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后现代管理思想之比较研究———基于后现代思想的解读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2-07-28
【摘 要】 文章通过对后现代管理思想独有内涵的揭示，从理论基点、话语模式、认知方式、思维习惯以及管理范式等五个方面对比分析，透视现代与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的差异，并在挖掘后现代思想价值的基础上，解构现代管理理论，消解现代管理学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以求对现代管理理念更新与重塑。
【关 键 词】 后现代管理；非理性；转喻；比较研究。
溯至19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强力意志”、“理性的原罪”等观点，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20 世纪80 年代，随着后现代哲学理念和方法逐渐渗入管理领域，后现代管理思想孕育萌发。自后现代管理概念被首次提出之后，人们对现代管理学基本假设的质疑日益加深，因而需要在对现代思想解构的基础上对现代管理思想做深层次地分析，以全新的视角探讨管理理论、管理意识以及管理范式。笔者在对现代与后现代管理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中发现：两种理念之间存在着一组迥异的思想束。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剖析：
一、理论基点———理性与非理性。
现代思想认为，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运动背后，隐藏着普适性的规律。处理问题时应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的原则来考虑，即理性。现代思想相信理性是中立的和客观的，符合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准则。而非理性主义则集中于各种矛盾和悖谬的现实，把理性意志所安排的秩序世界所不能容忍的反常状态视为中心对象。在后现代思想看来，理性无非是在诸多二元对立如内容/ 形式、理智 / 情感、常态 / 非常态中，企图通过话语权力褒奖前者而贬斥后者，这种专家共同体所解释的理性世界不是绝对的和普适的。因此后现代思想将现代理性中心化，质疑和批判人类中心的理性主义。
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讨论目的在于理论基点的确定问题。传统管理学思想以理性主义为起点，忽视了管理的非理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在某一特定环境假设下，对管理特征进行整理和研究，具化多样而生动的成分，形成一个规范化的范式，并将之套用于其他不同环境情形的管理实践之中。这种企业管理研究和实践模式，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性，即要求舍弃个体追求与信仰，接受普遍的既定规则，故而服从管理作为服从理性的表现形式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铁律。而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基点被错误的定位为人类的理性，而将内在于管理对象的个性、情感、人格等非理性悬置。理性对人性的漠视，使得现代社会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组织文化传统虚无、归属感和共同感降低，同时人们亦丧失了自发表现的欲望和自主决策的灵感。管理效率提高、物质生活丰富没有理所当然的带来幸福感的增加与生活和谐度的提高，而普遍存在的却是大量矛盾的事实。现代管理中理性的独占权威、管理技术的过度控制以及对囿于统计计量等方法狭隘合理性的认同，导致了人类对自身更深层次问题的忽略，并将管理研究引入歧途。
二、话语模式———普遍主义宏大叙事与多元主体小众叙事。
伴随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管理逐渐演化成知识权力的一种形式，蜕变为一种话语模式。所谓话语模式，即对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进行普适性规范，以便建构起一种序列关系或逻辑关系……提供一种完形的理解力（configura-tional understanding），最终使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遵守普适性法则，构成一个具有体系性及合法化的整体。[1]宏大叙事与小众叙事作为两种相对的话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叙事原则和基础。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如 J·F·利奥塔所言，是指能够以普遍主义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所建构的理论或教义。[2]具象于管理世界，即指在假定普遍主义原则之上，讲述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的管理故事。而小众叙事（little narrative）则强调多元主体差异性和边缘性特征，力图架空权威的独占势力，推翻普遍原则的合法性，主张多元、个性、特殊的世界存在，鼓励并接纳各种异质声音。
无论何种话语模式其话语权力的基础必须是合法的，合法性源自广泛共识的达成，而实现的规范方式则是平等协商。现代思想的宏大叙事是代表或者权威通过粉饰，将自己塑造成理性的、道德的、自律的抽象共识主体，借助科层制度和话语规则表达对叙事内容的意思。然而这必然酿成代表与权威的合法性对大众合法性的摧毁，形成对个例、特殊、差异性的诸多群体的压迫、排斥与控制。“大众从此将被看成是少数派或潜在的分裂主义者，他们的命运只可能是蒙昧主义的”。[3]后现代思想洞见于此，摒弃现代思想认定的虚拟的“宏观话语”，在肯定清醒、睿智的小众群体特征的同时，要求生产新的范式来修改共识规则，由代表不同特质的小众群体通过语言实践和平等的交流互动对误释了的现代世界本真加以完整的诠释。
