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笛卡尔哲学的双重理性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47-02
一、双重理性的提出
笛卡尔遵循他在运用理性中所应遵循的方法从哲学中获取“本原”，在此基础上，才对物理学等学问进行真正的研究。德国著名哲学家石里克指出：“的确，正如赫尔姆霍兹着重指出的那样，任何科学问题都会把我们引向哲学，只要我们把问题追索的足够深远。”[1]17-18实际上，赫尔姆霍兹指出来各种不同科学问题最终都必须面对的本原问题。对于笛卡尔，也这样认为，正如“我考虑到一切学问的本原都应当从哲学里取得”[2]18。在“从哲学里取得”的过程中，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谈到了认识判断的理性与实践准则的理性。
“笛卡尔在思想上敢于向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一切传统权威挑战，在行动上奉行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3]143。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理性都是笛卡尔思想与行动的指导。由此，笛卡尔哲学的理性不仅仅体现在他在判断真理中坚持的“清楚明白”原则的认识理性上，而且还体现在实践的准则理性上。固然，“清楚明白”的原则既能在认识上体现，也能在行动上体现，但如果因为这样而忽视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两大方面，直接透过“清楚明白”原则来认识笛卡尔哲学的理性，就会违背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所谈到的必然的次序。伽桑狄（Pierre Gazzendi，1592―1655）针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发出批判，认为笛卡尔没有指出“我”到底是什么，违背了“清楚明白”的原则，也就违背了他本身的理性，简而言之，就是认为笛卡尔整个哲学的基石“我”是模糊不清的。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1632―1677）和伽桑狄对笛卡尔哲学理性批判的角度不一样，但斯宾诺莎也是从笛卡尔的“我”不具“清楚明白”原则来批判笛卡尔认识论哲学的。
毫无疑问，笛卡尔哲学理性的建立离不开“我”与“清楚明白”原则，从这两者去认识笛卡尔哲学中的理性，是很有必要的。但正如上面提到，笛卡尔哲学理性中有两大方面不可忽视，从一定意义上，正如上述所讲的，这两大方面就是理性的认识判断与实践准则，它们共同构成了笛卡尔哲学理性的二重因素。理性的二重因素的建立与“我”和“清楚明白”原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先后存在的关系，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不会影响我们认识笛卡尔哲学的理性，因为正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道：“因为我觉得其中的推理都是联成一气的，前面的可以证明后面的，后面的又可以反过来证明前面的，也就是说，可以用原因证明结果，又可以反过来用结果证明原因。”[2]58所以，从这一点上，假设这三者之间存在推理关系，从哪方面去认识笛卡尔哲学的理性都是存在推理的合理性的。
二、认识判断的理性
在笛卡尔看来，存在一种方法，包含了逻辑、几何分析和代数这三门学问的长处，但没有它们的不足之处。这一种方法就是笛卡尔所说的四条认识规则，理性的认识从这四条规则中展开。这四条规则，都为我们熟悉：（1）“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觉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是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之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2]16（2）“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的必要的程序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2]16（3）“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要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2]16（4）“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2]16
可以把这四条规则看作笛卡尔哲学的理性认识判断，认识的理性也在这四条规则中得以简要地表达。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认为这几条规则不多，但也足够帮助他发现真理。具体分析这几条规则，里面至少蕴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预设了认识主体的存在，并对认识主体进行了相关的规定。第一个规定是“我”，“我”是认识的主体，我所认识的范围直接影响到我判断的准确程度。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的判断依据是我清楚认识的，为我所肯定或者否定的，但无论怎么样的判断，如果引起我怀疑的，那就必须去掉。在坚定的“我”的信念下，引出对主体的第二个规定：追求真理的意志。一方面，因为这种纯粹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使得“我”坚定地进行辨别，能够有勇气去取舍判断。