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认知对比研究
一、引言
英语词汇教学一直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研究内容。近年来，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探讨，是热门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是二语习得的大势所趋。2007年教育部制定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各高校之间情况差异较大，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的实际需要。大学英语是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于一体的教学体系。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1]。
针对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人群所进行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根据该人群的语言特点，结合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施教。将英语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大学英语词汇的教学策略，是笔者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学策略之一。二语教学的授课对象，是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学习者，他们受汉语习惯的制约，对于英语语义学的教学策略无法全盘接收，也就是说，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无法全盘照搬直接施行在中国学习者身上。笔者分析汉语主要的认知特点、与英语语义策略的异同，从中找出突破口，进而提炼出适合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词汇学习策略。这次科研探索的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今后的词汇教学，起到教学辅助的作用，帮助学生们通过对比两种语言及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刻差异，进而达到全面理解、灵活应用英语词汇的学习程度。
二、英语词汇的认知特点
英语词汇信息主要包括三类：语音、语法信息和词汇意义。人类在大脑中的词汇储存，被形象地称为心理词库或心理词典，是词汇知识在人脑中的存储。心理语言学家们把大脑词库定义为“长时记忆中词汇的心理表征”[2]。其主要研究者将词汇的语义结构划分为层级网络结构、扩展激活模式、语义特征模式。此三个模式的特征经过长期理论发展，已经相对稳定。
在层级网络模式里，词的概念在记忆里以网络形式储存。网络是有层级的，记忆中的每个词都表现为网络中一定层级上的一个节点，并与别的词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完整的系统。在这个模式里，词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及与特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只是一种逻辑关系。人的心理活动不一定按照逻辑关系进行，各种心理因素及其他因素均有可能影响我们实际的语义储存、提取和理解。在此模型上，心理语言学家们又提出了一种模式――扩展激活模式。
经修正后形成的扩展激活模式，近年来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很流行。心理语言学家们认为内部词汇中，词是以关系的网络为表征的，但其组织并不像之前一个模式那么严格区分层级。反之，其组织只是接近于由节点相连所形成的网状，节点之间的距离决定于如范畴之类的结构特征，这种模式似乎体现了网络层级模式的语义特征。在此模式中，节点之间的关系不再等同，而是某些节点比另外一些节点更易于提取。提取速度取决于使用频率和典型性等因素；语义信息的提取过程也被修订，扩展激活过程取代了层次网络模式中的交点搜索模式[3]。
语义特征模式具有定义和特性两个特点[4]。定义特征是一种必须作为概念部分实例提出的特征；特性特征严格说来，对范畴成分并非必要，但仍然典型地与词相联系。例如，鸟的两项定义特征是，它们必须有翼和有生命；特性是，鸟能叫鸣。这种模式认为，语义验证是通过以下两阶段的过程决定的：第一阶段，即定义，主谓语的所有特征均恢复，通过比较获得两个相似性的总的估计。如果它们高度相似，我们所作回答是真实的；如果它们高度不相似，我们的回答是错的；第二阶段，即特性，这时只考虑定义特征。典型的效果被认为是由于第一阶段中特性特征的操作。因此，A robin is a bird这个表达使我们恢复了robin和bird一般相似的特性特征。
人脑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由神经突触连接，形成一个庞大、复杂而严密的神经网络。词汇信息以网状存储于人的头脑之中，它是一个客观存在于人脑内部的语言认知系统，英语词汇的学习可以根据此三个主要理论架构，安排得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三、汉语的主要认知特点
中国深受儒家、道家传统文化的熏陶，较注重情感的变化。中国人是凭直觉、非理性、综合的，注重情感诉求，直觉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和重组，以及自己所受过的思维训练。中国人对经验的积累和记载，使中国人的指挥和思维方式更偏于悟性。直觉思维和悟性思维的优点是可以利用过去和前人积累的经验，对事物的大致方向、发展趋势和整体效果做出预见和选择，还可以通过触类旁通去认识未能接触到的事物。但这种思维模式过于重视经验，也常使人偏重不确定性、模棱两可和过多地使用暗示，虽可以提供多角度理解的机会，但也常使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以然[5]。
汉语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整体辩证”的特点，是一种“整体辩证思维”，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带有生命发展色彩的过程性思维，这种思维将事物及其规律看做是动态的，承认其中的矛盾和转化，注重考虑现象的全面图景，审视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状态，以此预测始终、掌握本末。这与西方的“寻根究底、演绎解剖”是完全相反的思维过程。其次，带有普遍联系特点的“月令图式”思维，即借助自然规律和关系原则了解人事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基础之一。与西方的“条理分明职责一致”的管理方式相比，其缺点是不够具体和清晰。再次，缺乏严密论证的非知性思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偏向于辩证思维，在文学、宗教、艺术上的研究，往往偏重研究它们的功能，很少追根溯源，探寻起源和类别。这种思维习惯极易导致“经验主义”的产生，限制了人的批判性，也往往成为“盲目从众”的根源。 四、英汉语认知特点异同
西方的逻辑学承袭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三段论法”，因此，西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理性主义，善用逻辑、推理的思考，他们习惯系统、有秩序地掌握事物的性质。汉语的思维方式通常是精神的、感性的、内向的、综合的、主管的，英语的思维方式是物质的、理性的、外向的、分析的、客观的。英语是分析式思维，汉语是直觉思维。所谓分析式思维，就是将整体分解为部分，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直觉思维是中国人最常用的思维方式，直觉是经验的产物，但不一定是逻辑的结果。西方对于规律的总结，理论之于实践，是西方惯有的思维方式。西方式的思维多告诉我们事情的来龙去脉，汉语的思维则告诉我们如何接受；西方式的思维是具象的，汉语的思维是抽象的。譬如，西洋油画为了说明天使在飞翔，会在背后加一双翅膀，而中国绘画则会在仙人的旁边加几朵白云。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分析方法，比如，中医的“肾”不是专指肾器官，而是与肾相连的很多方面，彼此相通彼此相连，讲究阴阳平衡，感性的成分多，西医则是具体、物理的，他们把身体组织切开，甚至借助显微镜，将人体的里外、宏观微观都解剖测定[4]。
笔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弱点在英语学习里，被放大并成了阻碍。大学英语教育的起点，应该是先对中国学习者的思维定势进行分析，引导学习者们明白英语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学会用剖析的眼光看待英语词汇。一个英语词汇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语音、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学习者们除了要学会发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专题，英汉的发音有着巨大的区别），还要明白：词汇的语法信息具体到每一个节点，即词的词性、词类、语态、时态等都是决定其具体如何被使用的重要因素。在语义方面，由于自然环境、思维方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两种语言中存在许多不相对应的词语，主要表现为词语的空缺、词义的差别。这种不对应现象给汉英造成一定的可译度障碍，需要通过适当的技巧加以克服。
五、结语
Lakoff 和 Johnson认为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概念又是与语义密切相关的，这样认知语言学就必然会将语义视作研究中心[6]。近年来，从语义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探讨，是热门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是二语习得的大势所趋。运用语义学，从人类大脑思维活动的医学科学角度，结合数学的逻辑演绎，结合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群其语言思维习惯，对英语的词汇教学该如何有效进行加以剖析、验证，这必定对二语习得领域产生冲击。因为语义学是最近似于“科学”的一个语言学研究领域――它不再是基于学者们的“想当然”、不再是那种把耳熟能详的感性体会表达成拗口生涩却缺乏科学实验数据的“语言学”理论。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教学模式的改变不仅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转变，而且是教学理念的转变，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思想和实践，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语言知识与技能，更注重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思想和实践的转变，还是向以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为导向的终身教育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