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职业判断研究的维度观及微观研究的缺陷
会计职业判断研究的维度主要在三个维度展开：（1）宏观维度，从制度层面探讨职业判断与会计管制（准则）的互动；（2）中观维度，运用组织理论分析企业层面群体会计职业判断的特征，比如复杂系统效应；（3）微观维度，通过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个体职业判断的影响要素。
（一）宏观维度——职业判断与会计管制（准则）的互动会计理论产生于会计实务，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政府对会计行业的直接干预，为了捍卫自身的价值与权威，美国会计行业迅速作出反应，在主动建立从业者规范的同时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以避免政府对会计实务管制的垄断。在不同利益集团对会计管制权的争夺过程中，为获得有利的合理化借口以满足法定政治程序之所需，会计理论研究价值得以迅速提升。职业判断作为会计准则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会计职业者提供事前行为选择和事后辩解的弹性空间，因此成为准则制定过程中的焦点。
早期行为会计研究发现，会计职业者之间对相同问题所达成的判断共识可以成为一种对准则的“替代”，而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准则提供了个体判断正确性的最重要来源（McDaniel，1968；Radosevich，1969）。在70年代以前，很少有学者关注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与其运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Stephen A．Zeff（1978）的“经济后果学说”提出了会计准则究竟是应追求中立性还是考虑经济后果的问题。由于会计管制必然会影响到包括会计职业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因此AICPA等会计师组织一直对APB、FASB等准则制定机构的工作议程展开积极游说。而不同时期会计准则中对会计确认、计量、财务报告所预留的职业判断空间可以被看作是这一努力的最好证明。
在会计职业判断动机与会计管制互动关系方面，Watts和Zimmerman（1978，1979，1986）进行了实证研究，将影响企业会计选择因素概括为报酬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并认为企业管理当局具有通过会计选择行为来美化财务状况以满足债务与报酬契约的动机。而政府及监管机构出于控制经济资源，分享经济收益，稳定市场秩序的目的，会通过各种管制等手段对企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对准则制定者而言，试图在公告中涵盖所有会计实务规则是不可能的，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意味着准则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落后于实务创新，职业判断可以通过个体（群体）的经验技能暂时弥补制度的空白，并对新准则的制定起到实验作用。对于那些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准则，预先暗含的职业判断空间也为准则制定者抵御外界压力并将责任推卸给判断主体提供了辩解的借口。这意味着准则反映的是政治成本效益相权衡的结果，而非实务中职业判断的客观指南。
虽然财务报告的信息大都是数字化，具有基于事实的客观性，且为会计准则系统所规范与制约。但它的生成与传递却受到广泛的职业判断程序的影响，会计循环的各个环节都依赖于细致的、合乎逻辑与经验的判断。职业判断和职业准则相互支持，同时又相互制约（A．K·Mason，1985）。T·R·Dyckman（1986）和M·Gibbins（1988）的研究显示，准则制定的速度无法跟上会计实务的发展速度，新金融工具和其他创新业务强化了信息披露与数据调整的必要，权责发生制的拓展导致了对职业判断的更高要求，其结果是对准则数量和判断质量需求的同时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核心准则无疑成了以往国别会计准则中职业判断空间争夺的延续。
（二）中观维度——企业组织的系统效应Otley（1984）在一篇回顾组织理论和管理会计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章中指出，研究者对组织理论的使用旨在解释会计实务与理论之间的差异。对这一问题的传统解释是理论创新与实务之间存在“时滞效应”，然而当考虑到企业组织结构与运行效率等因素之后，Otley认为在微观个体与宏观制度之间显然应当存在一个过渡，即企业组织系统对会计行为的影响。
最早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1952年Argyfis在预算研究中引入人类判断理论（HJT），分析会计人员在预算规划中的决策特征，指出管理的计划与反馈机制如何影响到组织的系统均衡，这也是行为会计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1960年代，行为会计的研究以管理会计为研究重心，主要关注会计活动对复杂组织系统中管理者决策判断标准的影响。同一时期，财务会计研究者注重外部信息使用者的行为特征属性，而审计研究者试图提高审计判断的效率和质量。1974年Ashton在《会计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内部控制判断的实验研究》一文，此后决策判断理论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研究重心转向了决策者的判断过程中的信息处理。RobertJervis（1979）发现，在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中，因果关系很少是线性的，某种行为的副作用和反馈效应很可能抵消甚至压倒原来预想的结果。经过反复斟酌的最终判断可能反而是一种决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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