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现代思想基于宏大叙事的话语模式，将当下社会与文化中零散的、破碎的现象进行集中与夸张，使得尚未形成的事态臆定为既成事态。现代管理者在设有假定条件相对真空的环境里，忽略多元化和偶然性事实的干扰，用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思考，因而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管理的空泛和脱离实际凸显无疑。更为有害的是，管理的普遍性理念掩盖了管理主体权力代表的本质，管理已经演化为以小组形式存在的贵族般的特权；相对而言，组织中的边缘群体却遭受着话语权力的压制，体现多元文化的异质声音被屏蔽在组织之外。边缘小众只能内心怀揣不愿接受的社会权力的失落感，蜷曲在宏观话语下整体而统一的社会之中。后现代要求通过打破话语权力的垄断和沟通的局限，解构现代知识和预测的范式，不断生产管理的未知，呼吁管理的多元化和对个别、异质、边缘小众群体的接纳和关注。
三、认知方式———隐喻与转喻。
J·F·利奥塔在《何谓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将隐喻界定为现代的表征，并将转喻据为后现代的表征。转喻和隐喻作为语言修辞手段，原本系属文学范畴，但却不仅限于此，而更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隐喻（metaphor）根据事物间的相似性，经过人类的虚构和想象，将认识从一个领域投射到另一个领域，使得认知结论和外部经验世界能够实现一种对应关系。而转喻（metonymy）是在一个认知模型（域）中的概念映射，是用同一认知模型中的一范畴（源范畴）去激活相邻的另一范畴（目标范畴），从而来突显这一范畴（源范畴）或它所属的子模型。 [4]转喻这种认知方式根据事物时间、空间、逻辑性等方面的相邻关系，集合理解某一事物所有潜在认知域，在相关概念领域矩阵内激活概念并扩展认知，以从他事物中获得完整意义的诠释。
现代组织隐喻突出了事物间对峙的态势，不能实现彼此间的理解与合作，普遍公认的二元对立说对相邻事物存在替换和组合可能的忽略，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而后现代思想认为相对于隐喻而言，转喻过程，不论是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还是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都反映了一种概念整合的过程。人类思考和推理由隐喻变为转喻，认知关系由横向偶然的相邻性关系取代纵向必然的指代关系，是认知机制与思维方式上的一场本质变革。现代组织理论大量运用隐喻的方式认识管理实践，如古典学派代表人物 Taylor 和 Weber 将组织隐喻为“机器”，把组织中的人隐喻为“齿轮”和“螺丝钉”；Mor-gan（1986）把组织隐喻为“心理囚室”（psychic prisons）；现代理论又将组织隐喻为“生命体”等等，都表明现代思想强调整体的独立生命存在，而漠视与组织相连的个体的价值，因而组织必然要求个体陷入其中，力求适应和服从而非试图挑战和驾驭，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也只能依赖于当局者的设计和描述，绝不允许旁观者研究。而后现代组织理论从关系论视角出发，在邻近认知原则的基础上，认为组织是复杂而混沌的。广泛存在于组织及其管理实践中的偶然、非理性和不确定关系，构成了对隐喻认识模式的破坏，因而需要我们摆脱组织有形或无形的框架束缚，重新组织新的脉络关系，创造出不同以往、别样另类的管理真实。
四、思维习惯———笃信与怀疑。
现代管理学强调实证研究的价值，并将管理原则的规定和管理方法的选择设置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做出所谓科学的实践指导。诚然，实证研究的对象确有广泛的代表性，其论证功能和说服力也是其他研究方法所望尘莫及的。但不可矢口否认的是：普遍中存有特殊，连续中时有间断，精确中难祛模糊。基于实证研究建立起的现代思想普遍承认和认同的管理方式方法带有先天统计性偏见的痼疾。事实上，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检验，均已经透析或显示出现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现代组织将管理对象安置于一个既定的、被设计好的模式之中，理所应当地认为“服从第一”是企业管理的铁律。然而，即使精心设计也未必在现实中必然实现，即便实现，也未必有长效价值。在今天这样多元化，个性张扬日益风行的时下，坚守固有管理法则的结果可能导致的是权威质疑和管理无效等管理危机。普遍性和完整性存在严格区别，在假设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易于生成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却忽视了非代表性、边缘性问题的影响。故而，现代思想所笃信的“真理”绝非永恒。
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否定之否定，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特点：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怀疑、批判的否定性价值成为推进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相对于现代思想的笃信，怀疑一切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基于为破旧立新创设机会和提供可能的初衷，后现代思想宣布“真理”的终结，并将所有权威和经典推下其所占据的高阁。在怀疑的基础上，后现代强调广泛的、全面的、彻底的、颠覆性的批判，对现代思想所秉持的同质性、有序性、常态性、线性进行否定，认为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偶然性、非连续性和不确定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趋势性分析只能是一种对模糊推测的理解，不存在可被推演的内在联系。只有抓住每一个时间节点，获得意义的瞬间解释，才能诠释管理的完整内涵。
