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权利、政策:性别失衡新解读
作 者 1 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 杨博，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生。（西安 71004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健康与公共政策促进研究”（13CRK017）
性别失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挑战。转型期的性别失衡造成人口性别结构中男多女少，凸显了女性群体的权利需求和福祉的被忽视，形成对女性成员平等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侵害；也形成婚姻市场上的不匹配现象，出现大量无法成婚的未婚男性“光棍”群体，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将性和婚姻家庭紧密联系，缺乏对“性”和性别本身的科学分析，使其遭遇污名化和标签化，在健康、心理和社会交往中面临生活与发展权利的挤压。
在性别平等与发展领域，世界范围内出现新的声音与理论界定，最具典型的即以多元权利为核心的“性”理论（sexuality）。国际卫生组织将sexuality界定为以性、性别身份、性体验以及生育为核心的综合概念，不仅反映了人类在思维、想法、欲望、信念以及态度中围绕性的事物和行为，也体现社会生活中个人与性、性别和性行为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关系等。[1]Sexuality所体现出的人类认知和行为，同时受到来自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贯穿个人一生的综合概念。以“性”为核心的sexuality不仅包含性和社会性别的含义，也将与性、性别相关的社会议题和个人议题纳入研究，展现出多元化特征。
在多元视野下，与健康、权利和政策相关联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逐渐显现，例如多元性理念下的同性婚姻/伴侣需求等，形成对于传统二元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冲击，对性别失衡分析及其治理也提出了新的需求。与此同时，女性群体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需求逐渐凸显，性别气质的传统定义受到质疑，传统的男女社会性别特征开始发生变化。性别失衡不仅是男女比例失衡及其两性社会风险，还涉及到性的行为与态度、性的关系与协调、性别地位与角色，特别体现出弱势群体健康和权利需求的紧迫性。围绕两性性别结构及其失衡后果的分析与政策实践，已经无法忽视性别定义多样化和权利需求多元化的社会现实，需要积极融合“性”、社会性别中的健康和权利视角，在多元视野下重建性别失衡分析架构和治理干预策略体系。
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共性和差异
（一）健康与权利本质：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的共性
性别失衡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女性歧视和男孩偏好的文化中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生育偏好造成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是当前中国性别失衡的最直接原因。[2]性别失衡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群体生存、发展和社会参与的漠视，例如就业市场和家庭继承中的女性歧视等。[3]性别失衡还造成婚姻挤压后果，农村地区弱势男性的婚姻条件更加苛刻，个人福利和健康福祉不断下降；在HIV和性疾病传播的风险环境下，缺乏婚姻的男性如果参与风险性行为，性别失衡后果就会在健康层面更为凸显。因此，性别失衡本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体结构中对社会弱势群体健康和权利需求的忽视。
以“性”为核心的经验研究，把性看作身份识别和自我建构为核心的个人认知，围绕性少数人群（LGBTQ）的存在、气质、生活以及与普通人的冲突而展开，[4]倡议性少数人的生存与健康权利。中国的“性”话题近年来成为热点，从李银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议案，到“上海换妻事件”，再到媒体炒作的“同志人群”等，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性”话题变得日益公开，而社会媒体和舆论的唇枪舌剑则直接反映了公众对性的复杂认知。在主流声音对性少数人群漠视的同时，随着性传播成为HIV最主要传播渠道，[5]“性”的健康风险成为热点议题。“性”的本质与每个人的切身福祉相关，是主流群体和少数群体共有的幸福、快乐以及健康的权利需求。
在有关社会性别的观点中，主要关注两性的社会与家庭分工，例如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阳刚和女性温婉等。[6]针对社会性别歧视的传统文化观念，性别平等理念强调男女两性在社会和家庭分工中的平等，弱化男性依赖及男性家庭核心地位。社会性别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利分配的量纲，传统认知定义了男性权利的垄断，而新理念则反映了女性平等权利。近年来，中性化的“超女”李宇春、大学生“伪娘”、“女汉子”等非传统性别气质的出现，开始改变男女两性性别气质的传统含义，为社会性别的后天选择提供了多重选项。社会性别的多重表现形式也是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需求，其本质同样带有权利属性，代表了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多样性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不同群体多元化的权利需求。
（二）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的差异
虽然健康和权利需求代表了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的共性，但是三者之间及其政策干预等，依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
