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研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05-02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一问题就是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从而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践行。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认同问题，谈点看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本质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被称为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集团成员根据共同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被称为规范调节的行为；三是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被称为戏剧式行为；四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被称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指出：“如果参与行动者的行动计划不是按照自我中心的成就计算，而是按照理解的活动而合作化的，那么，我就把这种行动称为交往行动。在交往行动中，参与者不是首先以自己的成就为方向，他们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遵循他们个人的目的的，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共同状况规定的基础上，相互决定他们的行为计划。”[1]362
据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在主体之间的交往行动中形成的，不是政党或者国家权威机构或者某些群体宣传、教育的结果。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实质上是我国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交往行为，是在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中形成的。其中，语言起着主体间交往媒介的作用，“理解”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实行交往行动的关键。
哈贝马斯甚至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行为，“其他形式的社会行为――例如，冲突、竞争、通常意义上的战略行为――统统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行为的衍生物”[2]1。他认为“理解”这个术语的最低限度的意义是，理解作为一种语言表达，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达成一致的理解。换言之，所谓语言沟通或理解就是“互动的参与者就他们言语行动所要求的有效性达成一致或相应地注意到明确的不一致”[3]6-7。可见，“理解”不仅是言语行为的目的，而且言语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理解过程，即“理解”就是交往者为达到“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达成共识、取得一致”的相互作用过程。所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交往行为”是以达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为目的的。
如何达到“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语言的目的，也是语言活动的原初模式，“确定并重建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的普遍语用学理所当然为相互理解创设了“理想的话语情境”，创设了“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说：“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就他试图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标的过程而言，他不可避免要承担起满足下列――确切地讲，正好是这些――有效性要求的义务。”[2]2交往者只有满足了这些有效性要求，才有可能达到相互理解的交往目的，才有可能进行成功的交往。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认同的得本质，就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如果缺乏可理解性，有效的交往行为难以发生；唯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得到普遍认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标志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交往中得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旦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就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共同的社会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在交往行为中作为“关系”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他说，“在一定方式下，生活世界，即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始终是现实的；但是只是这种生活世界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活动的背景。”[1]171这种背景知识是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的，从而成了人们的共同财富，也为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提供了可能。
哈贝马斯把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的“生活世界”，“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文化、社会和个性。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社会，严格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力量而言，是一种合法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个性是一个用来表示习得力量的术语，有了这些习得的力量，一个主体才会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才能在各种现成的语境中参与沟通过程，并在不同的互动语境中捍卫自己的同一性。”[4]387所以，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而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同时又必须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交往的“背景知识”。这主要指交往主体认识世事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是交往主体看待世事所共享的“观念世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普遍认同的标志是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观念世界”中具有核心地位。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成为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交往理念最终企及，也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反过来，交往行为依赖于生活世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共同的社会规范的指导，才能真正成为交往主体对世界的共享观念，促使交往行为的实践合理化，使社会呈现出符合合理性的前景，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所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方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交往主体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那么，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根据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动”是一种对语言的使用行动，就是交往者为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一致而进行的“对话”。因此，要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必须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对话来实现。这种平等对话关系，是一种“我”与“你”的平等关系――不是政党、权威机构对老百姓的教育和控制，而是通过平等主体间的沟通来达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接纳。从这一意义上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交往行为，是在对话中完成。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本方式是对话。
首先，对话必须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主体间性是哈贝马斯建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这是因为，平等主体间通过交往而达到协调，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延续的基本前提条件与状态，“人类是通过其成员的社会协调行为而得以维持下来的，这种协调又必须通过交往，在核心领域中还必须通过一种目的在于达成共识的交往而建立起来”[5]378。所以，正是有了主体间性，个体才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而找到自己的认同：“这一方面意味着行为范式的转变：从目的行为转向交往行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策略的改变，即重建现代理性概念策略的改变，要想重建现代理性概念，就必须使世界观非中心化。需要解释的现象，已不再是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可以沟通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内心层面上。”[5]371-372情同此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不是某些政府职能部门对群体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说服或征服，而是通过平等主体间对话达成。
其次，对话必须借助语言来进行。哈贝马斯认为，人是通过语言与世界、社会发生关系，人用语言符号的交往活动来驾驭自己和世界，因而人在本质上首先是语言符号交往活动的主体。他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称之为“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里的“普遍条件”或“一般假设前提”就是他在普遍语用学中提出的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基础，他说：“我所致力的是重建一种事实上应该存在的状况，其前提是，社会化的个体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运用日常语言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在这种交往中，他们必须从特定的语用学规范出发，实现交往的理性。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想通过语言言说来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便会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提出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要求。”[6]
可见，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行为本身包含了理性的要求，是交往行为得以成功进行的前提，主要包括：首先，行为主体所说的话语必须是真实的；其次，所说话语的规范性必须被视为是正确的；最后，说话者的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反之，如果所说的话语都是谎言，那么就违反了社会认同一致的规范，语言便失去了作用，人与人之间既不可能达到相互理解，也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一个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便不可能建立和维持。
同理，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即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语言上必须做到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如果语言缺乏可理解性，缺乏真实性和真诚性，缺乏主体间共同的基点，“假大空”的语言，那么交往难以发生，理解更无可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当然也无法达成。
总之，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主体间运用语言通过对话实现的理性化行为，它符合一定社会规范，能够在交往主体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唯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才能达成，即在平等主体间对话中才能形成精神沟通、价值同情，才能达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从而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真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