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
摘 要 在古代，日本通过学习汉语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和制度。16 世纪后，又转而通过葡萄牙语和荷兰语学习西方文明。近代以降，英语教育在日本迅速推广，加速了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的进程。与此同时，汉语沦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反映出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也折射出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过程。
关键词 外语政策 演变 实用主义。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处于历史的剧变期。短短数十年间，日本从一个奉行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一跃而蜕变为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且很快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最终走上了向外扩张之路。这一时期，日本的自我定位和视野范围发生巨大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 “脱亚入欧”，进而征韩侵华，企图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过程的变迁，在日本关于外语的各项政策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反映。
一、从唐韵盛行到西风初渐： 近代以前日本的外语输入。
在进入近代以前，日本社会已经融入了汉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一些外国语言。这些外语的传入，对日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本原无文字，后来汉字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对整个日本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人最初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知识、文化和制度。日本最早的改革法令 《宪法十七条》以及史书如 《古事记》、 《日本书纪》等皆由汉语写成，而与中国往来的国书也由汉语写成。在日本古代，有相当数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被派往中国学习，他们的汉语往往极为娴熟，如阿倍仲麻吕甚至能在唐朝长期为官。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教育是在 17 世纪才产生的。1639 年，日本锁国体制正式形成后，贸易对象被限定为中国和荷兰。为了满足和中国进行贸易的需要，德川幕府在长崎设置唐通事，主要由中国移民世袭担任，负责汉语的翻译和教学工作。他们活跃在幕府的对外贸易中，为江户时期的外交和贸易做出巨大的贡献。-+①此外，清初福建黄檗宗僧人隐元隆琦率众多弟子抵达日本，在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大力支持下，在京都建立万福寺。黄檗宗的传入不仅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促使中国当时的口语———唐话在日本传播。但是，在日本的锁国体制下，长崎的贸易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访日的僧人数量也有限，因此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之后就慢慢停滞下来。
1543 年，葡萄牙船只首次到达日本种子岛。在随后开始的 “南蛮贸易”中，不仅火枪、基督教等传到了日本，以葡萄牙为代表的欧洲文化也得以传入。锁国体制形成后，葡萄牙船只被禁止进入日本港口，只有中国和荷兰船只允许进入长崎港口进行交易，荷兰成了日本获取西方物品、知识和信息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学习荷兰语而掌握西方学问的 “兰学”逐渐兴盛起来。尤其在 174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命令青木昆阳和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后，兰学益发盛行起来。荷兰语的学习主要分为两种：一为出于实用需要，为了和位于长崎的荷兰商馆馆员进行谈判，这主要是由世袭的荷兰语通词在进行学习； 另一种则是为了探究以医学为代表的兰学而进行的荷兰语学习，这也吸引了不少有志之士。1774 年，杉田玄白等翻译出荷兰医书 《解体新书》。志筑忠雄研究牛顿力学，并于 1802年出版译著 《历象新书》。1783 年，大规玄泽编订的 《兰学阶梯》等教材也面世了。②1838 年，绪方洪庵创办 “适塾”，在 24 年间多达上千人曾就学其中，知名者有福泽谕吉，以及大村益次郎等。此外，吉田松阴主持的松下村塾也培养出了伊藤博文等日本著名人物。
二、西方文明的输入与限制： 英语在近代日本的传播轨迹。
19 世纪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在亚洲大肆开拓殖民地，英语也由此传到了日本。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很快地传播开来，直接促动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最早来到日本的英国人是 1600 年乘坐荷兰船只漂流到日本丰后地区的威廉。他后来取日文名三浦按针，历任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的外交顾问，最后病逝于日本。在这 20 年间，有多少人曾跟他学过英语，这些并无记录，也无从考证。③。