另一方面，它会使“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感到虚空或者胆怯，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促使“我”寻求真理。正如笛卡尔在列举这四条规则之前所说的“只要我有坚定持久的信心，无论何时何地绝不违犯，也就够了。”[2]16纯粹的求真意志，也是明确的并时刻在头脑中清晰显现的，这也符合我们将要讲的清楚明白原则。这两个规定都很容易明白，但是是由理性超越感性等条件下完成的。其二，清楚明白的判断原则。“我”的清楚明白当然要成为“我”的认识判断原则，在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清楚明白原则占据重要的地位。如在《谈谈方法》中，清楚明白原则贯穿了这四条原则的始终，也就是贯穿了认识的理性准则或者最高的认识理性准则。正如上面所说的，主体的“我”的认识领域与“我”的判断紧密相关（如信念一样），清楚明白是对具体的主体负责的，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的“独断”。其三，认识对象的存在次序，在“我”的思考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对象，在笛卡尔看来，最好的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路线来处理认识对象，正如“规则三”提到的即使没有先后关系的也要给它们设计一个次序。当然，设计的标准也是遵循这些规则的。例如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开始，对认识对象进行排序，尽管这种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东西仍然以“我”的判断来取舍，但这些东西又涉及了认识的内在与外化两个方面。认识内在的方面主要是由于这种认识对象是由“我”的心灵赋予的，但认识的东西所固有的外化的特点却是确切明了的知识，为“我”之外的主体所认识。由此，尽管是“我”的清楚明白原则，也不尽然是由“我”主观任意判断的。至此，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东西的存在成为必然的次序性赋予清楚明白原则的客观前提。 三、实践准则的理性
除了认识判断理性之外，笛卡尔还规定了他的三条行为准则，三条行为准则有时间性的制约，这个时间性表现为自己受理性驱使以及在判断上犹豫不定的时候，运用这些行为准则，便能使自己的行动不间断，从而使自己继续生活下去。实际上，这些临时的行为准则是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中对理性的实践，也就是实践准则理性。
为此，基于笛卡尔认识判断理性的次序原理，我们不妨把通过认识对象这一条线对这些行为准则进行理解。实践准则的理性表现如下：
首先，在面对法律、习俗、宗教或他人的时候，在行动上的指导纲领就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遵奉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2]19
其次，在我对认识追求的时候，“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2]20
最后，对于我自己的内心，我要“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2]21
通过对认识对象的划分，完成了从最简单和最明确的国家法律等认识的东西到最深刻的认识的东西的必然次序，以认识对象为界线来进行认识，所产生的对自身的效果也会不一样。在面对“我”之外的东西的时候，“我”是用中庸之道而去与外界来往的；在认识“我”所追求的真理的时候，“我”是果敢坚定地去践行的；在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我是泰然自足的，即随时可以通过调整自己心态使自己内心坦然。由此可见，对认识对象的良知形成了对“我”的多样性的阐释，这些多样性是由我的实践理性准则赋予的，即统一于实践理性。笛卡尔说到这些行为规范是他的道德准则，而关于道德的学问在他看来是最完全的和最高的智慧。“道德学我认为是最高的、最完全的学问，它以其他学问的全部知识为前提，是最高等的智慧”[2]70。并倡导人们在生活中可以遵循这些道德准则，以保证自己的理性实践得以可能。
正如“我”的多样性由认识对象的次序赋予的一样，实践的理性准则也在更高的层次统一“我”的多样性，这种实践哲学始终归于理性的次序范畴。
四、结语
实践准则理性并不是仅仅作为保护认识判断理性而存在的，从更大的范畴来说，实践准则理性体现的是实践行为，它致力于所处时空中的实践内容。而认识判断理性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帮助我们获得真理。如果要体现两者具有密切关系的话，那就是认识判断理性的每一个环节及其整个过程都贯穿实践准则理性中，每一个实践行为都体现着认识判断理性所发出的号令。双重理性之所以能够实现时空转换，一是对于同一主体而言，正如上面提到在对于外界、对于真理和内心理性的时候，“我”是具有多样性的。二是对于时代更替的不同主体而言，即双重理性的继承，这体现了笛卡尔对真理追求的热情与使命。笛卡尔是非常注重研究使命感的，这种使命感使他把许多东西寄托在未来的人们身上，正如在《谈谈方法》上所提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多发现的一点东西毫无保留地、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家，请求有志之士继续努力，更进一步，按照各人的倾向和努力从事必要的实验，把自己获得的经验告诉大家，代代相传，使后人能够接过前人的火炬前进，把多数人的生命和成绩汇合在一起，这样，我们群策群力，就可以大有作为，远非各人单干所能比。”[2]50总之，笛卡尔根据神的无限完满进行推理，完成了认识判断理性，而基于灵魂本性上的对物质本性了解，又完成了实践准则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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