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不折腾”思想探析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不折腾”，此后“不折腾”一词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而在党内最早提出“不折腾”这个命题的人是陈云和李先念，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最早实践“不折腾”思想的是陈云。陈云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60 年代初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以及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不仅进行了具体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随着调整的逐步深入，在冷静分析形势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明确提出“不折腾”的命题提供了历史基础。
一、“不折腾”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成为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推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陈云“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1］这些重要思想就包括“不折腾”。
针对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希望尽快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文革”“瞎折腾”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状况，1978 年 12 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发言中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针对当时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陈云、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提出了六点具体意见，明确表达了“不折腾”的思想。这六条意见中的第一条就是： “前进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可谓开宗明义，既表达了陈云等同志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的担忧，也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深刻总结。
为了推动调整与改革，陈云在此后又多次强调“不折腾”。如 1979 年 9 月 18 日，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陈云指出： “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2］268.
二、避免“折腾”的主要措施。
1. 综合平衡。回顾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急于求成导致的“瞎折腾”，急于求成导致国民经济内部各种比例关系失衡。从 1955 年底到 1956年初，全国各行各业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6 年 1 月 25 日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 “到 1967 年，粮食全国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 9 000 万担到 1 亿担。在批判‘右倾保守’的压力下，不少部门把原定 1967 年实现的指标，提早五年改为 1962 年实现。”［3］526 －527这些高指标和生产建设中不分轻重缓急的冒进势头，导致了基本建设一再追加投资，造成资金、能源、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严重短缺，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紧张。
陈云是协助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一直主张社会主义建设要渐进，反对冒进。为了预防和减轻“折腾”造成的损失，陈云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1956 年初，陈云经过深入了解和仔细核算后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来的高指标来安排1956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将是短缺的，尤其是钢铁严重短缺。“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了。大家争钢材，表明我们的计划是很紧张的。”［4］1010面对这种局面，防止和反对冒进就成了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必须考虑的问题了。陈云充分利用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和呼吁。2月10 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 “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4］291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陈云采取了如下措施来减轻冒进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决定当年中央各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 6%; 二是节约钢材。要求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 4%、2. 5%。三是缓解物资供应紧张。陈云说过： “我们设想如果在中国发生波兹兰事件的话，那么，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将会是油脂和猪肉供应不足。”［4］1060为此，陈云抓了三件事： 一是发展养猪生产；二是调整猪肉供应办法，缩小照顾面，压低照顾量，降低对机关、团体定额供应的办法； 三是减少猪肉等副食品的出口量。在 4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1956 年基本建设和物资平衡问题时，陈云提出： “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发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4］1011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就是打破了平衡，导致各种紧张。
1956 年 11 月 18 日，周恩来开始出访亚欧国家期间，陈云代行总理职务，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既定方针。在随后的日子里，陈云下了很大的功夫抓平衡。在 12 月 18 日主持国务院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指出： “建设规模要与所能提供的外汇相适应。我国建设需要的外汇，基本上依靠农产品。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5］经过努力，一些严重的脱离实际和影响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被削减，1956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从 200 亿元，压缩到140 亿元； 1957 年的基建投资进一步压缩到 110亿元，并相应地降低了工业指标和发展速度，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了协调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控制了冒进的源头，避免了过高指标和过快速度所带来的更大危害，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1957 年的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0%，当年商品货源明显大于当年社会购买力，市场繁荣，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综合平衡问题解决得好，经济就发展，市场就稳定，解决得不好，国民经济就出现困难。“大跃进”就是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后果。1979 年 3 月，陈云、李先念就当时财经工作中的问题写信给中央指出： “从长期来看，国民经 济 能 够 做 到 按 比 例 发 展 就 是 最 快 的 速度。”［2］248陈云晚年仍然一再强调要搞“综合平衡”。1985 年 2 月，他批评： “现在钞票发行失控。一年发多少钞票，要有人把关，而且必须由总理或者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把关。”［6］3751988 年 10月，他又提出： “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经 济 这 一 条，否 则 整 个 国 民 经 济 要 乱套。”［6］417.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规模比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大得多，所面临的情况也复杂得多，但是综合平衡依然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2.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陈云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多次谈及和实践的一个方法。1951年 7 月 20 日，陈云在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 “等到工商联的工作做得久些，做得好些，并提高了威信，经费和人员的合理使用，是可以逐步做到的。即使如此，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7］由于陈云正确处理了工商联与商会的关系，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两个运动打乱了我国社会的生产秩序和农村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尤其是伴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来的浮夸风，发生的时间长、范围广、危害巨大，把党的“左”倾错误推向了高潮。即使在“大跃进”期间，陈云仍然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对安徽省部分农村社队实行“责任田”的做法，陈云明确表示： “粮食包产指标要定得留有余地，使群众有产可超，不能机械地以上年的实际产量作为指标。”［6］47陈云还主张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陈云认为： “在当前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补充。”［6］85.1961 年 3 月 6 日至 8 日，陈云在听取化工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指出： “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子就铺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6］6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时代精神。由于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彻底变革，因而难度很大，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
