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在当村干部？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5-29
摘要：在当今农村，什么人最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村干部拥有中学文化程度；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中共党员和男性村民拥有绝对的优势。宗族之外的宗教、协会等民间组织背景尚未成为促成村干部出任的因素。村干部在乡村已乏道德权威，其权力与权威出现分离。从村干部的成长路径看，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富人村官”和“村官谋富”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村支书是从其他村干部位置转任过来。对出任村干部，家庭成分和父辈职业已无明显影响，但父辈的文化程度却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村干部群体尽管有着共同的特征，但在村庄、宗族与职业背景等方面却有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肖唐镖等，2001：18-20）。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周炳泉，2003：71）。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 、T 两县和山西X 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 、T 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 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 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关键词：农村，村干部，社会政治资本，群体特征
什么人、并如何成为村干部，这是农村社会政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拟集中分析“什么人能成为村干部”这一问题，考察他们之所以成为村干部的背后因素。笔者以为，对此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选择村干部的标准变化；二是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
本文不拟讨论选任标准的变化，而讨论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关于村干部选任标准的变化，笔者曾依据1999年对江西40个村50余年来干部更替的调查资料，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在解放初期，重家庭出身和政治上积极性（政治成分时代，以贫下中农为主）；在19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突出政治表现、工作积极性和个人表现（劳模时代）；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注重发展经济与致富的能力（经济能人时代）；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着重“能否镇得住地盘”（强势力时代）。相应地，50余年来，村干部经历了从“毛式干部”到“邓式干部”、再到“强人式干部”的变迁（肖唐镖等，2001：18-20）。所谓“邓式干部”，即指“先富群体从政”或“富人村官”现象，如在浙江省2002年第六届村委会选举后，全省新当选的133222位村委会成员中，属“先富群体”的约占30%；义乌市的比例高达60%，在新当选的421名村主任中更占到65%；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其人数占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周炳泉，2003：71）。所谓“强人式干部”，在江西农村主要以强宗大族背景为主要特色，但在有些地区农村，治村的“强人”甚至蜕变为“恶人”（樊平，2000），如阎云翔调查的黑龙江农村案例（阳敏，2004）和于建嵘反映的湖南农村案例，就以黑恶势力背景为典型。尽管已有的研究指出了村干部的如此变迁，但尚不见对村干部队伍特征的系统分析。
这里，笔者借用“社会政治资本”概念，以指称村干部的自身素质与背景状况，或其社会政治资源。村干部的素质与背景状况包括多方面内容，比如：（1）经济与财富状况，他们是否系经济精英？（2）政治身份，如是否系中共党员、参军，曾经拥有的家庭政治成分等；（3）文化与技术、职业状况，如文化程度、职业经历与专业技术，是否为文化、技术精英？（4）道德、人格与权威状况，如社区内外对其道德、威信的评价和认可；（5）家庭背景，如父辈或其亲属的权力与文化背景；（6）组织资源，参与各种社会组织的情况，宗族与村庄背景；（7）性别、身体素质和个人武力；（8）脾气与性格，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家庭、宗族和村庄背景；有些是“自致性因素”，如经济与财富状况、党员身份、参军、文化与技术、职业、道德权威和组织资源等。下面，我们将根据田野调查数据，主要从文化程度、职业与社会流动、经济与财富状况、道德权威状况、社会组织资源、家庭背景等六个方面，逐一分析村干部的社会政治资本。
本文据以分析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我们完成的三项大型农村调查。一为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的调查（简称“2001年调查”），即在山西、河北、江西和福建四省各选择两个县，按等距方式每县抽出8个乡镇，再按等距方式每乡抽出5个村，八县共320个村进行田野调查，最后完成并取得有效总样本村数316个。二为2002年对全国的抽样调查（简称“2002年调查”）。该次调查的村样本，系以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为总体样本，按18岁以上人口为基数，进行多级分层比例抽样出256个村委会，实际完成并取得241个村的调查数据。三为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江西C 、T 两县和山西X 市（县级市）农村的调查（简称“2002-2003年调查”）。此次调查也按分层等距方式，在各县分别抽选20个样本村。其中，江西C 、T 两县是我们对1999年研究的40个村的跟踪调查，在山西X 市的样本村中完成了16个村的调查，最后共完成对56个村的调查。在这几项调查中，作为村主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都是重点的了解对象，本文分析的重点也将是他们。
一、文化程度
下表1是2001年对四省八个县316个村抽样调查的数据。从此表可见，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在四省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异，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学文化程度（初中和高中）这一区间，次为小学文化程度，而在小学以下、中专和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两极”区间的人员甚少。这表明，村干部虽然已经告别了“大老粗”或文盲时期，但高文化素质的时期也并未到来。
二、职业与社会流动
在法理上，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实际上，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更为复杂，表2收集了两次对村支书调查的数据。在2002-2003年对江西和山西三县调查中，江西两县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是传统的“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由党员选举的比例并不高；山西X 市村支书的产生则已从传统的任命方式改由党员选举产生，其中甚至有近七成的村实行了“两票制选举”。2002年对全国241个村的抽样调查表明，党员选举是村支书产生的主流方式，实行“两票制选举”的比例高达三成。
那么，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性别状况与职业经历如何？表3中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情况的显示，在村主要干部职位上只有个别女性干部，男性则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他们的职业经历上，相当部分人曾“在外村工作过”或“有非农经历”，并有部分人“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参军”，河北省两县80个村的支书和主任中甚至近三成“曾参军”。从两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情况看，江西与其他三省的差异主要在“在外村工作过”和“非农经历”两个方面，拥有此两类经历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他省。
表4是对全国241个村无任村支书在就任前、卸任后工作状况的调查数据。在列举的20多项职业中，村支书在就任本职务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村干部和农民上，此外，还有少数人来自企业工作岗位和乡镇干部。这也就是说，村支书中的成员主要还是从村里其他的干部位置转任过来，或直接从农民提升起来。而且，从农民直接提升起来的村支书，越在前期人员越多，前三任和前四任中这种“平民书记”曾达四成多。在村支书卸任后，多数人（五成多）直接返归为普通农民，一成多的人“降”为其他的村干部职位，还有部分则完全退休、或被提拔到乡里工作（如为乡干部、乡镇企业人员）。此外，还有少部分人一直工作到“病故”，在前三、四任中这种人员占到一成左右，这或许说明：在早期村支书往往“多年一贯制”。
三、经济与财富状况
根据1998年对江西84个村的调查，笔者曾分析村干部与农村“经济能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村级“能人从政”现象确有一定规模。[1]那么，数年后情况是否有变化呢？本节根据近年调查的数据分析之。
在我们的调查设计中，将“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个体专业大户”和“与村外企业现有业务往来”作为村内经济精英的衡量指标，从村干部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如当过或正当），测量村干部（村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的调查既涉及到村一般干部的状况，也涉及到村主要干部（支书和主任）的状况。
先看村干部的经济经历状况。表5集中了两次对现任村干部的调查数据，由于问卷未统计到村干部的总人数，因而，无法得出拥有各种经济活动经历的村干部占村干部总数的比例，但就表内数据之间的比较而言，现任村干部在所列举的“曾当过”与“现为”这两大类（各含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曾当过”的人数相对较高。换言之，先为经济精英再当村治精英的人数，多于村治精英依然兼任经济精英的人数。另一方面，在“村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专业大户”三种经济活动经历中，当过或现为“个体专业大户”的人数相对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