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无法解决贫富差距的一种理论解释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12-23
这一观点同比较普遍的假定——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肯定具有稳定效应——相反。对这种观点的一个可行的解释是，许多工人认为自己被排斥而无法获得那些新的工作岗位。赫希曼（1973）的“隧道效应”理论（即只要人们认为转机即将到来，他们会暂时容忍不公）不起丝毫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回应，政府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改变财政和开支政策。资本家应该接受更高的税收，来为降低对Z工人的文化和政治排斥，进而降低经济排斥所采取的行动买单——如果这样可以减少政治不稳定和技术工人短缺的话。不过，假如Y工人支持不断的资本积累和工作创造的代价，是促成一个削弱自身的文化、政治和劳动市场优势的政策体制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会撤消这种支持。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针对政治家是否有能力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提出的质疑，菲格罗亚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的解释。菲格罗亚说，在富裕社会中，对社会和经济排斥的反应是一种确立普遍权利的政治过程。不过，对于∑经济模式中的政治家而言，这并非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权力的最大化。权力的政治家而言，首先，没有人信任那些授权者，因为严格地来说，权利是一种天然赋权，而不是赠与的礼物。其次，普遍权利条款使庇护权力受到限制。第三，权利不能随意被撤销。其他策略包括限制有关政府行政过程（隐藏费用）和镇压的知情权[④]。 总而言之，∑经济模式对一种与国内主要行为体的自私行为相一致的不平等发展路径做出了非常悲观的分析。Z工人和资本家都可能从劳动市场一体化中获益。不过，由于彼此孤立——而且即使双方组成一个不大可能的联盟——在面对Y工人和政府的抵抗时，他们仍然缺少推动一体化向前的政治资源。菲格罗亚质疑发展机构是否可以帮助克服这些集体行动问题。他暗示，假如主要问题是收入或者资产再分配，那么这可能是事实。不过，考虑到在拉丁美洲借助土地改革转换∑经济的失败历史，他认为关键的战斗必须在敏感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打响，因为在这两个领域可能存在反生产性的外部支持力量。当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调动居间的发展机构的积极性。 3.对∑经济模式理论的评价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模式的理论创新在于证明经济二重性可以内生于一般均衡模式，该模式假定所有的行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都是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作为实证分析的一次运用，∑模式获得的主要实验性结论符合几个拉美国家严重不公持续存在的现实。同样，该模式同大多数（尤其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向左。而且，这一模式反驳了大多数（尤其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乐观假定——认为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削弱经济的二重性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分割；由此肇始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摆脱文化和政治关系及各种变化，独立进行有效的分析。 假如劳动市场的二重性主要是地域性和部门性的（正如费景汉和拉尼斯以来的大多数经济发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这种二重性就可能因为人口迁移和投资改善交通运输而减弱。最初有人力图构建一个更详尽地阐释“永恒的经济二重性”（伯克，1942）的框架，不过却遭到破坏，原因是有批评者提出他们的努力完全依赖质疑传统部门中非资本主义价值的适应力的经验性证据（希金斯，1965）。相反，菲格罗亚的永恒二重性模式则依赖普遍利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即理性追求个人效用）的正统经济假说。历史上产生的严重不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模式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二重性的持续存在是内源性的，即它是排斥的结果而不是排斥的主要决定因素[⑤]。因此，菲格罗亚在帮助填补坎布尔和麦金托什留下的空白。他们二人注意到“有许多非二重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不过并没有任何模式假定因素不可移动性和不对称性是内生的，因而没有任何模式分析二重性路径本身。