性领域中的健康是弱势人群行为和心理相关的关注点，例如女性生殖健康、性暴力，光棍男性HIV/STIs传播风险以及男男性行为风险等。权利视角则关注性别弱势群体如性少数人群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减少歧视和权利漠视；其研究与实践往往通过交叉学科分析人类个人隐私和社会生活中的“性”行为与角色，关注个体关系、知识、社会情景以及文化等。[7]性的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涉及宏观社会情境与微观社会关系，凸显性少数人群存在的现实性。 社会性别领域的健康与权利则更多关注女性弱势人群，通过性别角色和性别地位构建性别平等机制；社会性别与性别失衡的原因、现状和后果相关联，构成了从文化和历史传统角度解读男孩偏好直至性别失衡的理论基础。[8]性别气质的话题也提出在弱化性别刻板印象的过程中提高女性生存和发展权利[9]，与性别失衡治理的性别平等理念类似，共同构成了对传统性别偏好文化的冲击。
性别失衡研究和实践则围绕性别失衡的现状、原因和后果，关注地区与人群差异，分析对象包含社会、家庭和个人。性别失衡是带有宏观社会问题导向并且包含了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与实践，是服务于全体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性别失衡显示了部分群体在社会和家庭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与权利劣势，例如性别歧视对女性权利的侵害，男性的性需求被合理化而女性的性需求被污名化等。[10]
可见，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具有共同的健康和权利本质。面对性别失衡社会不同人群的健康和权利需求，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是群体变化、社会发展以及制度变革中必须面对的紧迫议题，需要在多元视野下明确相互关系，探索可能的连接路径，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
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的关联与政策路径
中国社会的现实情景决定了性和社会性别不可能独立存在，或者说，恰恰因为“性”和社会性别的存在和变化，性别失衡和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才有了更宽阔的视野和分析空间。性别失衡问题所展现出的性与社会性别现状、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不同群体的权利需求，验证了转型社会的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围绕健康、权利需求存在的广泛关联，其中，制度体系是关联关系存在的基础，而政策既是保障权利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三者相互关联的路径。
（一）健康和权利：社会建构与主体建构的关联基础
“性”的定义包含了个体生活和发展的全部要义，从生育行为到性别身份，从风险倾向到风险行为，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到性相关的愉悦体验等，基本涵盖了个人观念、行为、社会交往和主观心理感知等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11]这些要素也显示出性别失衡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而制度则提供了有效的利益保障和权利保护。参考Eusebio关于性的社会模型，笔者提出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相关的健康与权利模型（见图1），如果分析社会建构和主体建构下三者的相互关联，可以看到模型中的社会建构确定了个体的社会属性，而个体的主体建构也影响社会对个体的界定和判断，主体建构和社会建构始终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就此而言，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在健康和权利需求的核心理念下，通过制度体系发生相互作用，也各自对制度本身产生影响。
1.性别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性别角色相关的身份认同是当前性别制度的首要挑战。性别失衡在客观上加剧了男孩偏好，强化了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差异地位，是社会建构性别角色的直接体现。然而，随着同性性倾向等自我建构的出现，性多元化和性少数人群给传统的性别角色注入了新的含义，改变了传统性别制度对于男女两性的定义，改变了两性结构下的健康需求含义和权利需求定义，使性别失衡下的传统性别制度面临理念冲击，为性别失衡治理提供了新的选择。女性社会参与意识和权利需求的提升，大大改观了其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特别是多元化的性别气质出现对性别偏好产生了深刻影响，后者赖以存在的理念基础被动摇，主体建构下的个人气质选择和角色定位不再完全参照传统社会的性别角色，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带来了新的个人健康需求，也为性别制度的改变提供动力，性别失衡治理多年来的理念束缚出现了松动迹象。
2.家庭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婚姻与生育行为的变化对家庭制度带来了冲击，性别失衡及其治理一直关注家庭体系内的生育性别偏好现象，但是在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根本无法深入家庭制度内部改变性别不平等思维。在性别多元化的思潮下，首先是家庭制度的根基即婚姻出现重大变化，少数多元化群体以不结婚或同性婚姻关系为诉求，动摇了两性婚姻制度，改变了家庭构成模式，进而变更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生育行为和模式，为性别失衡及其治理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新的家庭模式与生存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家庭健康服务需求和家庭发展权利需求，家庭制度需要扩展和提升。社会建构了家庭制度和规范，主体建构则为家庭制度提供了非主流的选择和方式，根本动摇了家庭制度内部的权利分配模式和性别偏好倾向，家庭体系内的健康和权利也需要新的政策机制予以保障。
