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形势及其挑战
加强社会管理，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管理问题，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发展。尤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由此而来的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我国不仅是后发国家，而且是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虽然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发方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但西方发达国家在百年发展中遇到的矛盾也在我国短期内积聚和呈现。因此，搞好我国的社会管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着一个怎样的政治生态环境，而这种政治生态环境对社会管理又提出了哪些挑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增加了社会管理的艰巨性
社会结构主要包括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人口家庭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具体体现在：
（一）阶层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相对简单，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一般来说，社会阶层越简单，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相对要低。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阶层现在已经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在这十大阶层中，不同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新形势下，如何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二）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到2011年底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标志着我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是生活在城镇人的口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城里人”并不完全等同，据有关专家透露，我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33%，我国大约有1.28亿生活在城镇的人是没有城镇户口、也不享有城镇居民待遇的“半城市化人”。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户籍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城市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以户籍为城镇的人口优先享有。因此，如何让进城的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加他们对所居住城市的依附感和归属感，这对城市的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不仅事关民生，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公正，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活力，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以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8，1988年为0.382，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0.4的警戒线。据国家统计局今年首次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表明当前国内居民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应当说，收入分配差距适度拉开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整体发展，但如果在短期内形成过高的基尼系数，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有些高收入者是凭借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权力腐败而产生的，这必然会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
（四）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我国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首先是人口性别结构不合理，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将会在未来带来婚姻家庭的难题。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样的结果预示着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 400万，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其次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另一个就是年轻劳动力后续下降太快的问题，我国0至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老龄人口增加、年轻人口较少，巨大的养老保障负担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并不富裕的中国现实国情，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此外，随着家庭规模变小、老年空巢家庭的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护理也成为全社会都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这些问题能否处理好，对于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方式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大量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过去“单位人”占95%以上，而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30%以下。单位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政府管理单位，单位管理个人，很多问题是在单位解决的，比如住房、上学、医疗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都是由单位来提供。在农村，政府通过管理好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就实现了对农民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是“只管不包”，即国家虽然下达行政指令和生产计划，但始终没有对农民承担分配上的义务，没有在农村实行超出赈灾和救济范围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原有行政手段管控下的单位体制开始解体。面对分散的个人，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事务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和社会问题自下而上的解决都受到一定阻碍，一些基层的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由于不能及时解决或者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当地社会的安定团结。怎么办？很显然，如果完全由政府来提供，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但长期以来政府全能、全控式的管理模式，又使得公民社会和社会自治发展缓慢。因此，如何培育多元主体共同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当前必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管理对象诉求的多样化，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百姓需求的变化，也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大家更多地是追求吃饱、穿暖等物质方面的要求，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的。但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更多地关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保、住房等问题，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虽然这些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参加社保人数的增长以及城乡医保覆盖率的大幅度提高、各地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等等。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只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以义务教育为例，虽然义务教育已经在全国普及，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使得“择校风”越刮越猛，为了进名校，家长不得不交高额费用，这其实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也不能仅靠政府力量，更要发动社会的力量，比如让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帮助政府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政府则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来实现，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壮大，也有利于政府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它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总之，只有把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解决好、落实好，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此外，近些年，百姓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大，比如说大家关注空气质量，要求政府及时公布PM2.5数据；要求公布“表叔”杨达才的工资；要求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等等，这些要求以往是没有的，但现在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社会管理就必须及时适应，及时跟进，这也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