很明显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菲格罗亚的经济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和劳动市场的）市场分割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政治权力的根源性不平等存在联系。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均积极地致力于建立地位差异和文化障碍，以捍卫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社会发展，比如推动善治或者发动支持社会和经济权利扩大的社会运动，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是某种相似却不相同的发展政策议程的一部分。相反，经济学家倾向于反向论证：经济发展（特别是创造就业岗位）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菲格罗亚暗示这种经济模式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被打破，随后他用“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菲格罗亚用清晰而严谨的∑经济模式对社会排斥理论的详细解释，使这一理论更容易为经济理论家所理解和深思，不过同时它还有疏远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发展实践者之虞。比如，有人强调，刺激不同群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的变化使得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二重性永远持续下去，进而批评这种模式没有注意到，个人可以通过边做边学和非正规的平行发展网络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⑥]。这等于提醒，持续的人口增长成为一种补充Z工人数量的机制，资本主义部门中资本高度密集型企业的增长限制对劳动力的吸收，某种程度上在阻止∑模式转变成Ω 模式，并最终阻止其转变成Ε模式。不过就生产能力而言，社会关系可能是比经济因素（比如教育、工作前景，给孩子带来的潜在回报）更重要的因素——社会（特别是性别）关系并非像经济因素那样内生于菲格罗亚的理论。 有一种方法可以反复强调菲格罗亚理论中社会排斥思想的潜在的更广泛的意义，而同时却并不降低相对于物质资源的关系的重要性，既可以将其社会排斥思想仅仅看作是，在比较宏大而独特的思考发展问题的排斥—融合方法框架下，一次相对狭小的理论发展。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6种观点支持采取这种立场。这些对菲格罗亚的一般理论提出的建设性批评，某种程度上可以回溯至他与人合写的有关社会排斥的最初文稿中。不过，本文同样可能因为过于狭隘地讨论如何再造不平等地获取多重资源的手段而备受批评。 支持广泛的社会融合/排斥框架的第一种观点，部分是而不全部是语义上的。严格地说，排斥一些人必然导致对另一些人的特别眷顾：一方是商业精英团体，以及由政治家和劳工贵族组成的抽租联盟，一方是地方的、低成本的自然资源管理形式和互惠的社会保护形式。虽然大多数人都被迫效力于一个或另一个“俱乐部”，不过其他人同样可以利用自己承继的资源禀赋大力打造他们确立中间地位的能力，维持多样文化表现的能力，以及在不同团体间居间调停的能力。 第二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社会排斥”一词暗示融合总是好的，而排斥自然可能是坏的，满是剥削味儿。应对这种批评的一个方法是，强调经济领域的强迫性融合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以排斥的形式植根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因此，一个更广泛的融合—排斥框架可以轻松地应对“逆向融合”以及对社会排斥理论的其他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南亚，不过在早期关于拉美内部殖民主义和融合性依附的讨论中也附和者甚多。同样，以庇护人—被庇护人关系形式存在的政治融合深植于地位不平等（文化排斥）和/或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能是有害的。 第三，与植根于∑模式中的融合—排斥框架相比，扩大的融合—排斥框架可以轻松地对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加以全面而流畅的分析。语言不过是种族和阶级分立的指标之一，它旨在保护不同程度和交叉的市场准入、政治影响和社会保护（阿尔塔米拉诺，科佩斯塔克，菲格罗亚&怀特，2004）。例如，很明显，安第斯地区并非同等的贫困，在地区内部也不是所有农民都一贫如洗（巴炳顿，1997）。一个更宏大的框架还考虑通过边做边学获取技术，进而在劳动市场上实现某种程度的向上流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流动对相对工资，进而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否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持续建立并巩固的市场壁垒。 