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研究的“点”“线”“面”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44-02
梁启超研究是我院面对中文系大三学生开设的一门属于现当代文学课程设计中的专业选修课。专业选修课，一方面要能体现出本专业学习方向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应体现出这一选修课程的特殊性，专业选修课的能效发挥得好，无疑是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兴趣、能力的重要手段。
笔者认为，“点”“线”“面”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作为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基本态度，即所有的文学史都是一个个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点组合成一条条文学发展的线索或者脉络，然后这些脉络纵横结合、经纬相织，形成一个文学史的面的宏观概念，以点牵线，以线带面，从而为学生展示一幅生动全面且立体的文学史画卷。
以“点”“线”“面”的教学观点视之，“梁启超研究”这门专业选修课恰恰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由梁启超引发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可折射、辐射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轨迹。比如在小说观念、杂文体裁、语言进化等诸多方面引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问题；在“梁启超研究”课程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组织方面，也可以具体地将“点”“线”“面”的教学观点贯穿，比如以“梁启超”这个人物为核心点，向上可纵生出近代文学在社会转折期的重要人物、事件；向下可延展出现代文学对近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些成果的继承与超越；以“梁启超”这个近代史上的重要学人为核心，可辐射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粗略面貌，帮助学生摆脱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种种影响与弊端，达到通识教育、全面发展的目的。所以，“梁启超研究”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文学史上重要的“点”，但这个“点”既可深挖学术，也可辐射文化，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回应且实践“点”“线”“面”的文学史教学模式，定能使专业选修课堂也发挥出更高能效。
一、打通近、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一“点”
梁启超（1873-1929），这是一位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的传奇式过渡人物，在他的身上，同时承载着古代中国文化文学最后的丰姿与现代文学即将绽放的魅力，他本人一生的思想、学术以及社会活动，以及由此牵涉、引发、辐射出来的近现代社会文化风貌都是意蕴丰富的；而作为现当代文学教学课程设计的“梁启超研究”，正是打通近、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一点。
从梁启超研究这一“点”，可以引发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起点问题，即“现代性”的生成问题。梁启超一生兴趣广泛，成就丰富，作为文学课堂，其“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是教学中的重要对象，因此本文举出以“新文体”为背景生发的两个重点作为阐释对象：一是梁启超新文体中展现的白话文进化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点、难点；二是梁启超新文体中展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尤其是文体的现代性发展问题。
作为语言变革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浪，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如今人们最喜称道的成果之一，然而语言的发展与变化是一项需要不断努力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实上从文言到白话的整个历史转换过程就是与从晚清即拉开序幕的启民智运动联系在一起才形成了良好的效果。而梁启超的“新文体”在语言方面，虽然没有形成直接的文白转换，却有着深刻的准备意义。
课堂讲授中，会找出“新文体”的重要文章给学生阅读、朗诵，体会其中的语言。实际上，学生会发现“新文体”使用的并不是晚清白话运动一脉的白话，或者后来现代文学的白话，而是一种浅近的文言，这时要让学生明确理解“这种对浅近文言的将就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过渡时代的正确选择：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能超越了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1]”。从中学学习开始，学生就以明确知道中国现代白话的重要转折期在“五四”发生。但作为大学生仅仅知道一个重要的节点是不够的，还应了解事情发展的前后脉络，比如白话文的发展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间的情况就很值得关注：活跃在中国报刊业、政治界、文坛的一批精英分子已经开始了用白话启蒙民智的“白话文运作”，而梁启超的“新文体”正在这一时期风云九州，其文章使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在这一过渡时期俘获了最大范围的读者群，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点，渐渐软化了顽固的文言文壁垒，培养了语言观念革新的一代新读者；其文中不断呈现的新词语、新概念，以及改造的西文、日文名词成为现代白话最重要的词汇基础进入中国现代语言系统，成为日后白话文运动的重要基础。通过这样的讲述，学生不仅明白了梁启超的“新文体”虽然是浅近的文言，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深远这样一个课堂结论，同时也可从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进入了风云诡谲的近代社会，引导学生全面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梁启超自身与白话发展这一问题还可以继续延伸。