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与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19
二是通过其它各种途径——包括网络、报纸、中国期刊网等——收集到的关于浙江台州、四川雅安、湖北罗田等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相关资料。就网络而言，中国台州网、台州市党建网、中国雅安网、大别山党建信息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都为我写作本文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素材。这些资料包括一些调研报告、记者采访材料、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经验总结等。在后文的论述中，所参考的文献我都一一列出，以表示对作者、以及知识产权的尊重。诚然，由于所涉问题的敏感性，这些资料本身难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不可避免地给本文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增加了本文的写作难度。
一、党内民主与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分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认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观点。同时，认可国内理论界关于“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的观点。由于国内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比较丰富，因此，本文关于党内民主与党代会常任制的理论分析，主要侧重于从三组关系来展开讨论：一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二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三是党内民主和党代会常任制。
1．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
政党与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两张皮。这两张皮有时分离，有时联姻。不管它们之间是处于什么状态，实质上，它们之间总是密不可分的。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通常由政党来组织政府，这样组织起来的政府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代表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民主与党内民主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就它们之间的区别来说，国家民主，主要指的是“政体层面的民主问题，即国家范围和国家管理的民主问题”[1]。在现代政治中，国家民主的表现主要是议会民主。比如中国国家民主就是人大民主。党内民主主要指的是政党内部所实行的民主。就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说，由于国家与政党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从理论上来看，它们之间具有这样几种可能性，国家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国家民主，或者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共同推进。
就当代中国而言，从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来看，近年来发展党内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主要是得益于国家民主的发展。具体表现在：1998年11月到12月底，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举行了乡长候选人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的竞争性选举，与此同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南城乡，以及稍后不久的深圳市龙岗区的大棚镇都实行了乡镇长的直接选举。2001年底到2002年初，四川省有大约4000名乡镇长或副乡镇长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竞争性选举产生的正（副）乡镇长占四川乡镇政府领导班子职位总数的1/3。[2]在2003年的深圳和北京的区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都涌现出一大批体制外的“独立候选人”，使人大选举由确认性选举向竞争性选举迈进。
正是由于乡镇长的直接选举和人大代表的竞争性选举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此后各地的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2002年以来，湖北、四川、云南、江苏、河南、陕西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2002年9月，在全国最早进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的是湖北省京山县的杨集镇。四川省成都市的新都区木兰镇在2003年的12月，重庆市的渝北区在2004年7月，云南省的红河州在2004年8月，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瓦窑沟乡在2005年1月，陕西省南郑县湘水镇在2005年5月，都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并且这些试点地区最后都得到了区一级乃至省一级的推广，像湖北在2005年初、四川在2005年8月、江苏在2005年7月开始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1]
2．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
社会民主，顾名思义，是就社会而言的民主，是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民主。社会民主，一般用于指基层民主结构——诸如小社区、自愿结社、群众自治组织等——所形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可以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社会支柱和基础结构。社会民主具有超政治性，因为它不只是在于其是在社会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也不是政党层面——运行，更重要的是社会民主的发生具有自发性和内生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民主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状态、社会风气和一种生活方式。就其运作的方向而言，主要是自下而上推进。[2]
就中国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各自的发展情况而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党内民主的发展主要是借鉴了社会民主，尤其是“草根民主”发展的经验和做法。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判断：第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是试着走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从中共把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放在市县一级就可以看出，中共也是力图从基层党委民主化改革做起，如果可能的话，实现自下而上的改革。而这一点，正好和社会民主的运作逻辑——实现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民主化——完全吻合。第二、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是从选举民主开始。党内民主的发展首先也是从选举做起。这与草根民主首先从选举突破也完全一致。而且随着基层选举实践的不断深入，党内民主选举发展的经验也就日益丰富。[1]
3．党内民主制度化与党代会常任制的关系
关于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思路，比如林尚立认为，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包括党代会制度、党委制度、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2]发展党内民主也就是要围绕这些制度去建设和发展。如果借鉴基层民主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把党内民主的制度要素概括为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决策制度、党内民主管理制度和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也就是不断加强这“四大民主”（党内民主选举、党内民主决策、党内民主管理和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3]党代会常任制则涉及这“四大民主”的每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党内民主制度化有很多种选择道路和发展模式，党代会常任制只是尝试探索党内民主的制度化的一种试错机制。其能否推动中共的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还有赖于理论上的深入论证，以及实践上的普遍证明。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另关于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可参见金安平：“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2]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1]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英文版前言。
[2] 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2005年7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扩大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的相关问题。2005年9月20日至25日，中央党校党建教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教授率中央党校《党代会常任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编写组一行到台州调研党代会常任制的实践情况。这说明，中央现在非常重视总结十多年来的常任制的试点情况，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关于通过党代会常任制发展党内民主进行实践上的总结，以及理论上的论证做准备。
