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一、引言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具体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包括价值信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约束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存在及其变化对正式制度的演变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制度的研究重心，却倾向于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不多，而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更是甚少。
王旗林（2000）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从意识观念的交易费用功能、减弱“搭便车”功能这两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其实际含义和政策意义；张传德（2002）分析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非正式制度成因以及未来改革应如何发展的问题；姜晓军，张传德（2004）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路径依赖及其非正式制度的成因，并且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的影响。
从上述前人研究的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果不仅较少，而且多偏重于研究非正式制度对改革的消极影响，而忽略了其积极的一面。因此，新形势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认清非正式制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于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非正式制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行为习惯、传统文化等方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阻碍和抑制两个角度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对国企改革的双重影响，最后据此做了小结。
二、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和目标是公有制与共同富裕。这也是被我们所共同接受的社会主义主体经济体制和目标。
一方面，建国以后，我国以此为纲领来建设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几千年来人们的理想和建国初期几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人们对计划经济推崇备至、宠爱有加。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计划经济遭遇到了巨大困难，迫使我们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但实际上，在人们的意识之中、脑海深处，对计划经济的眷恋和依赖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消除。在很大程度上和很多时候，人们依然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思考、处理问题。这就使改革措施作用力的发挥受到严重影响，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行。
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被我们共同接受的立国之本，这就导致我国意识形态中社会取向的相对一致性，以及传统中对中央权力的从属心理，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与磨擦大为减小，中央的决策往往能较快、较顺利地推行到基层，减小了改革的成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促进了改革的推行。
三、行为习惯对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行为习惯是一种由人们固定的心理倾向而产生的“标准化”行为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计划，一切都有计划，一切都服从计划、按计划行事。计划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干预，特别是对于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来说尤其如此。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使经济管理者或部门养成了一切都制订计划的行为习惯，微观经济主体也形成了按计划行事的行为习惯。这些行为习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大相径庭、相距甚远， 但它一旦形成却很难在短期被完全消除掉。长期存在的不良行为习惯必然会对按市场化取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会使改革路径沿着原有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中， 也存在大量有助于国有经济改革的良性习惯。比如“唯上是从”的优良习惯有力的保证了上级传达给下级的改革制度的实施，减小了因抵抗命令而带来的成本；“谦虚谨慎”的优良习惯则保证了改革制度的审慎制定和推行，并且在分阶段、有步骤的国企改革中，当我们在改革伊始获得成功时，不骄傲、好高骛远，而是保持一个谦虚的态度，踏踏实实进行改革，这使我们得以取得一个又一个更大的成就。
四、传统文化对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影响分析
前面我们提到过，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按西方的市场化经济来进行的，很多的改革内容也主要是借鉴的西方市场制度。然而西方的市场制度存在、演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 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以及价格机制这三者的价值中立化；全体公民对法律契约的遵从和由此而形成的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任关系。也就是说，其改革制度是在于西方文化协同演进的情况下推行变迁的。
在我国，一方面，在缺乏与市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的背景下，我们将西方国家的很多成熟的改革方法借鉴甚至移植到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在改革政策的设计中， 这无疑减小了制度设计的成本，加速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我国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它把做人的规范和原则当作做事的模式，从而使事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原则更依赖于人，最终将人情关系融入进了制度的运作，形成了以人情关系为运作原则之一的非正式制度体系。这种传统的关系秩序是一种以权力主义为支持，情理、事理、法理相纠结的特殊主义运作原则的非正式制度秩序，因而增加了制度运作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使得行为者需要在情、理、法的多种组合中艰难抉择。中国传统造就的是国家本位和权力本位，它崇尚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忽略了对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自由的保障和对私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它轻言于利，提倡伦理道德的“内圣”之道，重视道德自省而放松了对于道德风险的外在制度防范；在国家集政权与经济权力于一身的前提下，以特殊主义的关系原则来配置经济资源并且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它增加了制度的灵活变通性，但无法形成匿名交易所需要的广泛的信任体系。
五、小结
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重视的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忽略了国有企业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的事实，这是很不全面的。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以及作为一种稳定的文化传统、文化积淀，具有内在的传统性、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社会心理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指导和支配个人的行为。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革的过程，仅有产权等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不够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它们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非正式制度必须与之同时演变才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由于非正式制度演变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即便正式制度的变革都己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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