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适应视角下的适切型农民教育机构的创建
【摘 要】在城市适应的视角下，进城农民工面临着经济收入边缘化、人际交往同质化、城市适应浅表化、心理问题多元化等诸多问题，为此适切型农民教育机构要提供就业和发展并重的技能培训，要在不反对同质化交往的同时鼓励异质化交往，要开展“市情”教育和“新市民”教育和进行积极心态教育。
【关键词】城市适应；农民工培训；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劳动力转移工程的强势推动，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小视的力量，但随之而来的便是他们必须面临的城市适应问题。所谓“城市适应”，是指在社会流动之后，流动者在身份、角色、地位、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等等方面顺应新环境的转变过程[1],依此，所谓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指农民工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等方面适应城市环境并从城市环境中获取资源、得以生存和改进的过程。
事实上，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也就给农民教育机构在农民工培训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必须应对的迫切性。
一、农民工城市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
1.经济收入边缘化。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虽然要比农村多，但和城市正式职工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处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在十年间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和城市正式职工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位置。江立华2001年在河北对136名民工的调查表明：“月平均工资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有14人， 201~300元的有54人， 301~500元的有49人， 501~800元的有12人， 801元以上的有7人”[2],这样的经济收入水平只能使他们在补贴必须的农村家用之外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深圳市2010年的调查表明：
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平均为1838. 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有三成七”[3],与深圳在岗职工月工资平均为4200元相比相去甚远，仅能够维持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却还无法享受城里正式工可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这样，他们就只能过极其简单清苦的生活，吃、住、穿较差，基本上和娱乐、教育、社交绝缘，因此，农民工依然面临工资待遇低所导致的边缘化和生存困境。
2.人际交往同质化。
最近的很多研究表明，在很多城市出现了“都市里的村庄”，在北京有“浙江村”、“安徽村”，南京有“河南村”……这些依据地缘和亲缘关系建立的农民工群居地也反映了农民工机械团结和人际交往地缘化、同质化、单一化特征。这表现在外出就业时，就往往是“亲带亲、友带友、邻居帮邻居”
的找工作方式。“一项对济南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呈现，他们来这里打工的主要信息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朋友等提供的，这种情况占75. 82%”[4]。而朱考金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在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找老乡与朋友的占63. 3%,找父母的占17. 5%,找在南京亲戚的占10. 4%,而对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措施关注的农民工仅占2. 6%”[5]。这样的人际交往，使得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也和城市居民处于一种隔膜状态：他们不了解城市和城市市民，不懂得如何与城市人交往，这样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过客心理”已非常淡化，在2010年的深圳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只有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回去，而99%的新生代农民工却表示愿意留下来，但因为他们人际交往的单一性，降低了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对他们的影响，导致他们城市适应不良。
3.城市适应浅表化。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实际上指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掌握城市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包含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对于一个城市人来说，城市化过程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就能顺利习得的；而对于一个农民工来说，从惯有的农村的生活习惯、文化规范、价值体系向陌生的城市的生活习惯、文化规范、价值体系转型，却是一个艰难的甚至出现退缩或者反复的过程。因此，尽管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识，并“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通过城市社会化、积累城市社会的背景知识和文化符号，适应城市社会的过程”，但由于转变的艰难性，使他们的城市适应呈现出浅表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在衣着打扮方面，他们容易接受城市人的影响；在语言方面，他们有模仿所在地城市语言的倾向；在通讯和交通工具方面，也很容易接受城市人的方式；而新生代农民工还有和城市人接近的消费和休闲方式：偶尔也去迪厅K歌，上网吧聊天或游戏。
但他们却很难真正适应城市，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活习惯很难形成，契约意识、规则意识薄弱等等。所谓城市生活习惯很难形成，是指在车站排队上下车、到银行取钱和前面的人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公共场所不吸烟不大声喧哗不挖鼻孔、不闯红灯、不打听和传播别人隐私、饭前饭后洗手等习惯很难形成。所谓契约意识、规则意识薄弱，常常是指农民工往往缺少现代社会所特有的法律意识、合同意识、纪律意识、时间意识等。比如有的农民工一旦发现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者对现有工作不满，就往往不顾自己已经签约的事实频繁跳槽走人；有的农民工很吃苦耐劳，但却喜欢随意散漫，往往对公司的严肃而刻板的工作制度感到不满；有的农民工则有盲目的抱团意识，一味强调所谓的义气，喜欢同进同退，甚至在同伴或老乡犯罪后提供资金或其他帮助。而最明显的，则是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后，往往想不到或不想走合法的途径。比如在工资被拖欠后，除了忍气吞声之外，喜欢通过非法的、违规的渠道解决拖欠工资，这也是近几年“跳楼”要薪、群体“拦路”讨薪、劫持讨薪等事件多发的原因所在。