真正让幕府意识到英语学习重要性的是 “法顿号”事件。1808 年，英国船只 “法顿号”悬挂荷兰旗帜进入日本长崎港。荷兰语通词和商馆馆员误认为是荷兰船只而前往迎接，结果被英国人抓住。英国人在进行完测量，并补给了食物和饮用水后方才离开。在此事件中感到了危机的幕府于 1809 年命令荷兰语通词开始学习英语，但此时还只是向荷兰人学习英语。日本人真正直接向英美人学习英语是在 1848 年。当时，美国青年罗纳德孤身登上北海道，后来被送往长崎，在其被遣送回国之前的半年间，14 名荷兰语通词首次直接向他学习英语。1853 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军舰叩开日本国门，结束了日本长达 200 多年的锁国体制。1854 年，在和美英签署条约时，外交文书的书写等成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于 1856 年设置了外语教育机构——— “蕃书调所”，1862 年改称为 “洋书调所”，翌年又改名为 “开成所”。其间，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幕府于1858 年在长崎设立英语传习所。
进入明治时期后，百废待兴，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成为改革者乃至整个社会一致的目标。在此背景下，英语教育益发受到重视，学校的英语教育被正式提了出来。1872年公布的文部省令，将教育置于国家教育行政管辖之下。其中，将外语作为选修科目加入到了小学课程中。1886年，通过文部省令正式开始推行小学英语教育，其他各级学校中的英语教育之后也逐渐得到推广。
在迅速传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从明治初期至中期，英语的国语化问题逐渐被人提了出来。最先提出英语国语化问题的是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72 年，在致耶鲁大学惠特尼教授的信中，他提出了应废止日语，用英语作为日本国语的主张。④与此同时，不少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西周等也提出了类似主张。然而，随着 1889 年 《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1890 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再加上 1894年甲午战争和 1904 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在内外形势的影响下，国家主义倾向抬头，提倡日语、反对英语的思潮开始出现。1912 年后，在英语学习急剧升温的同时，英语教育废止论也开始出现。尤其在 192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排日土地法案获得通过、1924 年排日移民法公布等事件发生后，英语教育废止论更是甚嚣尘上。1927 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藤村作在 《现代》杂志 5 月号上发表文章 “英语科废止的急务”，引起各方的巨大反响。从 1931 年开始，日本加快了对华侵略，在这种背景下，藤村作于 1939 年 3 月在 《文艺春秋》上发表 “中学英语科全废论”。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 1940 年，七大府县会议议员参事会通过决议： “正科为支那语，英语作为随意科”。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语由 “敌性语”变为 “敌国语”。1942 年，各大学中的英美教师被全部解雇。
三、侵略中国的工具： 汉语热潮背后的野心。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整个社会对于汉语异常关注，对汉语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1871 年，日本和清政府缔结友好条约，正式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此时迫切需要培养汉语翻译人才。为解决当务之急，外务省于 1871 年设立“汉语学所”，以培养翻译人才。1889 年，东京商业学校将汉语作为选修外语的一种后，很多高等商业学校竞相沿用，将汉语纳入选修外语。⑤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意识到汉语在战争中的重要性。1899 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很多梦想着 “大陆雄飞”的公司职员、汉文教师以及军人都利用夜间来学习汉语。其后设立的官立高等商业学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设有汉语学科，汉语在当时被定为商业、贸易用语。很多私立大学，如拓殖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也都设立了汉语学科。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兴趣空前高涨。汉语教育引起了文部省的注意，最终于 1938 年决定利用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汉文教师，由他们在汉文课上进行所谓的 “时文”教育。与此同时，在负责培养社会精英的官立旧制高等学校中，一直没有设立汉语课堂。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中，汉语被低俗化，被剥脱了文化性，只是被当做侵华的实用工具而已。
