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世界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6-0079-02
我们之所以要从赵树理的小说中去发现和寻找中国的农村世界，是因为他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最懂农民的作家，他被誉为中国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他的小说基本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但不同于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一批旅居北京、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陌生的都市，靠着回忆重组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在抒发的乡愁的同时，也迎合时代潮流，揭露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只有无边的“苦闷”和无情的“暴露”，基本还停留在鲁迅所提倡的“揭出病毒，引起疗救的注意”阶段。那时社会还未出现任何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外部力量，时人也尚未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或理论资源。但40年代赵树理横空出世的时候，情况业已发生变化。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已经出现在中国大地，并且越来越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1]赵树理用他的文字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喜怒哀乐，记下了那个时代农村的变迁，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农村和农民的宝贵资料。
1 以真正的农民视角叙述的农村世界
赵树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在于他既是一位农民，又是一位作家。
赵树理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农民。他不是以一个离开了农村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来书写农民，也不是为了书写农民而深入体验生活的作家，他就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民中”的农民，并且是个“万宝全”式的农民；“对于农活，无论是耕地、摇耧，还是扬场、洒粪，没有一样能难住他。父亲还会编簸箕、箩筐和小篮。他下乡，经常地赶上什么活都能跟上社员干，这使他非常容易接近群众。”[2]即使进了北京，他仍以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着。所以说，“他写农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3]
当然，他决不仅仅只是一位农民，更是一位作家，是一个凭借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在群星璀璨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的“现代”作家。他曾经坦诚自己受到过五四新文学影响，并由此开始尝试写新小说。现实和他独特的经历使他敏锐地意识到，新文学与现实社会的隔膜正是新文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新文艺虽然进步，但却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新文艺是绝缘的”。因此，他尝试着要把高高在上的五四“文坛”文学拉下神坛，“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自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去和“观音老母坐莲台”这样的乡村封建小唱本争夺“阵地”。[4]
正是这种经历和思想，正是凭着中国文坛上无人能及的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和把握，赵树理树立了服务农民并改造农民的文学理想和雄心，走上了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喜欢的艺术形式来写农村写农民的文学之路。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他曾经说过，“出现了集体与国家的矛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原因是错在集体方面的话好说，而错不在集体方面的时候，我们便不知如何是好了。”[5]很显然，从赵树理的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永远与农民站在一起，为农民群众说话的，永远不屈服于现实威权的，有着传统农民的正直和倔强的赵树理。正由此种种，赵树理才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永远令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成为我们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最生动真实的窗口。
2 农民政治参与意识高涨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与政治是被刻意分离的。政治由“肉食者谋之”，与农民无涉。孟子就认为，社会必须分工，各专其长。政治是由专业的人士所从事的活动，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工，就如同耕、织、牧、渔的劳动分工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应安心于自己的岗位和职业。不能跨越专业的界线，让专事耕作的农民从事“治天下”的政治活动。在传统社会，政治不欢迎农民的参与，而乡村封闭的社会生活也使农民对政治缺少热情。但随着新生政权的建立，农民的政治热情在变革中逐渐被点燃了。赵树理的小说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农民在这方面的可喜变化。
比如，小二黑和小芹被金旺兴旺双双拿住时，小二黑说，“你说去哪里咱就去那里”，“送到那里也不犯法”；软英在为自己恋爱辩护时说，“高工作员在这里常给我们讲‘妇女婚姻要自主’”；而艾艾则已经敢大声质问村里的干部，“嫁给你的外甥就成了正经东西了。是不是？”我们从这些朴素的语言中，已经看到一批已经懂得用政策维护自己权利的新一代农民，他们看到了新政权的力量，并亲身感受体会到了关心政治、学习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李有才板话》中的那一批“小字辈”人物，在和阎恒元这样老奸巨猾的地主斗争时，更是机智勇敢，富有胆略。长期生活在农民之中的赵树理自然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赵树理用小说生动表现了农民社会政治参与意识的苏醒，这种变化，决不只是“新的政府和法令，如同救世主一般应声而到”的结果，更主要的是农民自身思想意识的变化，是农民社会参与意识增强的结果。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农民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和幸福，踊跃参加当时乡村中各种团体组织，积极参与各种集体活动，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社会长久以来被少数人左右的格局。而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怨命、得过且过，转变到敢于去“能说理的地方”伸张自己的权利。 3 平等、民主思想在农村还未深入人心
