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角下娱乐节目的人文精神探讨
娱乐节目是指通过特定媒体（主要是电视）传播的，大众广泛参与的，以审美性、娱乐性、观赏性、趣味性为突出特点的节目，可以分为综艺类、速配类、益智类、博彩类、游戏类、真人秀等多种形式。在娱乐节目广泛传播的今天，正确看待和理解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有助于政府和公众更充分地认识娱乐节目的存在价值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正向意义。
和谐社会主要是对三类关系状态的描述，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当人际往来真诚、和睦，人与社会友善、融洽，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同生共处时，即实现了和谐社会。对这一目标追逐和实践的过程，也是散发人文精神、体现人文关怀的过程。其间，娱乐节目将两者连在一起，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宣扬人文精神的重要工具。娱乐节目有助于缓解个人心理压力，促进人际交往；娱乐节目能拉近媒体与大众距离，将严肃话题以较为轻松的方式、更为平易的手法呈现出来，间接上可以减缓民众的政治冲动，减轻民众对政策的不满情感，有利于缓和公众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对政府的压力相对也要小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娱乐节目起到了相当大的社会心理“解压阀”作用，对社会的整体稳定和谐大有裨益。
娱乐节目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缘于其浓厚的人情味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第一，娱乐节目充分考虑到不同社会层次和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共性和差异，能满足不同受众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尊重。第二，娱乐节目能促进受众参与权的实现，彰显公民在现代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受众参与理论将受众视为权利的主体，强调对受众的知晓权、传播权和媒介接近权的保护，要求大众传媒向一般民众开放，致力于一般民众中发展多元的文化。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媒体与公众的距离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以综艺类娱乐节目为例，1978 年以前它主要承载的是宣传功能。到 1983 年春节联欢晚会，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琐事慢慢走入荧屏。其后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曲苑杂坛》、《正大综艺》等成为我国综艺娱乐节目的鼻祖，到 1997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则掀起了电视综艺节目的高潮。娱乐节目的产生和兴起证明和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
然而，作为一种媒介产物，娱乐节目不可避免地含有意识形态或透露某种价值观，比如宣扬某种生活方式或价值理念。它不仅包含着强烈的商业动机，而且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娱乐节目的日益泛滥，也使得媚俗、低俗、庸俗成为时下不少传媒的一种价值趋向，不断消解着人们的意志和追求，并为人所诟病。因此，娱乐节目要获得长远的、更好的发展，必须把握好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功能定位。
首先，娱乐节目应牢记以人为本的传播准则，坚守娱乐传媒的道德底线。媒体提供的虽然是有形产品（新闻节目、报刊杂志等），但却能够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和精神，这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正如李希光在《畸变的媒体》一书中所指出的，媒体“最大的存在价值是为广大公众和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基础，而这一信息是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它追求的是人类生活的美好社会，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娱乐节目应该保持其对真、善、美的道德追求和客观、公正、负责的职业操守。
其次，娱乐节目应恪守传媒的功能定位，树立正确的传播导向。传媒主要具有获取与传递信息功能、文化功能、监督功能、舆论功能、娱乐功能。近几年来，媒体的娱乐化功能越发显现，不断满足受众的感官需求，带来愉悦的享受，但在某些方面出现的等负面效应也毋庸置疑。“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一旦出现过度娱乐化，则很可能成为上述两种后果的催化剂。因此，对受众需要，除了满足之外，更需要进行正确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娱乐节目的主要任务是反映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并且引导社会中的人向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娱乐节目的勃兴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不断彰显出消费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当代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其核心在于承认和促进人性和人的价值。娱乐节目作为一种传播现象，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远没有到谈之色变的程度。所谓的各种乱象，只不过是其异化的一种表现。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日新一日，娱乐节目也应该适时而变。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谴责娱乐节目，而是如何利用它进一步突出媒体的教育引导功能，凸显其人文关怀，发挥其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实现媒体与政府、公众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