不仅政府在教育机构和体制方面重视汉语教育，在民间也受到了多方面的高度关注。日本刚刚开始维新改革时，出现了 “日清社”、“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等民间汉语教育机构。1890 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成立。其虽然表面上以 “中日合作、善邻”为口号，私底下却是为日本对外侵略服务的，毕业生后来大都作为从军翻译参加了日本的侵华战争。1898 年后，日本正式开始侵华，此时开展汉语教育的主要有 “善邻书院”和 “东亚同文书院”。 “善邻书院”是由鼓吹侵华的宫岛大八设立，由善邻书院编写的 《官话急就篇》 （ 1904 年） 是日本近代最有影响的汉语教材之一。⑥1898 年，民间团体 “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 “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要求学生在毕业以前必须在中国旅行一到三个月，在途中收集信息写成报告作为毕业论文。学生的毕业论文在战前大都被结集出版，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⑦1911 年后，汉语教育稍稍衰退。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对中国二十一条的提出等受到了国内外的严厉谴责，在大正民主运动等的背景下汉语学习人数稍有下降。1926 年后，汉语学习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随着日本侵华的一步步推进，汉语学习者激增。
明治维新以后，考虑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中国大陆战场，日本军队一直重视汉语教育。随着日本侵华的节节推进，汉语教育从军队用语扩展到警务和宪兵用语。汉语教育的盛衰，和日本侵华的强弱程度成正比。甲午战争时，陆军出版了 《兵要支那语》、《日清会话》等实用汉语教材，民间也出版了 《军用商业会话自在支那语独案内》等学习材料。日俄战争时，更多的会话教材得以出版。九一八事变之后，汉语热到达顶点，此时出版的学习书以及参考书等不计其数。军部也出版了 《日支会话》和 《速成满洲语自修书》等学习用书。⑧。
综上可见，近代以前以汉语为首的外国语言传入日本，直接推动了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循着这些外来的东方和西方语言，日本逐渐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一步步地朝着近代国家前进。近代英语的传入和发展，正好见证了日本的近代化和自我膨胀并最终转向对外扩张的过程。出于国防和外交的需要，日本开始了英语的学习，之后的文明开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语教育的推广。在自我膨胀到极点时，民族主义抬头，限制了英语的推广。同时，汉语重新受到举国上下的重视，然而，与积极向中国学习文化制度的古代不同，近代的汉语被日本人定位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不仅汉语这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语言被低俗化，侵华战争更是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日本在外语的引入和教育中，显示出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不管是早期的汉语、江户时期的荷兰语还是明治后的英语，抑或是后来作为侵华工具的汉语，其定位与学习策略都直接和当时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在文明发展远落后于中国大陆的古代，接触到代表先进文明的汉字后，日本就积极学习，并在其基础上创造出了自身文明，甚至将汉字、汉语直接融入到本族文化中去，以至于水乳交融，难辨汉和。后来，接触到西方文明时，日本并没有故步自封，在维持原有体制的前提下，开设了向西方学习的窗口———荷兰语，持续关注西方文明的发展。最后，意识到中华文明式微、西方列强崛起时，日本果断抛弃汉学，在“和魂洋才”的口号下，全力学习英语等西方语言。之前曾作为向中国文明学习的手段的汉语，则成了其对华侵略扩张的工具。日本的外语政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内对外政策联系紧密，实用主义的现实利益诉求，是日本在各时期采取不同外语政策的根本动因。外语政策的演变，也见证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寻找自我定位、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折射出了日本从学习中国、竭力融入中华文明，到兼学西方文明，进而尊崇西方文化，最终向外侵略扩张的轨迹。
注释：
①木津祐子： 《〈唐通事心得〉译注稿》，《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00 年第 39 期。
②佐藤义隆： 《日本外语学习与教育史的回顾》，《岐阜女子大学纪要》，2002 年第 31 期。
③永盛一： 《英语的教育》，大修馆，1983 年，4 页。
④八田洋子： 《日本的英语教育和英语公用语化问题》，《文教大学文学部纪要》16 －2 号，2003 年。
⑤⑧小林立： 《战败前的汉语教育》，《香川大学一般教育研究》，1972 年第 2 期。
⑥⑦邵艳： 《近代日本汉语教育制度的确立》，《神户大学发达科学部研究纪要》，200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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