3.文化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无论是社会交往还是亲密关系表达，传统性别观念下的文化规范都强调男性的主动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实质上反映了性别歧视在文化制度中的存在，文化制度中的社会建构缺失个人权利环节。随着性多元化和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强化，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表达不再强调性别地位，更倾向于主体自我感知，在主体建构中实现社会亲密关系交往，而非单纯遵循社会建构下的传统文化规范。新中国的自由恋爱观念就是改变传统中国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典范，赋予个人以婚姻恋爱权利。有学者关注性行为中的性别地位和权利差异，实质上就是文化规范中的性别权利在性中的表现。[12]多元化的社会交往和亲密关系类型也将提出新的个人健康挑战，需要文化制度构建新的个人卫生和健康观念，促进人群生理和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4.社会发展制度的健康与权利需求。性别失衡下的社会发展存在风险要素，强化了个体围绕健康和福祉的权利需求。存在性别歧视弊端的社会发展制度无法有效保障个人健康和发展的权利。面对个人生活保障、发展促进、健康保护等权利需求，多元视野下的社会发展制度在保障主流人群权利的同时，也将关注女性弱势人群、大龄未婚男性“光棍”以及性少数人群等，在就业歧视、发展劣势以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加大对弱势群体健康和发展权利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在HIV/AIDS疾病传播等性少数人群集中出现的健康风险中，[13]强化社会发展制度的保障功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风险是社会建构过程中个体面临的客观环境风险，个体在风险环境中的需求也是主体建构的结果，体现社会发展制度中个人健康权利需求的紧迫性和严峻性。 治理政策首先以弱势群体的健康和权利保护为出发点，立足于制度、政策和文化等传统干预策略，进行人群、工作、政策、制度、效果等相关联的工作扩展，实现政策创新及其干预实践。干预工作处于当前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整体规划结构中，以中共十八大“建立国家治理体系”为工作总目标，面向弱势群体的健康保障和权利需求，从理念、手段、工具、策略以及效果评估等方面，围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促进以及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等展开，同时关注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态势与特征，在风险防范和风险治理中促进公共安全保障。在健康和权利保障的视角下，政策创新与治理干预将由传统的碎片化、分散化治理策略，提升为整体化治理思路；治理工作将适度扩大弱势群体内涵，扩展权利保护范围；由政府作为治理工作的核心推动者和指导者，同时调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构建治理工作合作网络，多人群参与治理，保证健康和权利需求的多元化，促进社会整体福利。
概而言之，性别失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社会挑战，也催生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需求。在性多元化、少数人群和社会性别促进的现实下，性别失衡及其治理需要反思传统制度体系的局限，探索治理政策的创新空间。笔者通过引入多元视野，以健康、权利和政策为核心，分析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存在的关联，在明确共性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失衡的新观点及其治理的实践策略。
其一，多元化视野有助于发现性、社会性别和性别失衡的共性，即健康与权利是三者共同的本质，都面向性别失衡社会不同人群的健康和权利需求，因而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是社会发展、人群变化以及制度变革中必须面对的紧迫议题，需要在多元视野下明确相互关系，探索可能的连接路径，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其二，社会建构的制度体系和主体建构的个人需求之间存在的健康和权利议题，是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相互关联的基础。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在性别制度、家庭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发展制度体系内相互交织，体现出不同弱势群体对健康和权利保障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性别失衡治理政策能够成为现实问题的策略呼应和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关联的有效途径。其三，在以健康和权利为核心的多元视野下，结合性、社会性别以及性别失衡之间的关联所提出的性别失衡问题新解读，强调性别失衡社会运行中健康与权利导向的治理政策创新及其社区干预策略，为治理工作适应时代特征提供理念指导，为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动力，促进治理工作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保障和权利保护。
注释：
①本文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性与健康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还包括张群林、尚子娟、毕雅丽、孟阳以及李亚男，最终由作者代表课题组执笔，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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