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中国》中的政治文化史探究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64-02
费约翰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以下简称《唤醒中国》）一书是一本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糅合在一起的“大杂烩”式的著作。费约翰在其书中引用“来源庞杂、数量丰富的历史档案、文学作品、宣传时文等，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诸如文学、艺术、考古、地理、人种、教育等等方方面面的细腻描述，将繁多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部别开生面的完整解读国民革命历史的另类大作。”[1]163费约翰试图通过综合多个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初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新颖的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在西方汉学界，尚没有人综合性地写出一部有关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诸问题的史学著作。而费约翰有这样的野心，他的目的便是把时尚、建筑、小说、诗歌等物质的和精神的诸多层面的元素引入到政治史的研究之中。对他而言，这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唤醒中国》一书就是中国近代史写作手法上一种新的尝试与创造。
在刘平看来，费书与其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史或思想史，还不如称之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化史，书中涉及的许多方面，如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的浸染，如建筑、绘画、时尚、文学、伦理、地理学和人种学等研究视角，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2]144将这些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化的元素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视角是新颖的也是比较少见的，没有宏大的视野以及深厚的史学功底很难把握。所以，费著《唤醒中国》的叙事模式具有典型的意义，尽管这本书充斥着后现代主义以及符号学等哲学化的话语，并且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史学领域也不是多新鲜的事。但是，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对国民大革命的研究中来，则是极其少见的。通过费氏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国民大革命时期整个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话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费氏书的主题叫“唤醒中国”，即是说中国正在“沉睡”，那么，如何唤醒中国――用文化和革命。所谓的文化即是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比如广州中山纪念堂里的狮子画像，表明雄狮就要觉醒；比如中山装的推广与提倡，让人想到改朝换代时的易服色、改正朔，它是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的象征；比如教育中国人不要随地吐痰，是告诉我们做一个文明的中国人等等。在画像、服装、建筑等符号的背后所隐喻的是要唤醒中国，让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地球上一个伟大、文明的国度。至于革命，即是国民大革命。在国民革命中，“唤醒中国”是革命的既定目标，同时，“唤醒中国”也是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对于国共两党而言，“唤醒中国”是他们的共同任务，尽管两党的革命理念存在差别，但他们的革命目标是一样的，即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民主国家，而这对中国影响深远。
在写作这本书时，费约翰规避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试图用政治文化史的路径来研究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他拒绝以传统叙事方法为模本，开辟了近代中国历史新的分析途径。费约翰在书中“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道德规范、人种学、治国策，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纪律、组织和语言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中国觉醒过程中革命和渐进两方面的对称，该书阐述了上述每一个类别的发展，包括艺术和建筑、博物馆和医学、小说与散文刊物以及宣传、政治制度和群众组织领域的当代状况”[3]10。很明显，费约翰描述中国这段历史的每个元素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的符号，这是一种新文化史的叙事手法，他将新文化史融入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给人一种“另类”的感觉。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新文化史如果脱离了与政治的关系，就会显得很干涩。因为自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就撇不开与政治的关系，缺乏政治史的新文化史无疑是缺乏深度和高度的。因此，将政治史和新文化史相结合是势在必行的，当前史学界的一个趋势是政治史的重新回归，融入到新文化史研究之中，将新文化史和政治史有效地结合，形成了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的研究视角――政治文化史。费约翰将一个个文化的符号和政治联系起来，写出了一部国民革命的政治文化史。费氏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与新文化史研究的优秀学者休恩?亨特的成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的书名十分相似，而且在写作手法上也是惊人的一致，休恩?亨特的研究重点从“最初设想的‘政治革命的社会基础’转向了‘政治行为规则’和各种新‘符号实践’，这本书也从‘政治的社会史’写成了一部政治文化史。这或许可以视为西方史学主潮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变的一个象征。”[4]137费约翰的研究视角和休恩?亨特有异曲同工之妙。接下来，笔者试图探讨当前国内通过符号象征这个政治文化史的研究手法来研究“共和之父”孙中山的研究现状。
二、政治社会史视角下的孙中山研究