1919年因梁启超的一封电报引发国内“五四”运动，继而文学革命爆发白话文运动，许多国内的旧派人物翘首企盼正在欧游的梁启超回国与这种新文学白话文学做一对决，不想梁启超直接用白话写起了《欧游心影录》，且白话写得有模有样，弄得许多旧派人物灰心丧气，章士钊更是大骂梁启超“从风而靡”，可是胡适却赞赏地说道“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般少年人向前跑。”这样的补充讲述使梁启超这样一个过渡人物的性格：青年时引领时代潮流、中年时紧随时代潮流的性格就非常分明了，对于学生深刻理解这一人物的“流质易变”有很大帮助。 帮助学生理解梁启超的“新文体”的现代性，要从多个方面切入：比如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重要桥梁，其笔锋常带感情并向俗语自觉靠拢的“新文体“对中国现代白话散文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要让学生清醒认识到，真正的现代性的产生，是现代作家在继承梁启超“新文体”的基础上实现了语言与文体的双重超越才得以实现的。要讲清楚梁启超的“‘新文体’是传统古文和‘五四’现代白话散文之间的过渡桥梁。[2]”这一问题，要从梁启超对时代的认识切入：在其名文《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所谓过渡时代，就是在“政体”、“学术”、“道德”等方面都面临对旧有形制的不满或者现有体制的崩解，而新政体、新学术、新道德又未能建立。梁启超对时代的认识是清醒的，对自我的认识也是清醒的，他心甘情愿做一“过渡时代之英雄”，其笔下的“新文体”则成为古代散文到现代散文的过渡形态。此外，具体到新文体本身这一转型期文体，从散文本体而言，它完成了或努力进行着思想、语言、内容、形式等数个方面的文体变革；从散文发展的历史而言，它改变了延续千年的读者群体与阅读期待；并且从这些读者中准备了现代白话散文的作者队伍，培养了具备现代性的书写追求。适度引用梁启超同时代的重要人物的观点，尤其是胡适这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的论断对学生是很有说服力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谈到自己的思想“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并且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3]”
从“新文体”这个点出发，分别考察“语言”、“观念”两方面，其实就是从载体与思想两方面同时解决新文体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生成的贡献这一根本问题，这种教学思路一方面帮助学生从一定的深度理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文学现象可能带来的结果的丰富性；另一方面通过“语言”、“观念”二者自然地将中国文学从古到近到现当代进行了链接与贯通，将原本在不同学期不同课堂学习的孤立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实现了贯穿性的学习思考，加上大量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知识的氛围烘托，对于学生整合知识，开发全局眼光与整体思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此，“梁启超研究”这一课程从本质上应立足为现当代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一“点”。
二、以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为核心点的选修教学
从本质上说，排除研究生教育这一类精英教育，大部分的文科教育应属于通识教育，在国外很多地方，文学类课程不能称之为专业，它就是一种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所以需要的是全面丰富的教学内容，以完成对学生的通识教育之目的。梁启超研究，是一门很典型的要求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入的课程，其核心应该是以培养与提高审美能力为主的，当然，课堂内容的丰富同时也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习的兴趣。
从学生进入大学与离开大学两方面情况而言：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们普遍是18岁到22岁区间，正应该是人生学习欲望最盛，也是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可是我国应试教育的残酷现状提醒每一位大学老师，入校以后的大学生即使是中文系学生也普遍表现出对审美的淡漠，以及自身审美素质的缺乏。多年来中学语文课堂上“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中心思想”的学习内容与“段落划分”、“重点词句”的讲授方法，使学生的语文学习不是一种审美情操的培养，而是一种技能训练与通关测试，失去“审美”核心的文学教育是一种“死文学”教育，就如同解剖尸体，而不是与之共舞。我院作为一般本科类院校，学生离开校门以后的选择以就业为主，其中进入教师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且人数众多的选择，那么这些学生如果在大学四年依然不能培养起“审美”核心的文学教育思想，进入中学以后又“历史重演”继续解剖死文学尸体，可想而知所谓“素质教育”的推广与实践只能遥遥无期了，所以，大学四年的文学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学生不进入教师行列，对每一个普通人，或者进入文秘岗位、公务员岗位的普通人而言，审美能力也是人生的重要素质，能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底色。从这个角度而言，以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作为选修课程的核心目的是有很大意义的。
