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农民高校脱产培训长期效应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22-0053-05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对农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农村不仅缺乏青壮年劳动力，更缺乏有文化、懂技术、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的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农业部等部门表示，“十二五”期间每年将培训百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解决“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高等农业院校在农民培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等农业院校具有广泛的人才及教育资源优势，特别是地方农业高校，更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情感优势[1][2][3]。职业农民培训近年来在全国各省市普遍实施，通常的培训模式是以高校作为培训主体，在政府扶持下，组织各地市农民到高校参加时间长短不等的各种培训。现有文献中，对各地已有培训的基本情况、培训模式、培训经验及培训效果都有较详尽的分析和总结。就职业农民培训效应来看，多数文献对培训效应的研究是基于培训期间或培训后的短期效应进行分析[4][5][6]。也有学者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配合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培训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认为初期培训确实带来了显著的收入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效应呈现明显下降态势，由培训引起的收入增长滞后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收入增长，培训的收入效应逐步弱化，但并未分析培训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等[7]。
就现有文献来看，研究职业农民培训的长期效应，尤其是研究高校举办的脱产培训长期效应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在辽宁省快速城镇化的大背景下①，针对辽宁省内参加过高校脱产培训的职业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并根据其参加培训的时间分为两组，采用统计和计量模型方法对职业农民参加高校培训的长期效应进行考察。
二、数据来源、概念界定与基本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两次实地调查。一是沈阳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相关人员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对参加农民企业家高级培训班②的两期学员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和访谈，以了解他们在几年前参加的高校全日制培训的长期效应，学员分别来自于辽宁省大连、丹东、阜新、铁岭、鞍山、营口等各个区县，分布较均衡，调查最终获得115份问卷，有效问卷108份。二是沈阳市科技局联合沈阳农业大学于2013年3月在辽宁全省抽样进行的职业农民培训调查，调查采用各区县配额抽样法，根据培训名单，分别在辽宁省锦州、鞍山、盘锦、葫芦岛、抚顺、辽中、新民等县市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回收问卷294份，其中有效问卷262份，有效率89.1%。全部合格样本为370人。
（二）概念界定
职业农民。本文所调查的农民在报名参加高校培训时均有筛选，要求主业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以获利为目的的群体，符合职业农民的概念要求。
高校脱产培训：本文所研究的培训是指要求农民脱离农业农村到高校参加全日制学习，食宿由高校负责，培训课程、师资等由高校相关部门统一安排。而且特指培训时间为三个月以上③（含三个月）的在校脱产培训。
长期效应。指在高校完成培训三年或更长时间后的培训效应。采用三年的时间界定，是因为农业生产是有周期性的，一般种养殖产业的生产周期为0.5～3年，且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模仿和技术采纳也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和比较分析，根据经验，参加培训三年后所产生的后果可以看做培训产生的长期效果。本文研究2009年及以前参加的培训对2012年的影响。长期效应包括三个方面：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农民自身素质提升效应。
培训组与对照组。要研究培训的长期效应，必然要有对照组样本，以控制因为非培训因素带来的效应。将参加过2009年及以前高校培训的农民作为培训组，将培训发生在2009年以后的样本归为对照组。
（三）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表1为分组别的样本基本情况统计。总体来看，培训组样本数约为对照组样本数的两倍；男性为女性的近两倍，培训组男性比例更高；年龄均值为39.6岁，培训组年龄均值为40.2岁，对照组为38.3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培训组比对照组稍高，大专及以上占比高达37%，不过很多人的学历教育多为工作后再培养；培训组中党员和预备党员占比高于对照组，而且培训组中被访者为科技示范户和合作社带头人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村干部比例基本均衡。
另外，对被访者的产业做了统计，从事种植业的人数为242人，养殖业为82人，其他产业（经营农资店或从事零售批发运输业务等）为72人，种植业中从事大田作物、果树和蔬菜种植的占到从事种植业总数的73.1%，养殖业中养猪的人较多，其次是家禽养殖。被访者中有一部分人兼营农资店或农村其他业务，多数人是从种养殖业开始发展，做到一定规模后才将产业链条向上或向下延伸，做农资产品经销或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培训组和对照组所从事的产业差异不大。样本总体产业构成符合辽宁省农业产业总体特征。
三、职业农民高校脱产培训长期效应实证分析
（一）经济效应
