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尾欠税费的问题研究
四、社会公平
首先就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对欠缴税费的农户停止征收，而对已经缴清税费的农户没有明确补偿，同一样的村组，同一样的耕地，同一样的承包，而同一个政策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待遇。笔者所调查的大多数农户包括那些拖欠税费的农户认为：尾欠税费不上缴政府是合理的，如果国家没钱补找，在一个村内已交的和没交的应该按照比例互相平一下头，否则就不公平。
根据笔者的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如果全部免除老欠税费，有78%的人认为没有欠税的农户会要求退税，有11%的人认为不会，有11%的人认为看不准。在衡阳县三湖镇进行村民代表、乡村干部、农村党员共1000余人的问卷调查中，有78.7%的人认为如果全部免除老欠税费，没有欠税的农户就应退税，有21.3%的人反对。这两项调查的结果表明，乡镇官员的判断和农民代表的判断基本一致。为了印证以上两个判断，笔者委托2005年在湘潭大学应届毕业的屈双湖，在衡阳县三湖镇随机抽样200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有77.9%的人要求退税，有22.1%的人反对。
笔者所调查的每一个乡村干部，只要一提起老欠税费的问题，情绪就立即激动起来。桃源县泥窝潭乡五马寨村支部书记向运贵认为，老欠税费免收我没意见，但已经交的该怎么办？我们借钱垫税的债谁来还？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皆大欢喜，否则天下就难得太平。在澧县的宜万乡，有个历年税费不欠一分的农民因病需要住院治疗，他找到乡政府要求解决4万元现金去治病：理由是有些农户历年一分不交，他却一分不欠，感觉到老实人吃亏吃得太大了，这样很不公平，请乡政府就把他当作那些拖欠户一样，这钱算作借给乡政府用，现在还给他，乡政府还省了利息。由于乡政府当心不给钱万一不治身亡而引发群体事件，不得不给了他2万元。宜万乡的书记担忧这仅仅是开始，有了初一就绝对会有十五。还有一些心理不平衡的是，比如原来的建校集资款和“三提五统”中的教育附加，一些没有子女读书却在家种田的农户全部交清，而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户拖欠税费最多，现在却免费享受集资建成的学校和其他一些集资举办的公益事业建设，这很不公平。要么把建校集资款退回来，要么按实际收上来的数额进行补找。
在市场经济中，拥有财富就能够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农村的富裕户大多有钱有势有后台，在中央关于农民负担的高压政策下，乡村干部对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反而越是富裕的人承担的公共义务越少，基层干部普遍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在“削贫济富”，尤其是村、组干部意见最大。桃源县泥窝潭乡五马寨村支部书记向运贵认为：首先要分清楚哪些是合理的税费哪些不是，总该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吧？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有合理合法的税费存在，而且是很富裕的农户，也一分钱不能收一分钱不能抵！欠他的债要还，他欠的债不许要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例如五马寨村合乡坪组的邓某，拥有家产几十万元，年纯收入在二、三万元以上，可历年拖欠税费4000多元。现在对欠交的说不收就不收了，已经交上来的农户说我们村干部是骗子，谁还敢相信我们？对于那些国家观念强积极交税的农户和组织观念强艰难完成税费任务的村干部来说，政府是在牺牲诚信来换取稳定。泥窝潭乡五马寨村沙洲组的组长彭志勇认为，曾经积极交税的农户现在对政府的意见最大，沙洲组28户有15户一分不欠，有几户只欠三、四百元，而在本组最富裕的彭某历年拖欠3200多元，反而是欠得最多的，他一户就占了全组尾欠税费的三分之一。现在很多公益事业都办不成了，都怕因先交钱而吃亏。汉寿县东岳庙乡的朝阳庵村当了二十七年支部书记的蒋支书认为，如果对已经上缴税费不给一个说法就全部免除尾欠税费，乡村干部就很难摆平拖欠农户与不拖欠农户之间的矛盾，并因此成为农民攻击乡村干部办事不公的一个充分理由，这样的政策实质上又在激化农村干群之间的矛盾，给农村社会带来新的不稳定。
五、政治生态
现在老欠税费不要交了，而交清税费的农户却没有补偿，造成凡是有国家观念或支持政府的就会受害，没有国家观念或不支持政府的甚至反政府的反而得益，谁今后还敢支持政府？为什么公益事业农民不肯出钱呢？过去只要与乡村组织合作的人就会受害，只要与乡村组织不合作的人就会得益，国家观念强的人就会受害，没有国家观念的人就会得益，在农村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很多农民认为，反正政府变来变去，只要听政府的就会吃亏。比如按照“一事一议”举办公益事业农民都没有意见，可一当要出钱就只能打“白条”给村里，“国家政策，一日三色”，说不定又不要交了，使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危机。从长远来看，将使得农村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造成农民对任何干部和任何组织都不相信。李昌平的“政府组织群众怕，群众组织政府怕”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危机所在：我们究竟还能够相信谁？我们究竟还能够依靠谁？谁还会相信我们？谁还敢相信我们？
