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历史哲学思想探要
中图分类号：B24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61-02
邵雍，北宋理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与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并称为“北宋五子”，五子之中，惟邵雍偏于言数，这让邵雍格外与众不同。对数的推演，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历史哲学当中。本文主要从他的诗歌入手，去探究其历史哲学思想。
一、宇宙历史年表
邵雍依据其先天图，制定出一个历史年表，以说明宇宙和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这个历史年表，见于《皇极经世》的《观物篇》。他将时间的历程化为元、会、运、世四级。
邵雍认为日月星辰和元会运世之间是有规律的。而元会运世是其计算方法。一元中有元会运世，一会中有元会运世，一运中有元会运世，一世中同样有元会运世。接着邵雍提出了更加详细的计算方法。
元之元一，元之会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1]429。
他的这种方法，按照一年为十二月，一月为三十日，一日为十二辰，一辰为三十分来计算。他设定一年为一元，一月为一会，一日为一运，一辰为一世。这样，一年为十二会，一会为三十运，一运为十二世，一世为三十分。《观物篇》中，邵雍只讲到了世之世，据其子邵伯温解释：“一元在大化之间犹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变而至辰之元，自元至辰更相变而至辰之辰而后数穷矣。穷则变，变则生，生而不穷也。皇极经世但著一元之数，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终而复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数也。其消息盈虚之说，不著于书，使人得而求之，盖藏诸用也。此易所谓天地之数也。”[2]159邵伯温认为，元会运世是天之象，而日月星辰是地之象，邵雍只讲到了天之象（即从元之元讲到世之世），但先天图有天地八象，故地之象“岁月日辰”也应加入推理，直至辰之辰则完成一个周期。而之后又“终而复始”进入另一个循环。邵雍说：“易之数，穷天地终始，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1]450，宇宙有终始，历史也一样。这就是邵雍这个宇宙历史年表的大致情况。
邵雍在其《皇极经世一元吟》中，对自己的这个宇宙历史年表发表了看法：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1]546。
天地万物，测之困难，但若以其年表来计，其理便通。邵雍皇极经世中，重点描绘了“中间三千年”的历史陈迹，将治乱兴废记载于皇极经世中，一以贯之，就像自身经过的一样。难怪其说人“又谓其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1]422，他自己能将治乱兴废了然于胸，“一贯之”，想来他对自己也是颇为自得。
二、历史演进理论
邵雍提出“皇帝王伯”的思想，以进一步地“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1]423（《观物篇》）。
三皇尚自然，“以道化民”，民以道归之，故能无为而天下治。接着，邵雍论述了五帝、三王、五伯崇尚的风气和治理的特点。五帝崇尚让（禅让），“以德教民”，民以德归之，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1]423，三王尚政（正直），“以功劝民”，人民以功归之，按照正直的态度行事，故而天下太平。五伯尚争，“以力率民”，民以力归之，争斗不断。五伯以下，则为夷狄。但这里的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并非特指，而是指以道、德、功、力四种方式治理人民的不具体的各个王朝。邵雍的《击壤集》中，有对皇帝王伯四种类型的王朝的描述：
三皇之世正熙熙，乌鹊之巢俯可窥。当日一般情味切，初春天气早晨时[1]545。（《三皇吟》）
五帝之时似日中，声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无如此，过此其来便不同[1]545。（《五帝》）
三王之世正如秋，权重权轻事有由。深谷为陵岸为谷，陵迁谷变不知休[1]545。（《三王》）
五伯之时正似冬，虽然三代莫同风。当初管晏权轻重，父子君臣尚且宗[1]428。（《五伯》）
邵雍将皇帝王伯比作春夏秋冬，更为形象具体。《观物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三皇之世如春，五伯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袄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洌如也。”[1]428
