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称信息下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激励契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713.2；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0-0027-05
引言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电器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导致各类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手机、电脑等）垃圾日益增多，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He和王文宾等[1，2]就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现状作了详细综述，提出了相关政策，并指出了电子垃圾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60%～70%比例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被走街窜巷的小商贩收走，转卖给维修商进行翻新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未得到正规无害化处置[3]。而具备拆解资格的正规回收处理企业由于长期回收量不足，面临处理设备闲置、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我国在回收再制造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落后，但已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十二五”初期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建立回收处理基金，要求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按照规定履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的缴纳义务，基金用于补贴回收处理企业。然而该条例的实施效果却不明朗，在审核申报回收处理基金补贴的回收处理企业时可操作性不强，条例对审核标准没有作具体、详细的规定。基于此，如何制定对回收处理企业的补贴政策是政府急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探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间的激励机制设计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国内外已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政府与企业间的激励机制问题。曹柬等[4]在制造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设计了政府与制造商间的激励契约，分析了契约对制造商实施产品再制造战略的影响。Hammond等[5]基于闭环供应链模型，讨论了政府环境规制与供应链成员定价和利润间的关系。Wongthatsanekorn等[6]通过建立双层规划模型，分析了政府规制对制造商构建与实施废旧产品回收网络的作用。朱庆华等[7]基于政府补贴建立了政府与采取不同绿色供应链管理战略的生产商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对生产商实施绿色战略决策的影响。Sheu[8]基于台湾地区的电器电子行业，讨论了政府补贴对多种逆向供应链模式中成员企业协调合作的促进作用。Mitra等[9]研究了政府补贴在生产商和再制造商中的分配问题，得到按适当比例分配补贴能促进废弃品的回收和再制造活动等结论。这些文献大多是基于政府与产品生产者间的激励问题展开研究，在废旧产品回收再制造产业中回收处理企业的角色不容忽视，探讨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间的激励机制问题已引起学者关注。刘慧慧等[3]针对废旧电器电子行业，建立了双渠道回收竞争模型，探讨了政府补贴对正规回收企业的回收量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周垂日等[10]定量分析了政府对回收处理企业执行的最优投资补贴率，并提出政府可通过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制度获取补贴的经费来源。相比而言，本文研究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间的激励问题侧重回收处理企业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设计政府对回收处理企业的高效激励契约。
以上学者的研究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规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探讨回收处理企业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如何甄别企业类型，设计合理激励契约，激励回收处理企业积极投入回收再制造活动中的相关文献缺乏。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①基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再制造产业初步发展的现实国情，考虑回收处理企业的不对称信息同时涉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情况（虽然文献[11]～[13]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展开研究，但均仅考虑单一的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问题）；②基于政府的补贴政策，运用激励理论设计以政府为委托方、回收处理企业为代理方的激励契约；③分别讨论了混同和分离两种契约对回收处理企业的激励效果；④分析了政府激励契约对促进回收处理企业积极参与回收处理活动的作用。
4结语
基于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处理活动初步发展的现实背景，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并存的情况下，采用激励理论设计政府与回收处理企业的激励契约，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概述如下：
（1）与混同契约相比，分离契约能有效甄别企业类型，不同类型企业均能获得不同合同。
（2）提出了分离契约实施的现实条件和能获得政府正向激励的企业类型要求。
（3）讨论了风险规避程度、市场条件等因素对契约设计及企业努力水平选择的影响。
（4）分析了两种契约下企业的努力水平选择与处理能力间的关系。
（5）通过数值仿真分析了两种契约下政府和企业的期望收益与处理能力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对推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研究结论为现实中政府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的运作性条例提供了参考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