具体到梁启超研究的教学中，重要的文学实践的“点”自然不可忽视，比如梁启超的诗词研读、散文朗诵，这些都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对中文语言与文学的感情，而由梁启超这一“点”牵出来的“线”与铺开来的“面”也不可忽视，笔者个人倾向于在具体教学中，以梁启超的整个人生经历为课程主题脉络，同时在这些脉络里穿插不同的主题：比如他与近代政治、他与近代文化的发展，其中重要话题有戊戌政变（近代社会）、“五四”运动（现代社会），而从他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就可以生发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的话题；又比如他与其他的近现代名人，从老师康有为，到文友黄遵宪、谭嗣同，甚至包括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孙中山、李鸿章等等，还有一些传教士比如李提摩太，从这些人身上可以引发出很多话题，来丰富梁启超的个人。到后期，又有与现代文学结合相当紧密的一些人出现：比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郑振铎等等，通过梁启超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交流，一方面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帮助学生建构起一幅丰富的近现代文化学人图，历史变得立体，人物变得生动，文学自然也就变得迷人。
以培养和提高审美能力为核心的选修课程，首先要将讲授对象放置在大文化视野中，克服长久以来的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对文学以致文化发展的规律探索要自然地放置在对文学的审美阅读与理解的基础上，从而帮助学生建立起对文学世界的总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通过向学生展示出作用于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和历史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交叉、影响与制约，从而建构起一种意蕴丰厚的“点”“线”“面”学习方式，最终达到培养和提高审美能力的核心目的。
三、以研究型课程带动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经过了近一二十年对教学观念的转换及对教学模式的探索，将过去传授知识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转变为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目的的启发式、研究型教学，已成为共识，但具体应该教什么，如何教，还值得进一步研究。[4]”在梁启超研究这一门专业选修课程中，处理好教什么与如何教的关系，就能带动学生主动学习，发展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能力。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维新变法、民族民主革命等思潮此起彼伏，既影响着政治运动，也影响了近代国家民族意识的产生，爱国思想的发展与文学关系的日趋紧密，同时丰富了整个文学界的理论及审美范畴。梁启超，在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他作为一位过渡时期传奇人物的重要贡献。政治上，投身维新变法，主张立宪改良，主编《时务报》，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在现代传媒进入中国的关键时刻里，充分利用报刊的宣传作用，以一支笔立于时代潮头；文艺理论上，他同时提倡且积极参与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现在《饮冰室诗话》、《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小说论文中，以及《情圣杜甫》、《屈原研究》、《美术与科学》、《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论文里，同时，在诗评、文体革新、提高小说社会地位及功能等诸多方面展现出了他的卓越贡献。对于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经历，丰硕成果的近现代学人，要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接近他、理解他，尊敬他；更要使学生从理性认识的层面上通过他理解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文化。
由于中学教育长期以来被束缚在标准答案、应试教育的框框里，使得学生知识储备能力强，批判思维、独立思考等能力则无形减弱，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往往需要首先解“标准答案”的毒，然后才能进入一种开放性的大学学习状态。作为专业选修课，不应过分看重对学生的知识灌输，而应该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切入，更新学生从中学带来的僵化的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审美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进而提供一种自学为主，开放、独立、批判思维培养为目标的学习模式。在梁启超研究这门课程中，通过互动开放式课堂教学，可以将“研究型自学”作为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师带动学生解决具体问题。比如在课程中，笔者设计为学生做一次梁启超研究的现状与可能的课题介绍，其中包括对梁启超自身的学人研究、文学研究；围绕他的社会活动产生的历史研究；以及与师范教育相关的康梁幼学教育考察等问题都可以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问题考查，然后分组进行课堂答辩。这样的课堂教学模式把学生的积极性全面调动起来，同时也是对老师自身的一种要求与考验，一方面要不断更新自己对学界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储备，另一方面学生进行答辩时，往往出现片面性、表面性的通病，这时候就需要教师要能进一步提出问题，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深入问题，因此，这种互动式教学是真正的教学相长模式，以一门专业选修带动学生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是一种“应用型教学”的具体实践。
钱理群先生说过“每一代人，每一代个体生命，都有他们自己思考的题目、方式和结论，是他人所不能代替的。但同时各代人之间、各代个体生命之间，又有某种历史连续性：我们既在继续前人的思考，又在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5]”梁启超研究是一门看上去很专，角度很小的课程，但是深入分析仔细考量，这个小小的角度却能投射出很大的世界。作为火把的传递者，教师有责任尽量使每一节课堂都发挥最大的能效，帮助每一位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质疑，进而培养成真正的“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