[1]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是否具有党内民主的思想，在理论界尚存争议。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有人认为他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党内民主的时代”。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确实在党内民主的发展史上为我们开创了优良的传统。列宁的“两个必须”指的是“必须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指示”。“十二项可以”指的是，“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参见；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作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可以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在可能发生重大失误时，下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信任与不信任中央的表决；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批评领袖；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可以由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专门委员会，检查党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可以而且应该监察、检查党的最高层机关与高层领袖”。“八个没有”指的是，“没有一个凌驾于党之上，集权于一身的领袖；没有一个说一不二，个人说了算的领袖；没有哪位领袖享有批评豁免权，可以置身于批评之外之上；没有一个永不犯错误的神；没有个人迷信；没有高薪制；没有制外特权；起码在党的上层没有党内的恐怖”。参见尹彦：《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参见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14页“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常任制的由来和意义”。
[2] 说党内民主的研究是西方政党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因为当代西方各政党为了克服自身地位的衰落，都纷纷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缓解这一紧张趋势：一方面力图克服党员数量下降，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政党的功能弱化。参见朱德米：“挑选候选人：当代西方党内民主的核心”，载刘建军主编：《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复旦政治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63页。说党内民主的研究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中国在迈向民主化——也就是从权威政体转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过程中，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 许耀桐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政党民主。广义地说，政党民主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在一个国家里公民有组织政党的权利；二是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按照民主的原则处理对待，相互平等尊重，不以武力诉诸；三是政党内部开展活动必须实行民主，即所建立的政党是民主性质的政党。狭义地说，政党民主就是指党内民主，参见许耀桐：“党内民主论”，世界与中国研究网，http://www.world-china.org/07/0705101903.htm。
[2] 王长江认为，执政党运作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利益整合原则，依法治国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党内民主原则。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229页。
[3] 参见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4] 参见王一程：“不能把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对立起来”，《北京日报》，2006年5月15日。
[1] 关于民主集中制，可参见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80页；阮思余：“试论民主的四种关系”，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249F9E26-4732-4EC1-BC5B-B01CE9FE2339}。
[2] 萧功秦：“‘党内民主论’的出现及其前景评估”，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2年第2期。
[3] 参见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胡伟：“关于‘党内民主’的若干问题的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 参见王贵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57页。
[1] 关于邓小平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2] 参见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9页。
[3] 笔者这样的论断也是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赵子平所认可的。赵子平指出，中共十六大以来，按照上下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推行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展。具体表现在：一是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二是大力改进党内选举制度，强化民主选举的功能；三是逐步建立党内质询和罢免机制，加强党内监督的实效性和权威性；四是扩大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参见赵子平：“十六大以来党建五大着眼点”，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6月28日第26期。
[1]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2] 1988年至1989年起，中组部先后选择的首批试点的12个市县是：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绍兴市、永嘉县、瑞安市，黑龙江省林甸县、肇东市，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洪洞县、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河北省辛集市，湖南省衡山县。在十六大前坚持试点的5个市区县是：浙江的绍兴市、瑞安市、台州市椒江区和山西的晋中市榆次区、和顺县。参见易颖：“第二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有序展开”，南方周末，2004年2月12日。
[1] 此处关于案例研究的优长的论述，主要参考张梦中的观点，参见王金红：“什么是规范的‘案例研究’？——国内外学者有关案例研究法的文献综述”，未刊稿。
[1] [美]罗伯特·K·殷著，周海涛主译：《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可参阅王金红：“什么是规范的‘案例研究’？——国内外学者有关案例研究法的文献综述”，未刊稿；王金红：“*如何认识转型时期‘城中村’的社会性质？——评蓝宇蕴《都市村社共同体》及《都市里的村庄》”，未刊稿。
[2] [美]罗伯特·K·殷著，周海涛主译：《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1] [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 关于四川省乡镇长竞争性选举的情况，可参见赖海榕：“竞争性选举在四川省乡镇一级的发展”，载何增科等编：《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创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 关于乡镇党委书记的直选，可参见刘启云：“湖北、四川乡镇党委书记选举模式比较”，学习时报网，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1074952.htm；陈辉：“河南乡镇党委书记直选打破坚冰显现民意”，郑州晚报，2005年2月7日。
[2] 此处关于社会民主的阐释，主要参考萨托利对社会民主的论述。[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1] 关于国家民主（主要是人大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三者各自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争议，党内民主论者主张将党内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且强调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参见王贵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第一节“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发展党内民主”；国家民主论者强调要以人大民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点或曰突破口。参见浦兴祖：“以人大民主为重点继续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5 期。社会民主论者强调要着力发展社会民主，尤其是基层民主，走自下而上的民主发展道路。这一方面，可参阅基层民主研究论者的文献。
[2] 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74页。
[3] 从这“四个民主”制度方面总结党内民主发展情况以及完善途径，参见阮思余：“试论党内‘四个民主’的制度创新”，学说连线网，http://www.xslx.com/htm/sxgc/sxzz/2006-01-10-19623.htm；阮思余：“试论党内‘四个民主’的完善路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