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22
但是，按世界上流行的标准，中国的公民社会还远未成熟。今天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NGO)。非政府组织的本质特征在于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和非官方性。中国现有的民间组织中，有一些已经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政府的领导只具有象征意义；还有一些重要的民间组织仍然是党政机构的一部分，像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甚至不属于民间社团管理范围，完全融入党政机关。处于两者之间的多数民间组织，属于政府主导型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上受党政机关的最终控制，但在其本身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和活动范围。所以，中国的民间组织可以说属于“准民间组织”，也可以说是“准官方组织”。或许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它们深深地卷入了政府及政府间的运作，所以称之为non-state organizations更恰当。[8]它们都有官方与民间双重特征。从一个角度说，是党和政府机构在民间领域的延伸；从另一角度说，则属于民间社会的官僚化。大体上，对政治生活有较大影响或具有较大潜在影响的民间组织官方色彩更重些，而其它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或距离较远的民间组织的民间色彩更重些。对绝大多数民间组织而言，它们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而是作为党和政府与特定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或作为党和政府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辅助性工具。它们虽然可以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及具体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批评性意见，但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围绕党和政府的需要开展工作。其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参与是有限的，且多处于浅表的层面。体制赋予它们的角色在于加强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分割和限, 制政府的权力；是为政府提供支持而非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
至于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运动，在中国仅仅是微弱的萌芽。在中国，绝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官方发起、组织、指导或领导的。这些运动都属政府行为。非官方的社会运动或受到怀疑、岐视，或直接受到压制。
国内公民社会的不成熟，是走向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对中国提出的新的挑战。
由于国内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便使其不能充分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作为其积极活跃的组成部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将使中国社会的大量利益和要求得不到充分表达，使中国社会在全球治理中不能获得与其社会规模相当的影响力。
公民社会对全球事务的广泛深入参与，以及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甚至决策权，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利的。一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中国学者仍按传统的方式思考问题，将公民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视为西方国家企图削弱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途径。但从长远看，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能够使那些在全球问题和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发达的地区或群体参与治理结构，使他们获得最大的价值和利益。在政府间组织中，握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国家必然起主导作用，联合国组织方式中赋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特殊权力便是明证。但在全球公民社会的组织网络中，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因素会下降，而人数和参与强度的因素会上升。所以，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将部分地抵消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因经济和军事等强势带来的优势，促进全球治理体制的民主化，发展中国家将是受益者。
由于公民社会在国内缺乏相应的独立性，所以使其在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全球公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兴起，是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大量的全球性问题，所以，公民社会要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弥补政府的不足，就需要有与政府不同的新的组织形式、代表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新的议事与决策程序、新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式等等。但如果政府对民间社会控制过强，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工具或政府职能的延伸，那么它们便失去了其独有的价值。
与政府相比，民间组织在国际组织中具有代表和表达民间利益的直接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政府代表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但公民社会由无限多样化的公民团体组成，与全球公民社会其它同类组织一起，表达特殊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政府试图涵盖这些无限多样化的利益和要求是不可能的。
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结构中，不仅要表达利益和要求，还要参与分配资源和价值，制定国际规则，作出承诺和承担采取相应行动的责任。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在国内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和实际能力，履行其承诺和担负起责任。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下，社会很少自主性，政府包揽一切公共职能。政府是动力之源，社会是被推动者；政府是规划和倡导者，社会是被动的响应者；政府是积极的角色，社会是消极的追随者。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就会使中国仍然以单一的政府角色参与复合多元的全球治理网络，应付非常繁杂的问题，对此政府必然力不从心，难以真正发挥其作用和履行其职责。
无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没有中国公民社会的参与，作为未来联合国组织一部分的全球公民社会将是不完整的；而中国的公民社会如果不能独立地、积极地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也是不完全的。“解决全球问题潜能最大的是那些市民社会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9]中国只有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其广泛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充分表达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权利，成为全球治理中积极的一员。
四、培养世界公民
联合国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职责，不仅需要在制度、规则、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还需要一种全球公民文化的支持。对今天的人类而言，“世界共和国”的前景也许还十分遥远，但“人类共同体”和“地球村”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要求人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形成新的世界公民的观念、情感、态度和行为模式。既然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即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全球公民的素质?或中国人离全球公民还有多远?而对中国来说，使每个中国公民具备全球公民意识，也是中国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重要条件。
全球公民意识的首要因素，是人类的每一员对人类共同体的认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要求每个人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将自己视为人类共同体平等的一员。每个人应该认识到，他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一个是人类大家庭；因而他也具有双重身份，即他所在国家的公民和世界公民。为此他应该有两种忠诚和承担双重义务，一个是对自己的祖国，一个是对人类共同体。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狭隘的、排外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构成他们成为世界公民的主要障碍。如果这种民族主义与某种宗教相结合，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或优越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变成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就会形成与其它民族间坚深的壁垒，甚至尖锐的冲突。但中国人与之不同，中国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比较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溶入人类共同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