4.心理问题多元化。
农民工进城不仅意味着空间的改变，使他们离开了土地和房屋，失去了熟悉的地理空间，他们往往在城市居无定所或者蜗居在自己租住的有限空间，常常有寄人篱下之感，也似乎飘浮在城市之上；还意味着他们面临的交际模式、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和以前的乡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城市和乡村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差异给农民工震撼感和断裂感，使他们失去了熟悉的社会支持网络和心理支持环境。空间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的改变和落差，使得很多的农民工产生忧惧、孤独、迷茫、抗拒等心理问题。
据调查，“认为自己‘总担心上当受骗’的占30. 1%,总感到很孤独的占24. 9%,总感到很不安全的占19. 3%,选择‘不知道做什么，总很迷茫’的占18. 9%,总怕被人欺负的占15. 2%,总觉得被歧视的农民工占13. 5%,对城里人总反感的农民工占6. 6%”[6]。经济上的不富裕，交往上的内倾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改变，同时城市和城市市民对他们的不完全接纳，都使他们在心理上缺少归属感，同时形成了他们自卑、消极、浮躁、得过且过、孤独、埋怨、失衡甚至恐惧排斥感，而这种消极心态既可能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必然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甚至于使一些农民工产生仇恨和抗拒心理。虽然有人说有一些媒体有把农民工妖魔化的倾向，但近年来农民工犯罪比率不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北京顺义法院统计， 2010年1月10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39%,较去年同期增加60. 7%”[7]。
二、城市适应视角下农民工培训的应对策略。
农民工进城工作实际上也是从传统状态进入现代状态、从农业状态进入工业状态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农民教育机构必须在城市适应视角下对农民工培训内容进行必要的调整。
1.提供就业和发展并重的技能培训。“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筋、水泥、机器’”[8]。但与此同时， 2011年1月6日山西省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在建筑业、餐饮业中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希望增加工作经验以利于今后的发展。而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38. 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在所需要的培训中，有55. 9%的新生代希望获得创业知识的培训，在对自己未来预期上，新生代希望回家乡创业有37. 6%”[9]。因此，在农民工培训课程中，除了开设与那些就业密切相关的“含金量较高”的技能外，还应开设与管理技能、创业技能、经营技能等与他们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课程。
2.在不反对同质化交往的同时鼓励异质化交往。实际上，鼓励异质化交往，实际上就是希望他们从乡土社会走出，通过与城市市民、社区的交往，加快他们的城市融入过程。调查表明， 80后农民工在社会交往方面和80前农民工相比，在社会交往方面虽然呈现出交际面广、交际对象明显变化等现象[10],但唯一没有变化的，即他们仍然以同质化交往为主要交往特征，这不利于他们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因此，农民工培训应开设城市人际交往课，不妨请一些城市居民进入培训课堂，让他们消除相互隔膜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消除“我比城市人低一等”、“城市人对我们很排斥”等消极判断，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交往。
3.开展“市情”教育和“新市民”教育。所谓“市情”教育，就是要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亲切感、责任感。在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中，虽然农民工对城市的一些标志性建筑、主要景点往往并不陌生，但他们总体上的封闭式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城市，更不可能了解这所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就容易有外在感和过客感。
所谓“新市民”教育，就是在“我是城市一分子”的认同教育基础上进行城市化、现代化教育，这一方面是城市生活习惯的养成，同时应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契约意识教育、遵守规则教育、时间效率教育，帮助其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权益意识、平等意识。应该说，如何进行“新市民教育”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着力思考和探索的主要内容，因为它决定着农民工到最后是否能真正融入城市。
4.进行积极心态教育。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使进城农民工具有良好的积极心态也应成为农民工培训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充分利用人的内在合群性归宿动机，鼓励同质交往和异质交往相结合，使他们形成以追求温暖、亲密的人际沟通为目标，愿意与他人合作交往的行为动力。因此，对农民工积极心态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的研究也就应该尽快开始并付诸实施，这样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的顺利实施、对于减少农民工因心理问题造成的城市适应不畅和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振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式选择及其原因探析[J].改革与发展， 2005（5）： 71-73.
[2]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 2003（5）： 95.
[3]仇日红。《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昨发布[N].广州日报， 2010-07-15.
[4]熊凤水。流动的象征边界———“平民型”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隔离状况分析[ J].新疆社会科学， 2010（3）： 123.
[5]朱考金。城市农民工的心态与观念[ J].社会， 2003（9）。
[6]李伟东。从社会距离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J].北京社会科学， 2007（6）： 72.
[7]颜斐。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心理压抑难融入城市[N].北京晨报， 2010-12-23.
[8]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收入偏低影响爱情发展[J].人民论坛， 2010（4）。
[9]贾玥。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人民网，2010-07-15.
[10]蔡禾，等。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407-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