而且还由此造成了法律上的危机，因为农业税和“三提五统”未被改革和取消之前，均是当时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在当时法律的情况下都是合法的，有国务院的农民负担条例、农业税条例，从现在开始取消了，只能说取消之后不再有效，取消之前的法律效力并没有消失。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过低的起征点在2005年提高了，但是否以现在的起征点为标准把多收上来的税金予以补退呢？如果法律所执行的有效期都被后来所否认，就可能引起普遍性的连锁反应，就意味着现在的法律和政策过几年也很可能被取消。农民说，现在的政策是“本届政府否定上届政府，这次会议否定上次会议。”所以，谁遵守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就会有害，谁还会去相信和遵守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呢？
现在基层干部心里有一股很大的怨气，特别是一些组织观念很强的村党支部书记，曾经坚决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在工资都没有拿到一分的情况下，宁愿牺牲自己个人利益也借钱完成了本村的税费任务。如衡阳县三湖镇先锋村的支部书记王大云，把亲戚朋友的钱全部借尽，每年都不打折扣地完成了本村的税费任务，而农户的税费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收上来，没有交的老欠税费现在不能收了，现在却不知道谁来还自己的钱！而那些不服从上级、没有组织观念、不完成税费任务的村干部反而得益。因为不仅村干部没有借钱垫税而损害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且还为本村赖掉了每年数十万元的税费负担。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党组织内部，就是谁听了上级的话，谁有组织观念，服从上级安排的，谁最终就会成为受害者，谁还敢相信党组织呢？这是令人深思的负面导向。
在衡阳县乡镇干部中有一个这样令人辛酸的事例：台源镇的一个副主任科员廖长久，因无钱医治38岁便离开了人世，在生命垂危时给党组织写下了一封令全县乡村干部忍不住流泪的遗书：近三年来，为了完成上缴的税费任务，借了妹妹夫妇俩7年在外打工的全部积蓄1.8万元，借了父母亲准备买棺材的4000元，借了母姨辛苦劳作积存的1万元，借了母舅准备建房的1.6万元，借了82岁的外婆的私房钱2500元。“在生命垂危之际，令自己宽慰和自豪的是，我有生之年的工作表现和思想表现没有令党和人民失望，现在以一名普通党员的名义，庄严地向党组织敬礼！”“一颗红心永向党，生为共产党的人，死作共产党的鬼。”可是他没有说，他垫税的几万元借款谁来还？他被欠发的几万元工资谁来付？他那身无分文无房无地的孤儿寡母怎么活？。有个乡党委书记感叹道：本来积极交纳税费的农民和积极完成税费任务乡村两级组织是拥护党和政府的中坚力量，如果连他们的利益都漠不关心，对他们都不能公平相待，到时候还有谁会来保卫我们的政权？
六、解决思路
不少的基层干部和农村党员、特别是一些村支部书记，对尾欠税费提出了很多的看法，核心就是要把尾欠税费的处理纳入化解乡村债务的框架。在129个乡镇问卷调查中，有72%的人“反对全部免除尾欠税费，主张区别不同情况，减少征收成本和难度，在两补资金中进行抵扣。”有些乡村已经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分类处理。税费改革以前和税费改革以后针对不同的时期作出一个决策，不能一刀切。二是分别对待。对特困户和贫困户进行公开减免，对于目前困难的农户分期偿还。三是分清项目。对哪些项目合理哪些项目不合理予以明确规定，不合理的项目全部核销，合理的项目确认为村级的有效债权。四是抵扣往来。乡、村欠农户的要还，但必须先进行收支两抵，包括粮食补贴在内，均应抵扣已核定的尾欠税费和其他往来。乡村干部的工资欠条及垫付的税款未还的，应先抵扣本人及亲属的尾欠税费。
结束语： 没有一个和谐的农村社会，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而社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根据笔者对湖南省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有42%的乡镇认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最大的困难是利益难以平衡。自从农业税取消后，尾欠税费如何处理，在今天沉重的乡村债务背景下，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关农村社会公平特别是利益平衡而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不站在利益平衡的角度公平处理尾欠税费问题，社会心理就会失衡，就会由此而激化农村各方面的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