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粉丝”的本质探寻
“粉丝”是英语Fans的音译，原意是“热心的追随者”，“Fan”是“运动、电影等的爱好者”的意思。所以，“Film fans”是“影迷”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XX迷”或者“XX追星族”一类的意思。“粉丝”是一个庞大的群落，喜欢音乐、体育、时尚、游戏、影视的人数在世界以亿计，而非常活跃的“粉丝”人群至少能达到一千万，“主要是20世纪70－90年代出生的人群，年龄主要在15－30岁之间，他们爱好广泛、时尚，喜欢新事物，喜欢娱乐，喜爱自我表现，愿意与他人分享爱好并愿意为爱好付费。”［1］而“音乐粉丝”则是“粉丝”群体中最大的一群。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愿意为音乐付钱的人数就达到一亿。当下，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就目前音乐受众中的“音乐粉丝”的规模、数量、行为方式等因素而言，要研究社会音乐生产、音乐流行、音乐传播、音乐商品与消费等一系列问题就离不开对“音乐粉丝”的研究。音乐粉丝的产生和现代大众文化工业中的文本①制造、宣传行为有关，而文本制造所制作出来的“文本”本身又具有吸引人的丰富内涵。文本制造是基础，但制造出来的文本是否就成为“粉丝”所迷恋的对象，也取决于文本本身是否具有能吸引人的特质和持续性。
一、“音乐粉丝”的心理把握
对于“粉丝”所表现出来的狂热行为，有一种普遍性的观点认为，这是青年一代精神饥渴与信仰危机的征兆，他们想通过仰慕或迷恋某一对象而在他们身上获得一种自我认同或归属感，似乎把自己完全寄托在偶像身上（由此而出现偶像去世自己也随之而去的情况）。这种寄托，也是一种认同。首都师范大学学者陶东风在分析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追星”现象时就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位学者指出，“追星”现象是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精神饥渴与信仰危机的征兆。“精神饥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病灶，它导源于精神价值的失落，是深刻的信仰危机的表征。追星及其背后体现的精神危机”［2］6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港台流行歌手，歌曲那表面丰富的个性色彩成为他们崇拜仿效的榜样，而歌词表达的细致入微、丰富全面又令他们青春期朦胧的情愫找到了宣泄的载体。多少情窦初开的少女们在对刘德华、张学友身上放纵着自己的想象，又有多少不谙世事的中小学生们把‘小虎队’作为表达自己心声、和自己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他们在港台流行歌曲里找到了追求的个性色彩和自我语言”［3］211。
“音乐粉丝”大部分是正处于社会化进程尚未完成的青少年，流行歌曲、电视选秀节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解决有关亲密和信任的危机。从以往相对刻板的人际印象中回避出来，暂时性地在这个环境中实践一种全新的经验。这个环境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自由度，并且都是合法的。同时，选秀节目的全程直播以及所带来的持久性狂热，这便为危机的消除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在此之前，可能很难有这样一个如此长期的过程，可以用来做连续性的思考，并且把自我维系在一个系统之中。每一个个体可以很独立和自由地来解决自己的危机，寻找自我认同，而不受其他影响。在全民参与的大众娱乐环境下，又可以充分地对他人进行认知，调节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情感，发展“亲密关系”。这里的“亲密关系”包含了自我同他人，自我同内心两个层面，这也是“自我认同”所强调的两个层面。
每个人都会有本能的价值判断能力，表现在认知他人的过程中，对他人的第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际关系发展的顺利和终止。通常情况下，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情绪的阶段性，这一价值判断并不能成为一种可靠的标准。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界环境和一个认知的过程，来发展自我同他人的人际关系。认知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选秀节目的环境中，这一点完全不可以单单地被进行量化的比较。人际交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包含一些基本的因素———外观、知识、能力、个人背景等，这些因素所组成的一种比较水平，成为人际关系发展方式和程度的指导。
