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旅？
[关键词] 意识形态； 终结； 新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提出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避之唯恐不及。正如英国哲学家汤普森所言：“今天，很少有人会宣告自己是‘意识形态家’，而许多人却会毫不犹豫地宣告自己是保守派或社会主义者、自由派或民主派、女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意识形态是别人的思想，是除了自己以外某人的思想。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负面的批评意义。”（[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尽管中国尚没有发展到西方后现代化社会的层面，但社会中轻视、漠视意识形态的观点和看法也不绝于耳。我们不禁要问：全球化时代，真的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旅吗？
颇具历史戏剧性的是，“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来的。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里所特指的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将会被“终结”，被科学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所取代（[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将自己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认为是一种科学。
此后，这一主题便不断被人提起。二战结束以后，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终结”提法的是法国社会主义党人阿尔伯特·卡莫斯。他在1945年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已经宣告终结。到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的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浩浩荡荡的思想潮流了。以拉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塞特和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一思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
二、西方学术界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由
一是西方社会的最新变化。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代表阶级利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别日益模糊，阶级矛盾始终处于可调控的范围之内，阶级革命更像是天方夜谭。阶级都不存在了，也就无所谓意识形态了。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社会，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其经济身份不再明确。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由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种族身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路线冲突将成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这样，社会问题只要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决了。正如肯尼迪总统1962年6月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中表述的那样，“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
二是对传统的意识形态理想的幻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集权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使西方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梦想破灭。反过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越南、科索沃、中东地区的许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双重标准的做法也使得许多笃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深受愚弄。
三是冷战的结束。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看来，以苏东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之日，也就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寿终正寝之时，表明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彻底胜利。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解决了人类政治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在现实和可见的未来也不会遇到真正有实力的挑战者，所以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随着冷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为国家之间的主要冲突。
- 上一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
- 下一篇：“经济杀手”肆虐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