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相亲节目女性元素解析——以《非诚勿扰》节目为例
自 2010 年起，电视相亲节目成了最热门的电视栏目，而且收视率节节攀升。由于强烈的社会反响，各大电视台纷纷推出相亲节目，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湖南台的《我们约会吧》、浙江台《为爱向前冲》、山东台的《为爱来敲门》等。
其中打着“只提供邂逅，不包办婚姻”口号的新派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是最具影响力也是收视率最高的一档栏目，自 2010年初开播以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剩男剩女”、“拜金女”、“富二代”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广泛讨论。在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中植入了女性主导的思想，在视觉和思想上给观众以女性至上的价值冲击，这是否体现了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观众在这种女性主导的观念引导下是否真正摆脱了男权中心的控制？
“相亲”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是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国内相亲主题节目的开山鼻祖是 1988 年陕西电视台《电视红娘》，以“牵红线”为质朴的节目宗旨，两三年就因运作不成熟而结束。九十年代后期，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成为第二轮电视相亲节目的佼佼者，第一次用娱乐化的方式， 给未婚青年男女打造表现自己、寻找缘分的舞台。“运作八年后停播[1]。近两年新一轮电视相亲节目再度来袭，新型电视相亲节目的火爆荧屏，不仅仅反映的是 80 后、90 后婚姻、恋爱、家庭观念思想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更是现在社会男女性别关系的折射。许多观众在观看《非诚勿扰》节目时，发现与以往电视相亲节目中一对一”相亲“的形式不同，节目中处处展现了女性优先，并有人提出电视媒体已经步入女性消费时代——即”男色“时代[2]。
一、节目形式——女性主导，男权出让。
相亲原本是私人领域的问题，是生活性的内容，而电视媒体将其搬上荧屏，从传播学的理论讲是”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是”私人化领域走向公共化领域“。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活动。大众传播则是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3]
。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将原来个人与个人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活动通过大众媒体向社会大多数成员发送，并赢得多数人的关注。从传播内容来看，婚恋家庭多为私人化领域的内容，仅限于个人与个人的小范围传播，但相亲节目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将大众普遍经历的私人化领域信息，放置在一个公共化的领域内。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模式中，女性往往被贴着”内“的标签，主要负责家庭生活等私人化领域，并且女性在这个私人化领域中母亲、妻子等多重角色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和压力是无人问津的[4]。现如今，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女性慢慢从单一的家庭角色中脱开身来，走进社会的公共领域，接受教育、参与经济劳动、参政，承担起多元社会角色。因此，节目首先从题材上将私人领域的问题输入公共文化领域，以传媒的手段模糊了”内“”外“的界定，淡化了恋爱婚姻家庭是狭隘的私人领域问题的观念，矛头直指队伍不断壮大的”剩男剩女“们的婚恋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开放地选择伴侣的平台。
24 位女嘉宾的位置在舞台的制高点，背后灯光绚丽气场十足。男嘉宾从出场就是坐着升降机”降“下来的，站到平地的台中央又不得不微仰着头面对众多美女的俯视。这种将男性”降级“的设计，强化了男性”被看“，女性”主导“的表现力。应该说主创团队敏锐的察觉到女性地位在社会上的崛起和女性意识在人们思想中的形成，势必对观众心理产生影响：女性观众迫切地渴望从媒体信息中看到女性权力彰显的表现，而男性也渐渐在心里形成”尊重“的概念。因此，不管是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双胞胎节目中男选女的形式，还是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中男生选出最不喜欢的女生的环节，这样的设计都不够精明，收视为这一点做了佐证。
