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别山区担任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反思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定位；阶段目标；建设主体；持久动力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有效载体是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64.5万个行政村和3.75万个乡镇，由于全国各地的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复杂多样，如果把这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诸多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简单化，那么将会重犯过去的浮夸冒进“老毛病”。因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p9）。因此，对这种乡村社区的认识，“是以农民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过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发展的前景。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其目的是在使各地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经验，推动自身的发展”[1]（p344）。总之，建设新农村应“坚持多种模式，城乡结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发展方针”[1]（p344），决不能千篇一律搞形式主义。为此，本文作者结合自己在河南大别山区担任过10年镇党委书记的实践体验，重点从政策操作层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谈一些看法。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当如何定位？
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走完这一过程至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就牵涉到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定位的问题。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是这样表述的，即“‘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2] 这意味着它是分阶段、分步骤、有计划、有重点的循序渐进，而不是搞所谓的“速战速决、一步到位”。因此，今后5年“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2]
但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有的地方不是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出发点，而是急于求成搞“大拆大建”，热中于抓“新农村景点建设”；理论界和学术界更是发挥他们丰富的想像空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农村建设模式”；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新农村建设大讨论”铺天盖地而来，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这一方面反映出了时下人们的“浮躁情绪”，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了“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力量，自上而下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评价体系，使我们长期习惯于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化、模式化处理，以至造成了工作上的浮夸和花架子”[3]。事实上，不管是号称中华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还是北京近郊的韩村河村，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一路走来的河南首富南街村，都不是凭借什么“速成法”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而是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史。因此，不管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切忌搞“大轰大翁式的政治运动”。正如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回顾我这十年的研究成果总起来还是没有摆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发展的模式，但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1]（p344）假若都能像费老一样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自我反省的批判精神，去看待当今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不至于出现一大批跟风凑热闹“多嘴多舌的人”（黑格尔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4]（p56）。我也相信，“理论是灰色的”——惟有扎根泥土的生活体味才格外芳香！下面，我不妨把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河南省新县沙窝镇作为样本点，通过对该镇过去10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粗略描述和微观透视，让人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一些直观性的感受和认识。我的观点也许带有悲观情绪，但对过于乐观的主流舆论覆盖下的“狂热政治”也不失为一种提醒。
1986年7月，我从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自愿放弃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机会，只身奔赴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支边扶贫16年[5]。我刚到新县参加工作的6年，先后担任过村长、乡长、县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和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92年6月开始直到2001年12月，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兼人大主席9年零8个月没有“挪窝”。这期间，我一直把该镇当作农村改革“试验田”精心耕耘，大胆推出了一系列乡镇“体制内”改革的新举措，如实行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中小学教师全员聘任制、村干部结构效益工资制、离退休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集体林地使用权和小城镇土地有偿转让、搞活民间融资渠道等。试图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来改变这里的贫穷落后面貌——“公路没有油，集镇没有楼，电视没有彩，电话没有声”（当地老百姓流传多年的四句民谣）。这10年间，我们共筹措小城镇建设资金1.2亿元（包括民间融资8000万元和上级扶持资金4000万元），建成了“鄂豫皖商贸大世界”，使镇中心区面积由过去不足1平方公里扩大到3平方公里，占全镇总面积2.3%；常住人口由过去的3548人增加到12179人，占全镇总人口42%。全镇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村通电话，村村通有线电视，户户通电，8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1995年10月，沙窝镇被中共信阳市委、市政府确定为“省际沿边开放开发试验区”；1999年5月，该镇被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全省115个重点建设镇之一；2000年3月，该镇又被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首次命名的7个文明建设镇之一。特别是1998年元旦期间，该镇成功举办了“鄂豫皖商贸大世界开业典礼暨商品交流会”，吸引周边20万人“三省农民赶大集”[6]，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中国改革报、农民日报等单位都派出记者奔赴大别山区做了现场报道。这对于一个山区小镇来说是“破天荒”。
但实事求是地讲，如今的沙窝镇还远远没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要求，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且相当艰难。譬如，从1992年到2001年，该镇农民人均负担由四五十元增加到二三百元，而这期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只增加100多元，使大多农户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尤其是从1993年春季开始直到2001年冬季结束，该镇境内的国道106线（北京至广州）和省道公路信叶线（河南信阳至安徽叶集）进行扩宽改造，共征用农民承包土地650亩，拆迁房屋1238间，上级政府都没有给予经济补偿，而是让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内部调剂”解决；全镇上万名劳力直接参与路基施工，累计投工150多万个（折合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7]，全部让当地老百姓作为“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任务分摊，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为不合理的。再如，从1992年到2001年，该镇居民存款余额由565万元增加到3469万元，但金融部门每年仅向当地农民贷款二三百万元，其余的新增存款余额全部被抽走，这等于是把发展乡镇企业的路子堵死了。所以，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既没有办成一个像样的骨干工业项目，也看不到农民靠种粮增收（该镇拥有1.75万亩耕地资源）或靠山致富（该镇拥有15.62万亩山场资源）的希望所在。时至今日，沙窝镇长年外出打工农民有1.25万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2/3），留守在家的人口大都是老、弱、病、残、幼，这些人长年满足于“咸菜稀饭篼子火，除了神仙就数我”的原始生活，根本无力培育和发展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总的来看，当前我国中西部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萧条、冷僻、荒塞的衰败景象，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几乎对改变农村的面貌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依赖思想。因此，就我国大多数乡村而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有明显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单靠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部门、哪一项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经验表明，只有政府补贴、投入和保护，而没有制度创新和农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任何新农村建设都不可能见到实效。然而，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是强调政府应该怎么做，国家财政应该如何加大投入，这实际是把9亿多农民撇在了一边，于是出现了“政府唱主角，群众看冷场”的被动工作局面。今后5年，“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
（一）“生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
所谓“生产发展”，是指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繁荣。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而工业则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而城市则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而市民则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8]。也就是说，除非有一套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否则农村土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入城市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加还不到100元，尽管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也只有二三百元。可见，今后5年要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的目标，仍然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正如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所指出的，“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2]。
因此，我国下一步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尽快建立和完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增长机制。同时还要在“放活”上下工夫，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县乡财政体制、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项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村域经济”和“乡域经济”。因为，“村庄是生产性的”，全国几十万个“村域”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细胞，全国几万个“乡域”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机体，发展“县域经济”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是充分发挥“村域经济”、“乡域经济”的内在活力，主要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等途径把基本生产要素留在农村内部使用，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初期已经取得的一条最可宝贵的重要经验。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9](p382) 总之，下一步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不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生产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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