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学自觉支撑生命自觉
一、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自觉性
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可以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历程来谈论，也可以根据哲学的论域和追问方式的转换来谈论。一般讲来，如果像黑格尔那样把哲学史理解为进步发展的历史，则哲学的自觉性自然就体现为哲学自身发展的进步特性，故此黑格尔才会认为每个时代最新出的哲学乃是最具真理性的。但是，也有和黑格尔持不同看法的，海德格尔就认为康德的哲学并不比柏拉图的哲学更先进，而黑格尔的哲学同样不比康德的哲学更具真理性，而是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各有各的必然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则我们就无法在哲学史历程上来谈论一种哲学相对于另一种哲学的自觉性。不过，我们可以换别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研究论题和论域的转换往往被人们当作哲学自觉的体现，从抽象的神到具体有生命的人、从实体到主体、从超验的理念到生活世界和文化等等，都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体现。另外，也可以根据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同样在康德批判唯理论的独断论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先验逻辑的自觉性；更不用说，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也显示出辩证逻辑的自觉性。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现代分析哲学又体现出现代数理逻辑相对于传统形式逻辑的自觉性来。从横向跨度来看，人们出于对生命的关照，往往会认为人本主义哲学比科学主义哲学要更自觉。另外，人们也可以从一种哲学工作中发现交叉式的自觉性；比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的哲学工作就是这种类型，一方面在于他继承和推进康德的哲学工作而言，另一方又在于他自己所开创的文化哲学而言。
二、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中独特的哲学自觉性
下面，我们将就海德格尔早期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来讨论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自觉性。要理解和阐发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独特内涵，必须先了解海德格尔是如何看待自古以来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的。可以明确见识到的是，自古以来哲学研究都要有一定的课题对象，而在哲学课题范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普遍性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对存在者整体领域的研究使哲学自身表现为科学之总体。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哲学则转向认识论以研究客体的普遍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哲学中，几百年以来，普遍性都是根据对象方面而被视为哲学客体的特性。”[1]（P.66）
（一）普遍化的两种理论方式：总体化与形式化
形式化与总体化依照实事领域进行划分和排序的普遍化方式不同，它首先就摆脱了实事领域的限制。如果我们作出陈述说某个具体的事物是一个对象，如“这张桌子是一个对象”，那么这个陈述与这张桌子的实在属性是不相关的。不论这张桌子是大是小、是方是圆、是高还是矮，都可以被普遍地陈述为一个对象。形式陈述也摆脱了任何等级秩序，它“不需要经过低级的普遍性，逐步上升到‘最高的普遍性’，即‘一般对象’”[1]（P.68）。不过这里却存在着一个疑问，总体化起源于实事领域的划分和排序，那么形式化如果与实事领域无关，那么它又起源于何处呢？总之，形式化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深化了胡塞尔对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形式述谓是并不受制于实事的，但它又必定是以某种方式有起因的。它的起因如何呢？它起于姿态关联本身的意义。我并不从对象中看出‘什么规定性’，相反地，我在某种程度上‘注’视着对象的规定性。我必须从‘什么内容’那里掉转目光，而只去看对象是一个被给予的、合乎姿态地被把握的对象。所以，形式化起源于纯粹姿态关联本身的关联意义，而决不起源于‘一般什么内容’”[1]（P.68-69）。这也就是说，形式化就其起源而言并不以内容上的本质规定为前提，而是以思想与存在（哲思与其对象的关联意义）的关系为前提。但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以规定“存在者是什么”为任务；“看一眼整个哲学史就可以发现，对对象性之物的形式规定完全支配了哲学”[1]（P.73）。但是海德格尔通过深化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指出理论的起源在于关联意义，更进一步，思想与存在的关联意义要在思想活动的原始姿态的实行中才能得到阐明。形式存在学所进行的形式化，并不停留在毫无实事关联的普遍形式上，它通过关联意义的构造使形式化本身向对象化转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总体化和形式化的共同点都在于普遍化，前者直接地依靠实事领域的划分进行着排序，后者借助思维的主动构成特性向对象化转换以构造出一个对象区域，进而间接地进行着排序。总体化和形式化都具有理论化的动机，通过它们而得到的“东西”是理论化的东西，是通过排序和规定而得到的东西。