第四，虽然菲格罗亚认为，下层群体的集体行动、尤其是政治行动的活动空间有限是在告诫民众主义莫要痴心妄想，不过很明显这种思想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挑战。其中一个原因是，要适应拉丁美洲的土著人运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外部联盟和占有话语权激发的——越来越强大的现实，它足以吸引《经济学家》杂志（2004）的关注。一般而言，用过于狭隘的理性选择方法分析政治和国家，可能低估领导力、文化、大众反抗，以及政治过程和结果中的意外事件带来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990）和鲍威尔逊（1997）[⑦]对此坦然承认。 第五种观点关注的是幸福的本质。和马克思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菲格罗亚的经济模式强调物质财富第一[⑧]。∑模式突出文化和政治关系，并将其看作是改善物质关系，进而改善物质成果的手段。然而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详细论述的那样，∑模式难以扩展分析框架来考虑物质、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工具性和固有价值。框架扩展的支撑力量来自于构建普遍幸福理论的各种努力。因此，对于多亚尔和高夫（1991）来说，首要的普遍需要既是物质的（生产力），又是关系的（自主性）。同样，自决理论不仅强调能力，而且强调两种关系变量——相关性和自主性（赖安&萨普，2007）[⑨]。 支持更广泛框架的第六种观点是，不能含混地对各种活动进行分类，将其归属于界限分明的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更确切地说，多数活动同时产生这三种影响。确实，将活动划入不同领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这似乎认可狭隘的学科分析可以凌驾于综合分析之上。比如，为获取信贷而加入乡村银行必然会卷入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比如，通过提供食品援助介入物质领域而同时并不评估这一行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就可能产生许多出乎意料的，潜在的反生产效应。这些可能的确非常有害，足以使人认为如此考虑不周的介入是极不负责任的。因此，比较可靠的分析框架是强调任何活动在三个领域都有影响。 从这一点来说，质问社会排斥思想尚存什么东西并无不当之处？因为它并没有被其他思想框架所吸纳——其他思想框架吸纳的是发展思想的关系维度的词汇，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社会排斥思想和其他思想框架的区别或许主要在于是语义上的，不过“资本”甚至“资源”这个词都暗指诸多可以积累和交易的东西，而“融合”和“排斥”则强调的是社会关系，即互动过程。资源不能被孤立地使用：资源对其他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尽管∑模式的假定存在局限性，但仍然强烈地暗示：个体的资产禀赋存量不过是分析贫困问题的起点，只有当全部挖掘出从与其他各方的互动中产生的变革机遇和变革障碍之后，这种强烈的暗示效应才会消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对社会资产是否以充分地、可预见性地进行交易展开自由辩论，以使社会资产的评估变得可行或可用。 4. 对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的意义 发展组织面临着一种持续、联合地行动（与对它们目前行为的普遍理解相一致）和灵活地行动（对局部了解做出反应）[⑩]相对峙的紧张态势。如果这些发展组织对它们力图获得的东西有清楚、普遍而可测的指征，那么它们通常更能够高效、持续和更大规模地运作。同时，正是对可测目标的详细描述可能严重限制这些发展组织的活动范围，包括边做边学和对地方优先事务和需要做出回应。 某种程度上来说，发展工业的历史可以被视作对确定目标和手段的不同框架的爱憎变化。比如，《千年发展目标》体现着对福利和基本需求的多维度的理解（根据生产力理论可知）。这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对GDP增长和收入的全部关注（根据现代化理论可知）。同时，世界银行的《全面发展框架》意味着视角的转变，即从多元角度看待公共组织、私营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在不同背景下推动发展的各自作用。展望未来，当前的学术争论指向一个崭新的思想框架，即更加看重发展的个人维度（包括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曾经的事实——个人维度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影响越来越大、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可以被视为这一框架的一部分，而发展也越来越关注参与、过程和灵活性。新的思考和运作方法有助于推动潜在的范式转换，其中的一种努力就是由ESRC资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福利》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研究计划的灵感并不主要是来自社会排斥思想。这是因为这一思想的贡献主要是分析而不是有目的的描述。