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22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368页）他还提出，“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包括娃娃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联的。”（《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2页）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共中央考虑的重要问题。1983年7月，中宣部等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这两个文件都要求大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民族精神。十四届六中全会把发扬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 江泽民全面揭示了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他在1996年召开的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1998年召开的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2001年召开的全国文联七大和作协六大上的讲话中，多次论述了民族精神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报告还提出了“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59—560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价值。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极为重要的任务，强调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之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社会主义文艺问题时，就多次谈到“时代精神”问题，要求社会主义文艺既继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改革开放时期，时代精神成为党和人民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汇，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形成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也需要大大发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鼓励改革开放中“闯”的精神，“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 江泽民对改革开放时期应该弘扬的时代精神进行过多次阐述。在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要求“全党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尊重科学、真抓实干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谦虚谨慎、崇尚先进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1993年3月，江泽民又提出了“64字创业精神”。他还对改革创新，尤其是创新精神进行了重点论述，指出：“发展离不开改革创新，发展要有新思路，这是我们多年来推进发展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新时期的时代精神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5日）。 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强调：要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把改革创新作为时代精神核心的表述，第一次出现于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道，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正确的荣辱观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江泽民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245页）他还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分清正确与谬误、文明与愚昧、真善美与假恶丑。 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明确提出了“八荣八耻”思想。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褒荣贬耻、扬荣抑耻的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同时又丰富了新的时代内涵，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青年中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发展。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之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既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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