五、管理范式———机械范式与有机范式。
基于组织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而确定的假设，现代科学通过有限的实证研究，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形成管理的共性规则，从而在理论上支撑现代组织构筑机械性的管理范式。但事实上这种实证研究本身根本无法穷尽存在的可能，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就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科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是人们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中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5]因此架构于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机械管理范式并不必然是管理范式中的优选，而现代组织也并非是一个为线性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永久稳定的统一组织体。后现代思想针对现实的不连续、不可精确与灾变的特征，指出可导连续性的推演作为后续行为的指导———这种机械的类推模式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因此针对多变的管理实践，应重新审视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基础，颠覆误构的最佳模式，将组织建立在强调混沌模式、体现柔性特征、模糊组织边界的有机范式之上。
综上所述，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并非区分孰优孰劣，更不是要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特殊推翻普遍，用置疑一切的思维去否定一切管理经验的贡献。而是要努力挖掘后现代理念中对管理思维再造和重塑的启示价值，企望在全视角下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管理现实，以更广阔的思维去创新管理理念，推进范式革命，实现管理模式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杨乃乔。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J]. 文艺争鸣，2005（1）：29- 41.
[2] J·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赛尔托（M.de Certeau），朱利亚（D.Julia），勒韦尔（J.Revel）。一种语言政治———法国大革命与土话[M].珈利玛出版社，1975.
[4] Ungerer .F. ，Schmid .H.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1.
[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关 键 词】 后现代管理；非理性；转喻；比较研究。
溯至19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强力意志”、“理性的原罪”等观点，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20 世纪80 年代，随着后现代哲学理念和方法逐渐渗入管理领域，后现代管理思想孕育萌发。自后现代管理概念被首次提出之后，人们对现代管理学基本假设的质疑日益加深，因而需要在对现代思想解构的基础上对现代管理思想做深层次地分析，以全新的视角探讨管理理论、管理意识以及管理范式。笔者在对现代与后现代管理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中发现：两种理念之间存在着一组迥异的思想束。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剖析：
一、理论基点———理性与非理性。
现代思想认为，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运动背后，隐藏着普适性的规律。处理问题时应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的原则来考虑，即理性。现代思想相信理性是中立的和客观的，符合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准则。而非理性主义则集中于各种矛盾和悖谬的现实，把理性意志所安排的秩序世界所不能容忍的反常状态视为中心对象。在后现代思想看来，理性无非是在诸多二元对立如内容/ 形式、理智 / 情感、常态 / 非常态中，企图通过话语权力褒奖前者而贬斥后者，这种专家共同体所解释的理性世界不是绝对的和普适的。因此后现代思想将现代理性中心化，质疑和批判人类中心的理性主义。
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讨论目的在于理论基点的确定问题。传统管理学思想以理性主义为起点，忽视了管理的非理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在某一特定环境假设下，对管理特征进行整理和研究，具化多样而生动的成分，形成一个规范化的范式，并将之套用于其他不同环境情形的管理实践之中。这种企业管理研究和实践模式，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性，即要求舍弃个体追求与信仰，接受普遍的既定规则，故而服从管理作为服从理性的表现形式已成为企业管理的铁律。而后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基点被错误的定位为人类的理性，而将内在于管理对象的个性、情感、人格等非理性悬置。理性对人性的漠视，使得现代社会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组织文化传统虚无、归属感和共同感降低，同时人们亦丧失了自发表现的欲望和自主决策的灵感。管理效率提高、物质生活丰富没有理所当然的带来幸福感的增加与生活和谐度的提高，而普遍存在的却是大量矛盾的事实。现代管理中理性的独占权威、管理技术的过度控制以及对囿于统计计量等方法狭隘合理性的认同，导致了人类对自身更深层次问题的忽略，并将管理研究引入歧途。