另外，男女嘉宾作为《非诚勿扰》舞台上最重要的”风景“，其丰富的形象、多元的气质更加具象化生动化。女嘉宾中有来自韩国的李淑娴、乌克兰姑娘杜兰妍、泰国姑娘李爱娘、还有来自日本的佐藤爱等等，而男嘉宾中也有来自瑞典的麦克、埃及帅哥穆小龙等等，他们带来格局异域风情的语言表达、民族服饰，以及不同国度的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突破了空间限制的运作方式，使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主动选择的女嘉宾还是被挑选的男嘉宾都成了一个独立而鲜明的主体，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文化上的等级制度、性别的等级制度，此时的舞台不仅仅是相亲的平台，更成为一场不同性别、文化相互融合的场所，让每一个嘉宾在追求幸福路上都感受到尊重，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大饱眼福大开眼界。
二、节目内容——女性独立、男性依从。
节目开场，在主持人简单的开场白后，24 位女嘉宾华丽登场，伴随女嘉宾登场的背景音乐歌词意思为”我不喜欢你的女朋友，你需要一个新的，我想做你的女朋友“。待 24 位女嘉宾在各自位置站定后，全场就会闪起五颜六色的光，女嘉宾面前象征着”权力“的灯就会亮起。出场男嘉宾在节目中接受三轮考验——”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通过后方可进入”男生权利“，女嘉宾就在这个考验过程中行使”权力“，以灭灯或亮灯决定男嘉宾的去留，并且可以向男嘉宾提出麻辣问题或进行犀利点评。
这是节目设置上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一改往常荧屏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的模式，将女嘉宾作为审美主体，对上场男嘉宾围观、点评和选择。数量上 24 Vs 1 的悬殊对比，使得站在场上的男嘉宾俨然成了一个”弱者“，男嘉宾为了留在舞台上或者最后能够牵手成功，不得不尽可能的秀出自己的各种优点，外形、性格、经济条件等。传统如选美比赛等电视节目都是把女性放在被观赏被审美的位置，用男性的眼睛来”审“女性的美，用男性的眼光来制定美的标准。尤其是新千年以来，各色媒体上的手机、服装、日用品广告等，靓丽动人的女性形象首当其冲，这些现象的本质是暗示拥有这些商品的男主人公同时还拥有追求一众美丽女郎的权利。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则在一定程度上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个舞台上，男士成为被很多女嘉宾们挑选的对象，男性角色在此被消费了，一定意义上成了满足观众欲望的商品，被女性百般挑选。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男性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进行了挑战，且不论结果如何，这种挑战的姿态就足以对女性婚恋价值观进行直面展示和坦率尊重，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这样一个变化迅雷不及掩耳的消费时代，滞销的商品会被剩下，情感如果滞销，在通往婚姻殿堂的竞争中也一样会被剩下。根据《剩男剩女城市榜》的报告，北京的剩女有50 万，上海有 63 万。如果说大部分剩女是被时代的婚姻浪潮剩下的话，在这里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剩“与”不剩“，她们决定男嘉宾去留的同时也是在决定自己的去留，在这个舞台上，即便是”剩“，也是主动剩下的。
《非诚勿扰》受欢迎还有一个原因是节目中女嘉宾麻辣的性格和火爆的言论。比如誓”豪宅男“不嫁的朱真芳，因”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出位言论而家喻户晓的马诺，她本人也为此被牢牢贴上了”拜金女“的标签。
在这里且不去讨论其言论体现的价值观，也不去考究她们张狂表现的背后是否有博得出名的阴谋，但是电视呈现出来的是女嘉宾们用极端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真诚的向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父权制统治下的几千年里，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下，别说选择，女孩子到了洞房花烛夜盖头被撩开的那一刻，才得以见到自己夫君的庐山真面目，并从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她们穿越到现代可能都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姑娘们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性感服饰，俯视着男人说”我不喜欢你的穿衣风格“”你喜欢我吗“。从惟命是从到拥有话语权，这是怎样的进步！尽管偶有刺耳之声，但是在那样一个广阔的舞台上掌握着话语的绝对上风，不管是毒舌还是犀利，都只是表达的方式和程度而已，我们肯定的是有表达的权利和勇气。
三、女性主导的表象下男权中心的隐性控制。
从《非诚勿扰》的舞台呈现给我们的画面来看，女性的主体意识似乎进入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更深入思考，我们也仍然能够发现藏在女性主导表象下的男权政治的隐性控制。