在传统情景下，“审美”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狭义性。在一些模式的标准中，被定义为可供欣赏的普遍认同，但这往往是一种重复的、限定的思维，排除了其他实践性的可能。所以从“传递性”这个角度来看，是失去意义的。因为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很多新的实践意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来的表达方式，甚至完全否定。这需要以一种自由的形式，来摆脱传统核心下所谓的“正规”的惯性。所以如今的“审美”，更多强调的是充分建立在自我情感之上的一种认同。
“音乐粉丝”以自己的一种眼光标准，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歌手，并且在其他粉丝同伴中获得了充分的认同感，这便是信任产生的基础。粉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认同”，是真正具有“个人心理构造的完整图景”的［4］35，也就是吉登斯所特别强调的描述“自我认同”的前提条件。现代性的自我认同，除了强调这种审美上的情感认知的独立性和真实性之外，还非常强调自身的连续性，也就是时间的连续性。这表现在自我同内心的亲密关系中，具有内在参照性的特点。我们似乎总是习惯性地把个人的成长分成一个个仪式化的阶段，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做阶段性的引导来避免某些可能发生的意外。但容易被忽略的是，在成长过程中，个人情感结构性的发展和稳固不是单单靠引导，或者从知识的角度来被认知的，而是需要个体在“自我认同”不断形成和反思的过程中实践和经历的。这便是一种内在参照，存在于自我同内心的关系中。“音乐粉丝”们疯狂追星，其实只是在寻找一种自我同内心的亲密关系，来消除除此之外带给自我的其它“焦虑”。
选秀节目在娱乐领域实践了一次“自由与民主”。这一切其实正是构成了一种“准社会交往关系”，通过一种虚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个完整的认知他人，与他人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就好像和对象之间是在现实社会中真实地交往一样，“粉丝”陪伴偶像选秀的每一步艰辛，分享他们的欢喜或悲优，把他们的每一个情感变化都接收为对自己的信息回馈，来安慰或鼓励自己。粉丝通过在偶像身上投射出来的种种理想的自我认同，达到一种本体的信任和安全感，来完成这种虚拟的人际关系的过程，就是提供给自我同内心的亲密关系。粉丝们的认同寻求存在两种情况。根据台湾学者简妙如的研究，认同发展过程包括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阶段。个人认同就是通过仿效偶像或明星的行为，重新建构自我，期望自己拥有像自身崇拜的偶像所拥有的特质；而一旦个人自我认同之后所表现的行为得以被社会认同的阶段，此即为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我们一般更多强调粉丝的自我认同，而对于社会认同却往往予以忽视。这根源于把粉丝看作是社会另类的认识，似乎粉丝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5］。实际上，根据西美尔对时尚的研究，时尚一方面具有区分———区分他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融入———融入某一团体或社会的功能：“一方面使既定的社会圈子和其他圈子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显现了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紧密联系。”［6］92。
学者哈瑞特和贝利借用了温尼寇特（D。W。Winnicott）的“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这一概念分析了肥皂剧迷们的快乐。所谓“过渡性客体”实际上就是自我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个“第三区域”，它既不属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也不并完全属于外在于我的客观世界，而是一个自我与外在世界相交汇、相协调的世界，是一个供人休息的地方或驿站，是个体自我与外在世界不断连接的地方。“过渡性客体”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幼童身上，因为他们并不能正确地认识外在于他的世界，但他可以以自己的想象，把这个世界想象成自己所认为的世界，并以此为乐。他们所想象的这个世界既不是客观的外在世界，也不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一个第三世界———“过渡性客体”，正是在这一过渡性客体中，幼童获得了快乐，甚至乐此不疲。在哈瑞特和贝利看来，肥皂剧就是肥皂剧迷们的“过渡性客体”，是观看者休息娱乐的地方，并从中获得快乐。由此，肥皂剧文本并不纯粹只存在于“外部真实”（迷恋的对象），也非完全局限于粉丝的“内部真实”（粉丝的狂热），相反，粉丝可以以极有创意的方式，加以运用这些文本，以管理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一个人变得完全仅仅沉溺于自己幻想的内心世界，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变得像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我们对于鲜明有活力的内在世界毫无知觉，而完全受外在真实所左右，那么相反的，我们将会对自己的独特性以及自我失去感受力。因此，我们与外在世界既不能相互偏离得过远，又要报此两者紧密相连，在哈瑞特和贝利看来，这对于心智健康而言，就具有至上的重要性。而粉丝们实际上能够运用媒体文本而成为此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并非不能区分幻想与真实；事实上正好相反，粉丝们能够自由玩弄并且跨域“幻想”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并从中获得自己的快乐［7］177－180。
