会关系，最后完全违背初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这才使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从而产生了活力。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但同样必须遵循以上规律，把经济建设生态化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所谓生态化就是把生态学的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所谓“生态化”，实际上是生态学化。只有紧紧把握这个中心，才能理顺可持续发展战略各个方面的关系，产生纲举目张的整体效应。
从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过：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后来在《资本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显然，在这里是把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来看待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三个自由的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得到确立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市场经济阶段，否则就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
经过多年的痛苦摸索，我们终于明白了，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同样是不可违背的。当然，如何走过第二阶段，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采取大体相同的经济运作方式，但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逻辑上就应当有意识地把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奋斗目标。笔者早在1992年就提出，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可划分为采猎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按照生产劳动的本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个观点，未来的技术社会形态是“生态产业社会”而不是“信息社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20世纪中下叶的公害冲击之后，生态产业革命的步伐明显加快，而中国则面临着工业革命和生态产业革命并存的双重任务，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约化增长的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能否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在新型工业化面前将得到严格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