我们说”多女选一男“的形式，体现的是女性主导的思想，但是当 24 位姑娘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起，她们的身份就是双重的，既是台上男嘉宾的围观者和评判者，同时又通过镜头被更广大的人群围观着、评论着。某种程度上，节目方还是为了让节目更”好看“。在舞台下面的摄像机对准了台上的女嘉宾们，她们的举手抬举、言行举止都被忠实的记录了下来，甚至还包括她们性感的身材等[5]。其实，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真正被看的、被关注的还是台上的那 24 位形象气质俱佳的女嘉宾，她们成为被大多数所看的对象。这是一个眼球经济时代，人们已经看惯了明星美女，平民美女并且有自己独特个性气质的女生则更能满足群众的猎奇心理，迎合不同口味，而赚足眼球[6]。
节目中也暗暗地宣扬着男性标准。男嘉宾上场后的第一个权利是选择”心动女生“。在短短几秒时间里，这个”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男人的眼睛。“很明显，那些年轻貌美、身材姣好的女性很容易受到男性的青睐，这部分女性也因为吸引异性目光而显得更加自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貌美“成了一种竞争力一种资源甚至是交换的砝码。舞台上样貌不怎么出众的女嘉宾朱真芳表示”誓好宅男不嫁“的时候，引来一片唏嘘，包括女性在内的一大片群体从心底里认为，以她的容貌没有资格提出这种”交换条件“。爆红于网络的凤姐能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大抵也因如此。可以说”年轻貌美“是父权制的遗毒，女性们没有过多地去思考这个美丽的标准是谁定的，就急急忙忙投入到各种美容大军里去了[7]。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女性在”美丽“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主体意识，对美的追求开始更注重健康更关注自我，而不是简单的好”看“。只是从目前看，女性想真正做到自己的美丽自己做主，还有一段路途要走。
女性消费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视节目的定位与受众意识，文化环境又如同河流，是不稳定和变换的，我们看到，《非诚勿扰》节目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为主导、男性角色被消费的方式，表面上看是在极力声张女性权利，改写现有的男强女弱现象，但在一片风光背后，隐藏的却是无法选择的男性政治的潜在空间，在赢得市场认同的同时还能树立起女性主义的口碑。
电视媒体必须学会与时俱进，寻找合适的性别定位，在男性与女性中左右逢源，才能在电视节目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节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女性主导的思想。不管是节目”女选男“的形式还是女嘉宾现场牢牢掌握话语权的强势表现，在到节目引起的一系列有关两性的讨论，都彰显着女性在这个时代不再是”他者“，而是真真实实作为参与者存在着。尽管深入挖掘也能看到其女性主导的背后男权中心思想的根蒂。审美标准、经济地位等问题依然模糊着一部分女性的眼睛。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代不断地发展，性别意识在人们思想中的强化，女性可以在各个领域打破”他者“的地位，整个社会终将达到两性和谐发展、”双腿并行“。
参考文献：
[1] 钱梅。刍议电视相亲节目的”卷土重来“[J].新闻界，2010（2）。
[2] 郑大群。新女性主义电视研究概论[J].求索，2006 （3）。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韩贺南，张健。女性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 杨雪云。”美女经济“看女性社会地位[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 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7] 张敬婕。女性主义媒介批评[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
[8] 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 刘利群 . 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 [M].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
[10] 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11] 卜卫。媒介与性别[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 赵前卫。从电视相亲看媒体社会责任[J].青年记者，2010（9）。
[13] 陈立敏。多维话语较量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J].广播影视评论，2010（9）。
[14] 李东红。从《非诚勿扰》看社会热点问题[J].今日科苑，2010（24）。
[15] 兰潞希。电视交友类节目中的男权中心现象--以《非诚勿扰》为例[J].现代商业，2010（20）。
[16] 徐亚捐。从《非诚勿扰》透视我国当前的婚恋文化[J].电影文学，2009（16）。
[17] 张晓红。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女性电视谈话节目——以《半边天》《天下女人》为例[C].湖南师范大学，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