如果社会排斥思想的核心目标是解释不平等和相对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那么分析有效的发展干预空间时持悲观态度就决不是偶然的。∑模式从形式上把不平等的再生产过程看作是低水平的均衡陷阱，进一步增添了这种悲观论调。然而，∑模式部分程度上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它反对由发展机构构建并为其服务的乐观的分析框架，反对过分强调机遇大于阻碍。如果一种方法能够为更精确地确定积极干预的可能范围以及如何适应更大的政治图景提供比较现实的分析基础，那么这种看起来比较消极的方法同样可能是建设性的。∑模式提出了不公平何以持续存在的综合理论，从而鼓励实践者确定可能受到挑战的局限性假设。这应和了当前的潮流，即更有战略、更有选择地确定发展的“变革动因”或“压力点”。 对于发展机构来说，将融合—排斥思想吸收到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适当步骤是，把发展机构自己和其他行为体纳入分析框架。图表3[11]对此给予了全面的展示。这已经超越了本文目前讨论的范围，因为它明确承认这对一切行为在象征、物质和社会维度的发展的重要性。各发展发机构（包括居间开发机构）是根据其价值观念，关系和资源进行定位的。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包括正式的目标，而且包括对不同国家和角色的潜在意义。关系既可能是积极的（比如战略网络和联盟的成员身份）又可能是敌对的。资源包括对物质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产，以及个人能力的主张。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不同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何采取行动和进行互动，有了这些（象征性的，关系的，物质的）结果就可以反过来改变这些因素的状态[12]。如果发展机构什么也不干，那么行动周期、结果和其他因素被改变的状态即使没有发展机构的存在也继续存在。不过，向下的虚线提醒我们，仅仅发展机构的存在可以影响其他机构看待自身和自身表现的方式。而向上的虚线则提醒我们，发展机构如何看待其他机构同样可以决定发展机构的价值观念、关系和资源。
[①]本文得益于对早期草稿的无数批评，特别是阿里斯特·迈克格雷格的批评，尽管我并不能对所有这些批评做出公正的评判。 [②]即使Z工人成功地进行自我教育和提高个人技能，Y工人仍然会通过更高层次的自我教育抬高准入壁垒。因此，这种模式解释相对贫穷的再生产比解释绝对贫困的再生产更有效力。 [③] Y工人符合伍德（2003）所称的穷人的“浮士德式交易”（浮士德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 他为获得知识和权力, 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该词最早由美国科学家艾尔文•温伯格提出，狭义常指“以良心换取富贵和权力”，现在常用来泛指“牺牲长远利益以获得近期利益”。——译者注），即以牺牲自主权换取安全。 [④] 此处提出的观点忽视了外部力量在塑造政治文化方面（积极和消极）的重要性。不过，这种观点的要义，不能单单依赖刺激地方经济来降低不平等。 [⑤]这并没有否认，在拉美和其他地区，种族是发展的核心问题。关键是，不仅文化惰性，而且资源分配与每个群体习惯性的物资自利行为的结合，使得种族和民族差异（当然也有性别差异）永远存在。这种理论的一大长处是，甚至当种民族界线变化不定之时，仍然可以解释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原因。 [⑥]这同理查德“梯子理论”的动态比较优势非常相似。当然，某些社会群体（国家）成功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有能力从事高生产力活动。不过，它们的这种成功并不能促使这些形式的就业（部门）变得更具竞争力，并因而获得更高的报酬。与此同时，高地位群体（富国）已经渐渐地涉足能够获得更高回报的新领域。因此，绝对增长是可能的，不过不平等状况继续存在。 [⑦]巴兰特斯和伊吉尼斯（2004：145）也指出：……菲格罗亚对减少社会排斥的政治可能性非常悲观。尽管如此，仍有必要研究被排斥群体的特征及其藉以补救自身处境的手段。 [⑧]反过来，财富不仅带来收入，而且带来自由（比如免于强迫雇佣劳动的自由）。 [⑨]尽管自主权仅被狭隘地定义为免于强迫，但自主权的普遍性，特别是其在集体主义意识比较强烈的文化中的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争论的部分问题或许可以归因于这一西方传统：借助于对个体行为的社会认可，归属感（即相关性）得到象征性的确认，而这种认可要求个体拥有自主权。个体自主权并不是这一注释争论的核心，因为它只是力求强调关系（是否自主或建立在归属感之上）和资源的独立的重要性。 [⑩]迈克格雷格（2004）探讨局部或普遍性的理解的思想，特别集中于贫穷的概念，而科佩斯塔克（2005）则更全面地探讨发展实践中连贯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11]这个图表不同于迈克格雷格（2004）的福利发展概念框架但完全与该分析框架相容。迈克格雷格的概念框架更热衷于“安排秩序思想”而不是“信息行动”。 [12]见贝文（2004b）对时间维度的全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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