二、“音乐粉丝”与群体意识
在实际的“粉丝”活动中，大家出于联系的方便，利用百度贴吧、论文格式、天涯社区、QQ群等即时通讯工具相互沟通，为同一个偶像呐喊或者公布偶像的行程、演唱会日程，参加各种偶像见面会，甚至是迎接、送别之类，公布偶像爱好、习惯等……逐渐围绕这些网络工具形成一个个固定的“粉丝”群体。“粉丝”们不论是加入QQ群，还是在大街上拉票，集体发短信捧自己喜欢的偶像，不能用理性或者狂热来简单概括这些崇拜行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这些行为无不在释放着自己的情感。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偶像的喜爱。
“粉丝”加入一个“粉丝”团，门槛是低的，要是在网络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只要他或者她喜欢某一个偶像，简单注册就可以加入进来，和同样兴趣相投的人共同讨论，一起参加各种“粉丝”活动。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一起去参加各种“粉丝”的各种捧场活动。另外，加入或退出，对于广大“粉丝”来说，基本上是自由的，他或者她可以随时根据自身的兴趣的转移参加到哪个“粉丝”团中，既可以参加一个也可以参加两个、三个、四个……他或者她也可以随时退出自己不喜欢的“粉丝”团体。这相对社会上充满社会规则和礼仪道德的社会组织来说，是自由和随意的，这么简单就能成为一个团队成员，而这种团队精神也能满足“粉丝”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极其简便实现“粉丝”心理满足的形式。
在“粉丝”团体中，角色划分和现实身份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很失落，但可以在“粉丝”团体中成为“粉丝”领导，为个人身份的转移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粉丝”团体中，某些具有组织才能和协调能力，成为“粉丝”的领袖，完成了也许是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成功的可能。“粉丝”既然要作为一个团体出现，就必须要制定一系列群体规范，虽然这些规范可能并不是十分严格，但是，即使是几条约定或者规定也是维护一个团体运转的必要条件，要求全体成员都来执行群体规范，排除违反群体规范的行为。对于心理上追求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众粉丝来说，这样做能更好地融入“粉丝”团体当中，和其他“粉丝”更加和睦地相处。
当然，在群体当中，自然会有偏离者，也是“粉丝”对“粉丝”群体认同感的一种规训。一般来说，每个能活动的群体都有一个核心。核心首先要争得离核心较近的一些成员的支持，然并且有了一定的秩序保障。因此在“粉丝”团体中，还有一些核心人物，是群体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也是群体规范的维护者。在每一项活动的开展做出的决策需要得到执行，他们的以身作则和以身为范成为“粉丝”团队中“粉丝”的领袖和楷模，有构成了新的偶像崇拜。粉丝群体在网络上的凝聚力就大大提高。
学者以及普遍民众都认为，现代生活和前现代生活有着根本不同。当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物质进步、精神危机的社会。现代性带来了技术上的进步和社会、文化、道德的衰败。对现代性的批判既是怀旧的也是浪漫的，因为它将丢失的美德都置于过去，并相信这些美德回归的可能性。“粉丝”团体被想象成支持和保护性的，为个体提供了与传统纽带（如种族、宗教和族裔）相关的身份和联系。由于这些社群纽带的松弛或丢弃，个体业随之被视为脆弱的———他或她“被从习俗中剥离出来”，在世界中央失去了稳固和可靠的方向。稳定的身份和关系的缺失使得个体易受非理性诉求的影响。随着20世纪早期的广告和公关大战的精致化，以及电影和电视引入注目的流行，对技巧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的恐惧也在增长。“大众人”似乎很容易就变成“大众信仰”的受害者。在宣传的魔法下，情感能蜕变为疯狂，公众能变成群氓，群氓又能演化成暴民。
通过对作为音乐受众的“音乐粉丝”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明晰音乐创作以及市场规律，从而对音乐传播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有进一步明确的认识。[论文网 LunWe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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