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特征分析
电影艺术传入中国之初是无声的，伴随着电影艺术本身的发展，美国好莱坞创作出了大量音乐歌舞片，随之中国电影也出现了大量的外国歌舞元素。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音乐的开端。总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电影音乐发展，可以归结为洋为中用、逐渐认知和初步使用三个阶段。
（一）洋为中用阶段
有声电影的初期，歌舞片成为好莱坞的新宠，一些经典的歌舞片段开始出现在电影中，并随之传入中国。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电影水平发展有限，对影片的歌舞元素没有正确的认知，所以对其产生了误解。当时中国电影多直接使用外国现成的音乐，其本身和电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画面上明明展现的是中国农民的困苦生活，而耳边传来的却是美国的爵士乐。胡乱放进去的音乐不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让电影多了一个令人嘲讽的元素。这显然是由于对电影音乐的功能和性质认知不清的表现。
（二）初步认知阶段
在经过了一段盲目使用之后，中国电影人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对电影音乐进行全新的审视。并逐渐形成了两个正确的观点。一个是电影音乐一定要和电影本身相契合，而不是随意添加使用，这种随意性反而会给电影本身起到一种破坏作用。一个是鉴于中国当时现实的客观环境，在器乐创作和演奏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歌唱是当时中国电影音乐的最佳形式。树立了这两种理念之后，就开始在实践中予以运用。田汉、安娥、任光、聂耳等词曲作家，纷纷加入到电影歌曲创作的队伍中来，他们已经具有声音和画面相结合的意识，努力让自己的歌曲创作和电影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当时时代环境的限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歌曲进行了突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电影音乐创作的理念的初步树立还是正确的，且有了成功的尝试。
（三）初步使用的阶段
在《渔光曲》《桃李劫》等影片歌曲获得了良好评价之后，中国电影人也认识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电影音乐创作的必要性，一个是单纯采用歌曲的形式太过单一。于是聂耳等作曲家开始呼吁真正的电影音乐创作。第一步是将西洋音乐向民族音乐逐渐转变，以使音乐能够和电影更好地结合。如影片《大路》中，就选用了中国民歌中的号子作为配乐。《天伦》中，作曲家任光采用了中国民族乐器中的月琴、琵琶等，将音乐的走向和剧情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都受到了观众的肯定和好评。第二步是创作全新的电影音乐。电影音乐的选配应该适合于剧情的发展需要，这是音乐选用的第一原则。1935年，在影片《都市风光》拍摄中，集中了赵元任、黄自、贺绿汀等多位优秀的作曲家，创作出的《西洋镜歌》《都市风光幻想曲》等，都是经过了通盘考虑和精心编配的，真正做到了和影片的完美结合。既有歌曲，也有器乐；既有民族歌曲，又有西洋音乐，类型十分丰富，被视为初步掌握电影音乐创作规律的代表作品。
代表作品《马路天使》的电影音乐特征分析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压轴之作，《马路天使》被誉为描写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伟大杰作，是反映中国早期社会的集大成者，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的最高峰。导演是袁牧之，担任影片音乐创作的则是贺绿汀，两位都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人物。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集中代表和体现了当时中国电影音乐的特征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电影导演和音乐创作者的声音意识
导演袁牧之作为一名资深的电影导演，一直对电影音乐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桃李劫》中，他就首创了将音响融入影片中去，并逐步开始把声音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来看待。《都市风光》中，他的声音意识进一步增强，在拍摄之初就决定采用专门的电影音乐创作，使得该片在当时成为电影音乐创作的典范之作。他曾经表示，包含自己在内的多数早期中国电影人，都曾经对电影音乐有过盲目和幼稚的认识，但是经过不断的探索之后，逐渐认识到了电影音乐对影片本身的巨大意义。通过《桃李劫》和《都市风光》两部作品，到了《马路天使》的时候，袁牧之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技术上，都有了较为正确和系统的思考，影片中声乐和器乐运用得都十分成熟。
作为音乐创作者的贺绿汀，曾经凭借一部《牧童短笛》而著名。作为电影音乐创作者，也先后创作了《乡愁曲》《都市风光幻想曲》等，到《马路天使》的创作之前，已经有了十多部电影音乐的创作经验。而且贺绿汀的创作观念是较为开放和超前的。面对当时针对电影音乐中采用西洋音乐的质疑，贺绿汀认为，无论是西洋音乐还是中国民族音乐，都应该以和电影内容的契合作为前提，两种音乐本身并没有是非优劣之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他总是能够选用最切题的音乐来展现不同内容和情绪，不断挖掘音乐在电影中的艺术魅力，赋予了电影画面之外的新的内涵。
（二）电影音乐和电影的有机结合