农民向来处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对平等、民主的期望其实尤为迫切。只是由于他们社会地位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而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又养成了他们胆小怕事的性格，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遵循“官官相卫”的祖训，他们在面对压迫的时候，往往忍气退让，所以他们平等、民主的诉求长期未得到满足。
《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是个生活在阎家山社会最底层的老农民，受了一辈子穷，面对压榨，不仅没有反抗精神，还自轻自贱：当阎家山老槐树下小字辈的人物策划要把地主阎恒元的狗腿子广聚选掉，他说“不妥不妥，指望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对县里来的领导老杨，他更是十分敬畏，“一场谷打罢了，打谷的人都坐在老槐树底休息，喝水，吃干粮，蹲成一圈围着老杨问长问短，只有老秦仍是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在老秦的头脑中，当权的长官自然高人一等，他们掌握着他的命运，所以他对于长官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在他人生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平等、民主这样的概念，他处处委曲求全，也要求自己的儿孙同他一样。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有个救世主出现，帮助他解决问题，所以，当阎家山的问题解决以后，老秦跪在地上对着老杨等人咕咚咕咚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们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
老秦的表现，着实可笑又可怜，但他这种对自己命运的无力感，正是中国农民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平等的思想基础，没有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自觉，譬如老秦，你把民主的权利交到他的手上又有什么用呢？或许就被他们五十、一百地给卖掉了。如何唤醒至今仍然迷糊的“老秦”，这是农村变革、农民改造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4 农村基层政权中干部脱离群众的新问题
赵树理常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他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6]
赵树理小说中所提到的问题，大都是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或工作方式的问题。赵树理敏锐地看到，在土改过程中，一些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拿多占，成为乡村中新的富裕阶层，土改还没有结束，他们就脱离了群众，干部翻了身，农民却没有翻身。尤其是解放后，在当时整个社会报喜不报忧的氛围中，文坛充满“欢声笑语”，赵树理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农村基层政权中出现的新问题。
《小二黑结婚》里的金旺兴旺兄弟从流氓恶霸摇身变为乡村基层领导；《李有才板话》里的章工作员，他的身上已经有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气息，完全不了解驻村情况；而陈小元本来是个斗争的积极分子，等他从城里学习回来，当上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制服一穿，钢笔一插，立刻变得神气起来，指使昔日的兄弟为他锄地。《邪不压正》里的小昌同小元一样，本是受尽压迫的长工，可当他做了农会主任和支部书记以后，竟然学着地主的样子，强迫别人将女儿嫁给他的儿子。而《登记》里的民事主任和王助理，一个已经开始徇私污人，另一个十分官僚糊涂。《三里湾》中的村长范登高，更是不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违反国家政策，做起了资本主义生意。
旧的压迫尚未完全祛除，新的压迫又加在了农民头上。对这个问题，赵树理十分清醒，“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的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
5 共产党领导下充满阳光和希望的农村世界
赵树理的小说所描述的农村世界总是充满着阳光和希望。他始终是一个对生活、对人性保持着乐观信仰的人。这种乐观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他始终乐观坚定地相信共产党将会带领人们改变旧的落后面貌，进入一个光明、进步的新时代。所以他喜欢在小说利用“清官断案”的模式来处理解决矛盾，对新时代的干部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小二黑结婚》中解放区的区长为小二黑“做主”，惩办了流氓恶霸兴旺、金旺兄弟，成全了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李有才板话》中，县农会主席老杨带领阎家山的老小字辈积极斗争地主阎恒元，获得翻身解放；《邪不压正》里，八路军的工作团惩治了落后干部小昌和浑水摸鱼充当积极分子的流氓小旦，成全了软英跟小宝的婚姻；《登记》中是区分委书记最后出面指出了艾艾和小晚的婚姻的合法性；《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是在专属工作员的帮助下当了妇救会主任，取得进步，让自己翻了身，也带领村里其他年轻妇女都翻了身；《三里湾》中“糊涂涂”、袁天成以及“翻得高”等落后分子也是在党及王金生等进步干部的帮助下得到转变。几乎每部作品中都会出现一个主持正义的干部形象，显然，这并不是巧合，这既是时代的反映，共产党的干部惩凶治恶，带领人们消除落后，走向进步，是正义与进步的化身。而赵树理通过这些新时代的好干部，让人们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看到祖国的未来，生活的未来。
如非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或者置身于那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亲身经历了农村政治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了当时社会上充盈的火热的激情，那么阅读者是很难真正领略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世界的。
赵树理的小说富有教育意义。他并不是不知道不了解旧社会的野蛮与黑暗，但他没有带着深仇大恨般的情绪去描述农村社会的压迫和杀戮。他生活在农民中间，亲身经历过旧社会中的一切苦难，并且亲自参与了斗争，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造运动中，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所以无论他在作品中塑造什么形象，总会给读者一个光明的期待，他总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以笔为武器，引领着、鼓舞着农民兄弟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