（二）理论化的误区：脱弃生命的过程
要理解海德格尔为何说理论化的“东西”是脱弃生命的，就要深入到海德格尔对于“东西”的四重划分。他通过对“有东西吗？”所做的问题体验的分析，对“东西”做了四重划分。前理论的东西包含两个方面：1.前世界的东西，作为一般生命的基本要素，是原始的东西；2.世界性质的东西，作为特定体验领域的基本要素，是真正的体验世界。理论的东西也包含两个方面：1.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起因于原始的东西；2.客体性质的东西，起因于真正的体验世界。在海德格尔所做的这种区分中，有一种明确的奠基关系：理论的东西奠基于前理论的东西；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奠基于前世界的东西，也即生命的原始基本因素。客体性质的东西奠基于世界性质的东西、真正的体验世界。在理论化的态度中，所能遇见的只是形式对象和客体对象，原始生命的东西和真正生命体验的东西压根没有得到把握。理论化态度不仅不关注真正生命的东西，甚至根本不思考自己的生命基础。“一切理论的东西的不可避免的时机特征；当脱弃生命时，才有概念。”[1]（P.18）海德格尔在这里所强调的还不是单纯视角上的不同，即以普遍之物为目标的理论化态度与坚持具体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感性态度的不同，而是突出现象学态度与理论化态度的根本对立。 我们可以结合着马克思来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生命观进行理解。马克思在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时，第一步就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67）。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是作为个体存在规定的“生命”，因此马克思把生命作为一个存在论上的历史普遍现象提取了出来。在新历史观的建基上，生命存在是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我意识是针锋相对的，可以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的方式说生命是前意识形态的东西。生命的源始存在特征在于生命运动，这是它的自身建基，是不能被抽象为概念的。生命趋向于生产生活，就体现出它面向世界和活出世界的开放性和建设性。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现象学生命观中，所揭示出来的生命特征：存在论上的普遍性、建设性、开放性。
（三）形式显示的现象学的自觉特征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所具有的哲学自觉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一种广义的思想自觉性。由于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把自己的原则与整个理论化态度相对立，坚决避免任何理论化视角的先入之见，这就体现出它在研究原则上的彻底自觉性。这体现出现象学的诚实和纯粹的特性――“它并不坑蒙拐骗，是绝对真诚的科学。在其中没有夸夸其谈，而只有明彻的进步；在其中没有什么理论在争吵，而只有真正的洞识与虚假的洞识的争执。然而，真正的洞识只有通过对纯真的自在生命的真诚的、毫无保留的专心沉潜才能赢获，说到底只有通过个体性的生命本身的纯真性才能赢获。”[1]（P.20）其次，是在课题领域选择上的自觉性。现象学要考察的是真正生命的东西，明澈地去体验和理解生命，才能敞开走向“人是什么？”问题的第一步。因为，根据现象学的态度，在人那里直接被给予的事实就是“有生命”，而且这不是就某个个人而言如此，而是就普遍的个体来讲都如此。把不能为概念所把握的生命理解为存在，这就能暴露出整个传统哲学的根本弊病：执迷于普遍的对象之物和客体之物，而遗忘了生命和存在。再者，是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性。现象学不以规定对象的“什么”为目标，盲目地追求对象的“本质规定”会形成僵死的实体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海德格尔现象学区分出前理论的东西，把它理解成生命要素。在对“有生命”这一事实的体验中，首要的事情在于不是规定生命既定地“是什么”，而是理解生命以自身为起因的生命历程以及生命在其本己倾向中缘何成为生活，并且能够活出一个世界来。
现象学的自觉性是奠基性的，具有思想的源始特性，因为它不是在普遍化的理论道路上继续盲目行进，而是揭示出前理论的东西、真正生命要素的东西。现象学的自觉性同时也是批判性的，绝不会回避与虚假的洞识进行争执，通过揭示生命比理论更具有源始性，也就消解了传统哲学理念所自认为的优先性。现象学的自觉性还体现在它的开放性上，它开放地面向生命，不受任何理论化前鉴的制约，由此它的开放性又是自由性。生命领域是现象学的研究目标，当我们自己体验到生命历程的开放性之时，也就能看出现象学自觉地运用于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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