中国有着多民族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和平相处的历史传统，其多民族国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这种历史传统培育出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以‘同心圆’的形式把个体、团体(主要是家庭、宗族)、国家、宇宙连为一体。”[10]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生活的世界是由个人——家庭(家族)——地区——民族——国家——世界构成的若干同心圆。在这个系列上，每一个同心圆都不是绝对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近代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凸显个人与民族国家两极，个人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民族国家则是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终极界限。但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中国人民族观念比较模糊，族群区分的意识很弱。一般中国人即使不是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ism)，也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
在历史上，中国不是希腊罗马城邦那样的以宗教为背景的政治共同体，也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共同体，所以不具有他们那样的排它性和自我封闭性。中国社会是世俗的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君—臣共同体，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种族歧视和压迫的传统，也没有种族征服和宗教扩张的传统。在父家长式的天子的权威下，所有的人都被视为皇帝的子民。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出现的。但民族主义背后，世界主义的背景始终没有消退。即使在民族生存都成问题的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仍不忘人类大同理想。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民族主义抬头现象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人们容易根据中东伊斯兰教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而产生对它的疑虑和恐惧。无疑，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意识形态作用相对淡化，民族主义部分地填充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白。特别是在9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份子中间，民族主义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成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深厚的根基，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助长了它的发展，[11] 所以它能兴盛于一时，但难有长久的生命力。[12]
阻碍中国公民成为全球公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近代受侵略的历史给中国人集体意识带来的创伤。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即使不是世界，也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代表。当遇到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而使自我中心的观念遭到挫败后，一种强烈的受虐心理的阴影始终在中国人的心头挥之不去。这容易产生对外界的不信任心理，对受到外界不公正对待，对民族主权、民族尊严受到侵犯特别敏感。传统遗留的天下中心的潜意识和近代形成的世界弃儿的心态，构成中国公民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心理障碍。中国公民要成为世界公民，需要走出殖民地时代的阴影，以一种自信、开放的建康心态面对外部世界。
妨碍中国公民以世界公民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公民意识的缺乏和公民行为能力的低下。因为他们在国家管理的层面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公民。
一般说来，一个人首先需要在小的政治共同体内成为公民，也就是说，享受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具有公民的意识、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后才成为更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参与更大的共同体和更高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公民对个人与更大的共同体之间关系产生相应的感觉和意识，需要他具备更高的素质和技能。要成为世界公民，首先要在乡镇、社区、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国家等层面上成为公民，而后通过全球意识的培养和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才能成为世界公民。然而在中国，由于民主建设的相对滞后，公民文化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在中国，村民自治和社区民主才刚刚起步，即使在这个最低的层面上，也只是初步运作着半民主的制度，更高层面的民主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思想观念政治心理上，多数公民仍然处于由传统的臣民向公民的转变当中。由于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所以，中国公民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会受到极大限制。
中国社会面对的任务，是要同时培养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使他们同时学会不仅关心和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同时还要关心和参与全球性公共事务。
四、挑战与变革的机遇
综上所述，面对走向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中国在政府的体制与行为方式、国内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意识的培养方面都面临着挑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适应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
同时，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也为促进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外部动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国的改革经历也证明，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对外开放是推动国内改革的强大动力，为了进一步开放，就需要进一步改革；而进一步的改革，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已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争取加入WTO的过程，一方面是TWO接纳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而缩小与WTO规则的差距的过程。加入WTO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我们知道，加入WTO只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域，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或全球治理对中国其它领域的影响，必将推动中国其它领域的改革。
中国需要改革和发展，以迎接全球治理的挑战。中国在这方面传统文化的优势资源，能够为推动全球治理的平等、人道化，建立人类和谐的关系作出自己贡献。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规划全球治理的目标时，也需要了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以及融入国际社会的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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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一禾，张丽东：《作为国际组织建设思想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9月，第46页。
[2] 参见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3] 列文森：《儒教中国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4]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欧洲》，2000年第6期，第4—11页。
[5] 余潇枫，贾正君：《论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与理性选择》，《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2月，第35—42页。
[6] 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 West Hartford,conn., Kumarian Press,1999,p.193.
[7] 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ce)》，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326—350页。
[8] See J.J.Lador-Lederer,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Economic Entities, Leyden, Sythoff,1963,p.13.
[9] Messner, Dink and Fraze Nuschel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1982), p.5.
[10] 潘一禾，张丽东：《认识现有国际组织的西方组织文化背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12期，第70页。
[11] 近些年中国社会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是几十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12]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最坏结果是义和团式的，而不会是纳粹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