二、话语模式———普遍主义宏大叙事与多元主体小众叙事。
伴随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管理逐渐演化成知识权力的一种形式，蜕变为一种话语模式。所谓话语模式，即对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进行普适性规范，以便建构起一种序列关系或逻辑关系……提供一种完形的理解力（configura-tional understanding），最终使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遵守普适性法则，构成一个具有体系性及合法化的整体。[1]宏大叙事与小众叙事作为两种相对的话语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叙事原则和基础。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如 J·F·利奥塔所言，是指能够以普遍主义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所建构的理论或教义。[2]具象于管理世界，即指在假定普遍主义原则之上，讲述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的管理故事。而小众叙事（little narrative）则强调多元主体差异性和边缘性特征，力图架空权威的独占势力，推翻普遍原则的合法性，主张多元、个性、特殊的世界存在，鼓励并接纳各种异质声音。
无论何种话语模式其话语权力的基础必须是合法的，合法性源自广泛共识的达成，而实现的规范方式则是平等协商。现代思想的宏大叙事是代表或者权威通过粉饰，将自己塑造成理性的、道德的、自律的抽象共识主体，借助科层制度和话语规则表达对叙事内容的意思。然而这必然酿成代表与权威的合法性对大众合法性的摧毁，形成对个例、特殊、差异性的诸多群体的压迫、排斥与控制。“大众从此将被看成是少数派或潜在的分裂主义者，他们的命运只可能是蒙昧主义的”。[3]后现代思想洞见于此，摒弃现代思想认定的虚拟的“宏观话语”，在肯定清醒、睿智的小众群体特征的同时，要求生产新的范式来修改共识规则，由代表不同特质的小众群体通过语言实践和平等的交流互动对误释了的现代世界本真加以完整的诠释。
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现代思想基于宏大叙事的话语模式，将当下社会与文化中零散的、破碎的现象进行集中与夸张，使得尚未形成的事态臆定为既成事态。现代管理者在设有假定条件相对真空的环境里，忽略多元化和偶然性事实的干扰，用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思考，因而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管理的空泛和脱离实际凸显无疑。更为有害的是，管理的普遍性理念掩盖了管理主体权力代表的本质，管理已经演化为以小组形式存在的贵族般的特权；相对而言，组织中的边缘群体却遭受着话语权力的压制，体现多元文化的异质声音被屏蔽在组织之外。边缘小众只能内心怀揣不愿接受的社会权力的失落感，蜷曲在宏观话语下整体而统一的社会之中。后现代要求通过打破话语权力的垄断和沟通的局限，解构现代知识和预测的范式，不断生产管理的未知，呼吁管理的多元化和对个别、异质、边缘小众群体的接纳和关注。
三、认知方式———隐喻与转喻。
J·F·利奥塔在《何谓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将隐喻界定为现代的表征，并将转喻据为后现代的表征。转喻和隐喻作为语言修辞手段，原本系属文学范畴，但却不仅限于此，而更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隐喻（metaphor）根据事物间的相似性，经过人类的虚构和想象，将认识从一个领域投射到另一个领域，使得认知结论和外部经验世界能够实现一种对应关系。而转喻（metonymy）是在一个认知模型（域）中的概念映射，是用同一认知模型中的一范畴（源范畴）去激活相邻的另一范畴（目标范畴），从而来突显这一范畴（源范畴）或它所属的子模型。 [4]转喻这种认知方式根据事物时间、空间、逻辑性等方面的相邻关系，集合理解某一事物所有潜在认知域，在相关概念领域矩阵内激活概念并扩展认知，以从他事物中获得完整意义的诠释。
现代组织隐喻突出了事物间对峙的态势，不能实现彼此间的理解与合作，普遍公认的二元对立说对相邻事物存在替换和组合可能的忽略，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而后现代思想认为相对于隐喻而言，转喻过程，不论是部分代替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还是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代替部分，都反映了一种概念整合的过程。人类思考和推理由隐喻变为转喻，认知关系由横向偶然的相邻性关系取代纵向必然的指代关系，是认知机制与思维方式上的一场本质变革。现代组织理论大量运用隐喻的方式认识管理实践，如古典学派代表人物 Taylor 和 Weber 将组织隐喻为“机器”，把组织中的人隐喻为“齿轮”和“螺丝钉”；Mor-gan（1986）把组织隐喻为“心理囚室”（psychic prisons）；现代理论又将组织隐喻为“生命体”等等，都表明现代思想强调整体的独立生命存在，而漠视与组织相连的个体的价值，因而组织必然要求个体陷入其中，力求适应和服从而非试图挑战和驾驭，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也只能依赖于当局者的设计和描述，绝不允许旁观者研究。而后现代组织理论从关系论视角出发，在邻近认知原则的基础上，认为组织是复杂而混沌的。广泛存在于组织及其管理实践中的偶然、非理性和不确定关系，构成了对隐喻认识模式的破坏，因而需要我们摆脱组织有形或无形的框架束缚，重新组织新的脉络关系，创造出不同以往、别样另类的管理真实。