经济效应一般以产量增加和收入增加指标来反映。表2给出了培训对产量和收入增加的影响。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培训后，其产量和收入都有所增加。就增加比率来看，中长期培训组的产量增加比率高出对照组15个百分点，收入增加比率高出了近100个百分点。可见，农民培训从长期看存在产量和收入增长的经济效应。 方程（1）中，Y为收入增加率；X1为培训长期效应；X2为农户产业类型；X3为培训质量，该变量用学员当时参加培训时的听课比例和对培训的满意程度两个变量来反映；X4为农民个体特征等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是否为村干部、科技示范户、合作社带头人。在此，加入2012年农户总收入变量，因为收入增加率是直接询问农户农业收入大概年均增加的比率，如果农户本身的年总收入（包括其他经营收入和打工收入等）很高，增加比率很小，其实际增加量也会比较高，但从增加率上则反映不出来。因此，将2012年总收入取对数，以控制绝对数差异带来的影响。各变量基本含义见表3。
被解释变量收入增加率为连续变量，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9.00，标准差为3.26。采用OLS对模型进行回归，软件采用STATA11.0，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3可见，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培训的长期效应变量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培训组的收入增加率比对照组高128.4%。而产业类型变量不显著。就培训质量来看，听课次数变量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变量集中度过高（有75.41%的被访者回答听课次数在80%～100%之间），更有可能是因为被访者虚报听课次数以迎合调查，实际培训情况也表明能坚持听课80%以上的人数远低于该调查结果；而培训满意度变量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随着农民对培训满意度每下降一个等级，收入增加率则下降35.6%，培训质量对农民收入有一定影响。个体特征等控制变量中，政治面貌变量显著，表明随着党员、预备党员、团员、群众依次降低，收入降低比率为59.8%；村干部变量显著为正，即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村干部收入增加率比非村干部高出198.7%；2012年总收入变量显著为正，表明2012年的总收入每增加1%，农业收入年均增加率提高119.3%。
（二）社会效应
农民培训的社会效应一般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度来反映，在不同条件下，对于组织化程度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本文的组织化程度，指在培训前后农民参加合作社或协会等农民组织人数的变化；组织化程度提高度指培训前后农户参加农民组织的变化率，主要指因培训因素造成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率。计算公式为：
本文按照培训组和对照组分别计算其组织化提高程度，结果见表4。从表4数据可见，培训组整体组织化程度提高度更高，有33.61%的被访者是因为培训原因加入了合作社或协会等组织，比对照组高出20个百分点，表明培训对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农民自身素质提升效应
农民自身素质提升包括两个方面：知识及能力提升、行为习惯改变。这两个方面的提升不仅会促进职业农民对未来产业发展进行主动思考和改变，还可以在整体上反映个人素质的变化。
1.知识及能力提升
2.行为习惯改变
行为习惯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一般的农民培训更多注重于农业相关知识技能或认知改变，很少将行为习惯的改变作为培训内容。沈阳农业大学在长期班的职业农民培训中加入了一小部分行为习惯改变方面的课程，如商务礼仪、商务谈判等。本研究就行为习惯方面仅在问卷中设置了一个题目：“通过培训，在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否有所改变”，并设置了一些简单的行为习惯改变例子，如遇到客人主动问候、刷牙次数增加、家里卫生情况好转等。调查结果发现，77.12%的农民觉得培训后行为习惯有改变，但培训组和对照组无差异。这个比例比前述知识能力提升的比例低很多，表明在行为习惯方面的培训仍然有待加强。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辽宁省参加过高校脱产培训的职业农民抽样调查数据，研究职业农民参加高校脱产培训的长期效应，结果表明，高校职业农民培训的长期经济效应较为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培训组年收入增加率在5%，显著性水平下高出对照组128.4%，另外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率的还有培训满意度、农民政治面貌、是否为村干部等变量。长期社会效应用组织化程度提高度来反映，培训组整体上组织化程度提高度更高，有33.61%的被访者是因为培训原因加入了合作社或协会等组织，比对照组高出20个百分点。自身素质提升效应方面，知识及能力提升方面，培训组与对照组在对农业相关政策法规和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略有差异；行为习惯改变方面，培训的长期效应并不显著。
另外，调查过程中还选取了部分职业农民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能够参加高校培训的多数农民经历和背景都很丰富，都有过在大都市闯荡的经历，做过许多工作，积累了一定资本，一部分回乡创业，有的承包了大量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靠自己的努力和经验技术成为乡村中的精英，多数都很爱学习，重视新技术并愿意吸收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们在经营水平、思想意识等方面已经基本脱离了传统农民的范畴，属于新型职业农民。但现在很多农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资金短缺、销售、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很多学员都觉得经营压力很大，对未来的前景感到迷茫，渴望通过培训学到更多经营管理方法和新技术。
因此，职业农民培训应关注培训后的长期持续效应，未来的职业农民培训应根据被培训对象特征和需求、他们的经营及思想意识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劳动力外流、土地经营规模变化及农村变迁等方面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