正因为改革艰巨性、复杂性，陈云多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比如： 1980 年 12 月 16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2］306 －307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成了一个重要思想。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把“不折腾”理念和精神作为一种思想共识落到实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社会就稳定，经济就发展。因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必然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获得更多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充足的时间，使个体逐步提高对改革收益的感知和辨识，也使社会尽最大可能识别和补偿利益受损者，以增强改革的社会基础，不断有改革的动力。
3. 调查研究。导致经济建设上“瞎折腾”的重要原因是主观主义，背离了客观实际。为此，陈云反复强调要调查研究。越是在关键时刻遇到关键问题，陈云越能在调查研究方面显示出深厚的功力，通过调查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赞扬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清楚他就不讲话。”［6］106大跃进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两年内实现钢铁产量的翻番，于是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到 1958年底，全国“直接和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占全国总人口的 1/6 左右。……不但工厂、公社，而且机关、学校和部队，到处建起了土高炉，办起炼铁厂，就连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些部门，也在机关大院里建起了小高炉。”［8］1958 年 11 月底至 12月初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此时，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已现端倪。这次会议确定将 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由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降为一千八百万吨至二千万吨。1959 年 1 月 18 日，陈云和其他同志在毛泽东处谈经济和工业问题时，陈云明确提出： “武昌会议制定的一九五九年的生产指标过高，难于完成。”［6］13关于这件事，毛泽东在 1959 年 4 月 2日至5 日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 “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6］13这次会后，陈云受毛泽东委托，对压缩后的钢铁指标进行研究。陈云在 1959 年 5月 11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 1959 年生产1 300万吨钢的建议。执行结果是： 1959 年实际完成钢产量 1387 万吨，与陈云的建议大体一致。
在“大跃进”的“共产风”中，包括生猪饲养也归了公，结果导致猪的存栏数下降很多。1960 年年中开始，再次把部分猪交给农民私人喂养，但仍然坚持“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方针，并在 1961 年初的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的文件中得到确认。不仅如此，陈云在1961 年 6、7 月份到青浦农村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 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户私养。这样更有利于增加生猪的存栏量。陈云在调查中还发现，当地政府强迫农民种植双季稻。在反复比较了用工、农时、用肥、种子后，陈云得出结论： 种一季稻，然后种小麦或者蚕豆，实际收入比种植双季稻更高。陈云认为： 不能一味强调种植双季稻，而应该因地制宜。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花巨资在上海建设宝山钢铁公司，然而由于前期论证不够，工程开工后发现国内配套资金和材料不足，引进设备又缺乏足够外汇支付。宝钢陷入了上、下两难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云受中央委托去上海调研解决宝钢问题的办法。通过调查，陈云提出适当延长建设周期，先上一期，过一段时间再上二期。这样，一期工程投产可以为二期积累资金，既能使工程建设下去，又可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陈云还建议： “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2］260陈云的意见被中央采纳，宝钢建设得以继续。
陈云总结自己调查研究的经验得出一条重要结论： “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2］188 －1894. 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陈云在谈到财经工作时曾经多次说过“我们要向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踱方步考虑”的旧商人学习。“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1982 年 1 月，陈云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时，提出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战略性大问题，旧商人中的“瓜皮帽、水烟袋”就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的经济机关不大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要有这方面的战略家。［6］290.1990 年 6 月，陈云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建议中央负责同志“要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的问题”。［6］434.
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就是要从全局中分出轻重缓急，抓住重点，统筹兼顾。陈云主张： “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2］33陈云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思想，要求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重点与特殊、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凡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这几个关系，就可以避免“瞎折腾”。
三、“不折腾”的意义。
陈云的“不折腾”思想是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折腾的危害在于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政治上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导致社会动荡。1955 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冒进导致经济形势紧张，基本生活物资短缺，猪肉供应不足。“有人甚至写信给报纸、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说： ‘你们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什么吃不到猪肉？’”［4］1046“陈云一贯认为解决市场供应紧张，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要抓紧粮食生产，有了更多的粮食，才能多养猪。为此，陈云反复强调： ”粮食定，天下定； 粮食紧，市场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导致人民生活严重困难，而生活困难又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情况令人震惊。1960 年 12月 19 日，周恩来在中央农业会议上说： ”我们不能麻痹，今年出了三十三个‘皇帝’，其中有十个出在山东，斗争是尖锐的。“［4］1222”文革“10 年的折腾给国家、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然而，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并没有彻底摆脱过去的习惯思维，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急于求成。表现在基本建设与国家财力、物力的关系上，就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其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陈云指出： 建设像宝钢、平果铝厂、三峡水电站那样大的工程，如果不是五年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在改革的思路上，陈云也是力主稳妥，就像他指出的那样：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2］279在设立经济特区的问题上，陈云主张： 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同时，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2］306 －307陈云倾向于先试验，不断总结经验，待成熟之后再推广。这与他的”不折腾“思想是一致的。
总之，陈云在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稳妥思想，在实践中坚持的”不折腾“思想是反映经济建设规律的。这样好的意见，有时付诸实施了，但也有很多时候由于”左“的影响而受到批评，导致经济建设遭受挫折，教训是很深刻的。虽然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与陈云在世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是不会变的。我们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更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能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形势好的时候，就头脑发热，搞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这类的”瞎折腾“，在遭遇困难时，才感悟到陈云思想作风的正确。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按照需要和可能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目标。在遵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地运用好。这样，我们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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