四、思维习惯———笃信与怀疑。
现代管理学强调实证研究的价值，并将管理原则的规定和管理方法的选择设置于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做出所谓科学的实践指导。诚然，实证研究的对象确有广泛的代表性，其论证功能和说服力也是其他研究方法所望尘莫及的。但不可矢口否认的是：普遍中存有特殊，连续中时有间断，精确中难祛模糊。基于实证研究建立起的现代思想普遍承认和认同的管理方式方法带有先天统计性偏见的痼疾。事实上，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检验，均已经透析或显示出现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现代组织将管理对象安置于一个既定的、被设计好的模式之中，理所应当地认为“服从第一”是企业管理的铁律。然而，即使精心设计也未必在现实中必然实现，即便实现，也未必有长效价值。在今天这样多元化，个性张扬日益风行的时下，坚守固有管理法则的结果可能导致的是权威质疑和管理无效等管理危机。普遍性和完整性存在严格区别，在假设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易于生成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却忽视了非代表性、边缘性问题的影响。故而，现代思想所笃信的“真理”绝非永恒。
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否定之否定，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特点：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怀疑、批判的否定性价值成为推进事物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相对于现代思想的笃信，怀疑一切成为后现代思想的基本特征。基于为破旧立新创设机会和提供可能的初衷，后现代思想宣布“真理”的终结，并将所有权威和经典推下其所占据的高阁。在怀疑的基础上，后现代强调广泛的、全面的、彻底的、颠覆性的批判，对现代思想所秉持的同质性、有序性、常态性、线性进行否定，认为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偶然性、非连续性和不确定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趋势性分析只能是一种对模糊推测的理解，不存在可被推演的内在联系。只有抓住每一个时间节点，获得意义的瞬间解释，才能诠释管理的完整内涵。
五、管理范式———机械范式与有机范式。
基于组织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而确定的假设，现代科学通过有限的实证研究，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形成管理的共性规则，从而在理论上支撑现代组织构筑机械性的管理范式。但事实上这种实证研究本身根本无法穷尽存在的可能，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就曾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科学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是人们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中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5]因此架构于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机械管理范式并不必然是管理范式中的优选，而现代组织也并非是一个为线性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永久稳定的统一组织体。后现代思想针对现实的不连续、不可精确与灾变的特征，指出可导连续性的推演作为后续行为的指导———这种机械的类推模式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因此针对多变的管理实践，应重新审视现代管理科学的研究基础，颠覆误构的最佳模式，将组织建立在强调混沌模式、体现柔性特征、模糊组织边界的有机范式之上。
综上所述，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比较研究，其目的并非区分孰优孰劣，更不是要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特殊推翻普遍，用置疑一切的思维去否定一切管理经验的贡献。而是要努力挖掘后现代理念中对管理思维再造和重塑的启示价值，企望在全视角下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管理现实，以更广阔的思维去创新管理理念，推进范式革命，实现管理模式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杨乃乔。图像与叙事———论诸种叙事与知识分子的小叙事者身份[J]. 文艺争鸣，2005（1）：29- 41.
[2] J·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赛尔托（M.de Certeau），朱利亚（D.Julia），勒韦尔（J.Revel）。一种语言政治———法国大革命与土话[M].珈利玛出版社，1975.
[4] Ungerer .F. ，Schmid .H.J.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2001.
[5]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