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出，创作者对电影声音艺术的把握能力，较之以往的作品又有了突出的进步，能够把语言、音乐、声响等多个声音要素，用声画结合的蒙太奇方式有机和谐统一起来，从而给观众以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首先是电影插曲参与叙事。片中有两首经典的歌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唱。两首歌曲分别选择苏州民谣《哭七七》和《知心客》，贺绿汀以此为素材，进行了适当的加工，在充分保持原作特色的同时，创造性地让歌曲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中来。其设计之巧妙，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充分借鉴。这两首歌曲的演唱者均是影片的主人公小红，“九?一八”事变之后，小红流落到上海，成为一个以卖唱为生的歌女。《四季歌》是小红在酒馆卖唱时候演唱的。歌曲一共分为四段，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为划分，所表现的内容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军民奋起抗战的故事。伴随着二胡声的响起，小红低着头，手指玩弄着手绢，开始了吟唱。随之镜头中出现了上海的酒楼、东北的阁楼、抗日的战场等多个场景，借助歌曲一一展现出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声音和画面紧密交织在一起，后来的研究称这段戏是中国最早MV的雏形，可见对其评价之高。《天涯歌女》在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阳台上，小红和小陈嬉戏，小陈用口哨吹出曲调，小红则在一边附和，唱着唱着，小陈索性拿起了墙上的二胡，拉起前奏，而小红也唱出了歌词。镜头中的小红一边唱，一边做着家务，如喂小鸟、擦鸟笼等，真实再现了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其整体的情绪是较为欢快的。而歌曲的第二次出现，在情绪上和第一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恋爱的热情不再，而是充满了委屈和心酸。小红在演唱的力度和速度上都有了突出的变化。而画面中则不断出现两个人之前甜蜜的场景，起到一种反衬的作用，令人叫绝的是，伴随着小陈的锤声，小红的歌声也戛然而止，剩下了没有唱完的“恩爱深”三个字，可见导演构思之精妙。在本段中，贺绿汀采用了民族乐器琵琶、三弦和打板作为伴奏，采用了对位的手法，在影片中作为客观的伴奏出现。加之周璇自然和生动的演唱，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这两首歌曲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唱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器乐创作的突出。前文中提到，单纯的歌曲创作在当时已经为观众所诟病，所以在这部影片中，贺绿汀十分注重器乐的创作，而这些器乐，在刻画人物心理、延伸画面内涵等方面都发挥出了突出的功效。在影片开始的前几分钟里，作者使用了军鼓来引出军乐队的前行，然后画面中出现了一连串中国传统婚礼的镜头的组接，画面切换速度是和乐曲的速度相一致的，体现出作者深刻的隐喻，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刻，一切都是那样的杂乱无章。贺绿汀还特意将笙、箫等民族乐器和小号、军鼓等西洋乐器放置在一起，以获得一种杂糅的效果，这正是当时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真实写照，以期能够给民众以警示，激发民众的觉醒。同时，影片中的器乐在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意境营造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贺绿汀十分善于用音乐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而且表现得十分细腻。比如小陈、小红和小云三个人在过天桥的时候，三人之间虽然没有对话，但是贺绿汀却使用了音乐的语言，利用木管和弦乐的如泣如诉之声和江南丝竹的清新甜蜜形成鲜明的对比，刻画出了小陈与小红爱情的甜蜜和小云的落寞。而到了小云和警察相遇的片段时，音乐一改之前的清新，加入了大量的低音演奏，用锣声营造出了一种阴森不安的环境气氛。画面也在几个人身上反复切换，将三个人的心理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的电影音乐在多个方面还有一定的欠缺，但是在当时却是中国电影音乐发展的最高峰。创作者坚持专门为电影创作的原则，很好把握住了音画关系，能够把音乐和声响有机统一起来，且音乐本身的类型也十分丰富，为今后的电影音乐创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时代发展特征还是电影发展特征，都注定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一方面，电影艺术逐渐以更加专业和独立的姿态展示在民众面前；另一方面，电影音乐也逐渐体现出了特有的、本质的艺术特征。在今天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态势下，对于历史的回顾和经典作品的分析是尤为必要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电影和电影艺术的本质规律，为更好创作和欣赏电影及电影音乐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音乐作为电影与观众沟通的媒介，只有在不断传承和发扬中，中国电影音乐才会在电影艺术发展之路上继续散发青春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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