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原语和译入语，还必须考虑会对语言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由于译者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接触，这会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而引起翻译动机的变化和翻译结果的偏离。所以，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因素对翻译选择、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因而不能把其视为孤立的语言转换。本文将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两个方面探讨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翻译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强加于他的。”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就译者而言，他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以积极地方式去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障碍；也可能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但又不得不消极地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
主流意识形态干预翻译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翻译中的删改。例如，《安妮日记》是以揭露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为主题的作品。该作最早的德语译本中，译者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将原著中与德国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发生冲突的文字进行了删改，使得德语译本的语义和文化价值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比如，原书中说：“世界上没有比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的仇恨了”，译者则译为“世界上没有比这些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深的仇恨了”。加上“这些”这一限定语，就把斥责的笔锋限定在纳粹党身上，而不是指向全体德国人。同样，“一条条针对犹太人的法令颁布了”，变成了“一条条法令颁布了”，安妮及其家人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们是纯血统的犹太人”，变成了轻描淡写的“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正如译者所说的：“这本书要想在德国有好的销路，就不能带有任何针对德国的污辱性言词。”于是译者把其认为有悖德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语作了处理，以避免引起读者的不悦。
然而，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国家社会、历史、文化与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因此，作为一位负责任的译者，在可以避免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状况下，尽可能实事求是的翻译原作；即使当时不可为之，也应在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原作品的真实含义，对读者负责。
二、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翻译活动进行干预。同时，译者也会受到个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的左右。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史》（上卷）的“概说”部分指出，“从周到清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我国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和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两次西学翻译”。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要学习西方，因而开始大量翻译外国的文献资料。1898年，严复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他认为：翻译必须结合译入国的社会实际，谨慎选择需要翻译的书籍。翻译不光是一种进行语言转换的文化交流行为，在某种情况下它已经演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严复的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严复把翻译作为一种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武器。
我国第四次和第五次的翻译高潮分别是建国初期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和改革开放后对西方哲学、文艺作品的翻译。这两次翻译高潮鲜明地体现了社会政治环境会严重影响译者对翻译标准的选取。例如，文革时期国内曾组织了一大批著名翻译家翻译《毛主席诗词》，然而这部集众多翻译名家智慧于一身的译作质量较差。这是因为文革时期翻译家们害怕背上乱译伟大领袖作品的罪名受到政治迫害，所以采用了逐字对译的原则，损害了原作的美感和可读性。在那个时期，对许多翻译家来说，翻译作品的标准，政治因素往往是首位的。而文革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使翻译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不仅高质量的重译了《毛泽东诗词》，也大量译入了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例如，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由于大都是恋爱、婚姻的主题。在改革开放前与当时中国文坛的政治思潮相去甚远，因此得不到译者的重视。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的政治环境，国民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我国的翻译界对西方的文学作品也采取广泛包容的政策。
翻译的发展历程证明，翻译活动多少会受诸如政治、权力之类因素的影响。在政治敏感的社会里，译者在重压下一般都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对其要么加以删除，要么进行淡化。
三、结语
如果说由于中国建国初期政治混乱，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势过于敏感，作为译者不得不迫于社会压力在选择和处理外国作品时过多的考虑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翻译作品中的某些思想，某些语句甚至某些词汇加以删除或淡化，读者方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当今社会，中国的开放程度以及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与过去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况下，译者在处理翻译作品应该尽可能的忠于原著，不要留下不尊重作者与读者的诟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政府也应为译者与读者提供越来越自由、开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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