近来，有一些学者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来关注孙中山身后形象问题。①但是通过政治文化史的视角去研究孙中山还是少见的，最近在这方面有价值的著作分别是南京大学的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以下简称“陈著”）以及另一位南京大学的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以下简称“李著”）。陈、李两位作者改变了过去政治史研究中的侧重于重要历史人物和主要政治事件的视角，试图“采用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加之作者颇为娴熟的史料爬梳功夫，不仅成为孙中山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力作，也为大陆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4]138 正如李恭忠所指出，“以往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多侧重于从组织史、制度史的角度去分析‘党―国权力体系的刚性建制及其生成、演变过程’，而‘党―国权力的柔性运行机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4]138另外，对于孙中山本人的研究，也是只侧重于他的政治言论和政治活动，而对于孙中山这个“符号”本身往往语焉不详，不管这个符号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由此可见，陈、李的研究视角进行了转换，和费约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以及孙中山研究领域来说是新颖独特的。在李里峰看来，“陈著着重探讨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孙中山崇拜的形成与发展，解析国民党为塑造、推展孙中山崇拜所运用的主要形式和手法，透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4]138。而李著的主旨则是“以孙中山的身后葬事为个案，从墓碑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围绕这一事件过程展开叙事，探讨中山陵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营造过程，并将它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党治国家’体制的建立过程结合起来考察，展示国民党人如何借助墓葬途径，通过丧葬政治运作，来塑造‘国父’孙中山这一全新的国家偶像、树立新式精神权威、增进现代国家认同的努力。”[5]23
正如前面所说，孙中山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按照费约翰的说法“孙中山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他以偶像制作者起家，逝世时成了一个偶像。”[3]39孙中山死后似乎比生前更加出名，孙中山似乎成了一个神话，他被无比地崇拜着，“孙中山的肖像被铸上了每一块流通于全国的银元、香烟盒以及手表壳的背面。他的画像被张贴在墙上和教室里，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学生和政府雇员都向它表达自己的敬意。画像师用所能见到的最好框架来制作他的肖像，并将它悬挂在商店的橱窗上。许多街道，以及无数公共纪念场馆，都用孙中山的画来装饰，标准的中国台历中，每一页上面都有一句他的格言。”[3]41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中的很多碎片如果把它们拼接起来将是一幅多么逼真的历史画面，散落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及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的形象所蕴含的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阶级的变化与发展的历史。费约翰的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视角让我们从细微之处寻找真实的历史，尽管叙事模式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史叙事模式，但它所带来的效果与震撼却是一点儿也不比政治史的叙事手法差，甚至可以说，正是政治文化史这个新的研究视角，使得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比以往更活跃了。
三、结语
笔者试图通过对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中的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做一个学术综述，并且是以当下中国孙中山研究为主要的切入点。李恭忠已经在其研究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孙中山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的空间是很大的，包括孙中山这个符号本身、孙中山的“遗像”以及有关于孙中山的一些节日等等。传统的史学容易将这些细节给忽略掉，或者说看轻了这些符号的意义，而是侧重于对政治人物本身和重大的政治事件进行阐发。因此，政治文化史是一个极其有益的尝试，它不放过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可以想见，孙中山在这里只是一个缩影。
然而，正如前面李里峰所说的，目前国内对孙中山符号化的研究还很滞后。政治文化史，包括所谓的新文化史，都是一些很新颖的史学研究视角，其试图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带入历史研究的领域。例如，对于孙中山而言，他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符号，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的意义，对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怕我们关注得还不够，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和党―国体制的建立之间的关系还探讨得不够。笔者认为，传统的史学方法和视角对于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很难再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因此有必要运用新的方法和视角。当然，其本身不能脱离史学的范畴，费约翰的《唤醒中国》以及李恭忠和陈蕴茜的孙中山符号化研究正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对于这个文化不是很繁荣的年代，各种文化符号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在今人看来是或许重大的，这并不是有意拔高，而是我们往往缺乏发现的意识，各种历史元素重新组合起来，很可能会形成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图景，《唤醒中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