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信用的现实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9-13
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 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代理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代理人问题，换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 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 古人云：“政者，正也。” 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 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明镜呢？ 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 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 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的。 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这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 主张扩大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的人们总是以国有经济产权不清为理由，以效率第一为口号。是的。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化为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以实现产权明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或者说，继续沿着破坏信用关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吗？ 市场，这个产生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终保留着它桀骜不驯的本性。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或者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正在发育中的市场都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纵横古今、着眼长远的市场观。 “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9的确，市场是从对外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和平的对外交换的关系，往往都是战争的结果。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人类在贸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当然地是掠夺他人。想一想与海上贸易如影相随的海盗行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当年所到之处的烧杀抢掠，想一想从房地产开发中一夜暴富的大亨们，他们的座右铭会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吗？ 正如对外的市场关系不是在互敬互爱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任何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关系也绝不会在轻松愉快中产生。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展为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血与火的长期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从希腊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在中国，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成。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隶制度下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即作为奴隶主的国家与被奴役民族的对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领主庄园内的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转化为内在于一个社会的、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冲突的强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产阶级的不妥协与无法妥协最终使社会的妥协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西方福利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又会使该矛盾加剧和复杂化，从而把落后国家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生活于家族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又很容易与他们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的儒家理想发生共鸣。 虽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国有经济尽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绝不应视之如敝屣、弃之而后快。因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全民不守信用，即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正。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忍受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或者说，没有可供我们剥削的落后国家。 以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向国外低价出口的政策最终只能带来损人不利己的后果，因为这在国际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同时，既浪费了国内的资源，又影响了本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 现在西方国家总以维护自由、人权来标榜自己，尽管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的确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最终造就出强大的社会阶级，使妥协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社会财富被大规模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也使尊重人、关心人、提高人的素质成为必要，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善待其国民、强大其国民开始。 因此，如果听任少数人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则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这种人为的财产差距将不利于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权贵们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尴尬。如果无视这一切，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正，而且还将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参与机会的公正。 产权不清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想一想在对居民住宅实行强制拆迁时的情况。私有产权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它在理论上是清的，但实际上是清的吗？再想一想县、乡政府强行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们的经营自主权又到哪里去了呢？简言之，不清的又岂止国有产权！ 产权是在对财产支配的过程中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第一，产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第二，产权无法离开其它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将自己得到的奖金主动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给其他人时，特别是以某种形式分一部分给自己的上司时，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对这笔奖金的产权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打了折扣。这个人知道在理论上他或她可以独享，但该理论恰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独享的结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国现在流行有太多的这样的理论。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要求中国的现实，就像一个拿着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长相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财产支配关系来看待产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是无法“独清”的。这是第一。第二，产权也无法“速清”。因为一种产权关系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除非这种产权关系具有与传统产权关系相似的内涵。想一想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其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历史。 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数千年家族社会的历史却不知不觉地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们前面关于家族社会的阴影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 社会主义是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管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主，少数人为多数人办实事、施恩于多数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为多数人做主的少数人只为自己办实事、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会主义不是把“家”变成国，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国来代替以家长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家。 因此，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那么，这样的“分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分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 人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社会的阴影既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中国传统社会的“软肋”究竟何在？ 以“情”、“义”、“人情”为横向纽带，以“忠”、“孝”、“节”为纵向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存在的社会。两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改朝换代，就像现在西方国家四年一次的大选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家族的本性是狭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专制的“忠”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作为皇室家族成员的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家族的狭隘性，皇帝只能产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实就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进行制约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当皇室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被牺牲的只能是国家利益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狭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协调一致、产生出有利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呢？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家军，留给后世多少遗憾？但一个“家”字已经说明了一切。 历史的“软肋”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没有。这个“软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明晰产权的最大障碍，因为缺乏制约、极易膨胀的权力往往无视社会的公正，蔑视任何产权的神圣性。权力必须受到双向制约，这是产权明晰的前提。如果仅仅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文章，那实际上意味着企图割裂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制约。中国只能无愧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论语·学而篇第一 ②孟子·离娄下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页。 ④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大跃进”，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 ⑤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 ⑥白居易：卖炭翁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52页。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