由此看来，三皇五帝时的盛况在之后几乎无法见到。于是有观点认为“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盛世一去不复返了。邵雍用‘皇’、‘帝’、‘王’、‘伯’的政治退化公式和‘道’、‘德’、‘功’、‘力’的政治思想说明历史的观点，不但是退化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邵雍的历史观反映了赵宋王朝一上来就衰弱不振和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时的统治阶级的悲观心情。”[3]笔者认为，这点值得商榷。诚然，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处境让人产生悲观情绪是有的，但不能据此认定这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因为邵雍的皇帝王伯思想是由其宇宙历史年表“中间三千年”的历史表现，邵雍的元会运世是一个“终而复始”的循环，有始有终，虽然邵雍认为盛世难再有，但他也有“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1]545（《天人吟》），这明显肯定了人的力量。人力可以改变历史。虽然他也叹息时之难，人之难，但也总没有让人丧失希望“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矣。”[1]545而且，他说后五代的伯，如日出前的星星，既然日出前的星星，紧随其后的北宋王朝呢？可见邵雍自己还是对北宋王朝寄予了一定希望。这也说明他的历史观不是退化的，而是循环往复的，历史的变化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在人的因素就是选择“道”、“德”、“功”、“力”中的哪种治理方式。他在《观盛化吟》中提到自己所处的北宋王朝： 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居多宁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人间好景处开眉。
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1]544。
这也许可以理解为身居安乐窝的邵雍明哲保身的做法，但他又称北宋出现帝尧之后从未有过的情形，虽然其子邵伯温都觉得“老去未尝经乱离”不合事实，但这无关宏旨，这也见出了邵雍历史哲学的矛盾。既制定出一个弥纶宇宙天地的图式，又提出从元会运世的这一循环图式中截取出其间三千年，举出了皇帝王伯的四种王朝形态，四种王朝形态依次更替，至三皇以下，逐渐直至唐末五代，都是一直退化，而其说认为历史不仅由天道，也由人去决定。肯定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将其理论置于难以调和的矛盾中。
邵雍有诗《书皇极经世后》：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凤，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群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巨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
剧力咨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
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岗。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1]515-520。
这首诗被邵雍书于其哲学著作《皇极经世》之后，在书后品评历史，指点江山，本就是一种经世之举。这首诗，作为一种对千古兴亡的静观，邵雍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将中国三千年来的兴亡更替浓缩到一首诗中。也将其皇、帝、王、伯的思想很好的展现出来，以明治乱，见兴替。
三、社会政治思想
政史不分家，历史和政治思想联系的紧密，故而谈邵雍的历史哲学，不得不谈其社会政治思想。
邵雍所处的时代是北宋王朝初期，虽然政局相对稳定，但内忧外患不断，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国的威胁，国内也有农民起义，以及党争。面对这种状况，邵雍有自己的主张。他主张一切要权衡轻重。他提出四种君命：正命、受命、改命、摄命。并提倡改革。但他的改革和王安石的改革是不同的，他对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支持，他主张改革要“权变”，“变从时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礼之大经，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不失义之大权者，君子之道也。”[1]453变革要顺应天时，顺应天理，不失大经，不失大义，应依据实际情况而来权衡利弊，不能一味蛮干。
他有“干”字精神，崇尚笃实之风。“天将治则人必尚行”[1]427。他在其《教子吟》中对儿子说“在乎行与不行分”[1]535，也体现了这种务实尚行的作风。
邵雍虽然身处安乐窝，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对劳苦大众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他的很多诗集，都流露出了这种悲悯情怀“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1]491（《题黄河》），“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天。”[1]551
以上就是邵雍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简略的概况。他曾作《经世吟》，对北宋寄予了希望。
羲轩尧舜，汤武桓文，皇王帝伯，父子君臣。
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
东西（亻叔）扰，南北纷纭。五胡十姓，天纪几焚。
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示万世，中原有人[1]565。
这体现了他心忧天下的儒者风范。他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使他所处的朝代回到他所崇尚的美好时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