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19-04
基金项目：2013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研究”（2013ZY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揭晓（1976-），男，江西宁都人，广东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研究。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把握，是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是意识形态斗争所面对的重要的新境遇，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目前，我国有近6亿网民，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特别是年轻人获取信息、人际交流的主要渠道，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种情形下，能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成为有效驾驭意识形态领域、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问题。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渊源及其实质
“意识形态领导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在这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阶级性本质。但是，对“为什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应该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及如何实现领导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缺少对该问题的答案。[3]意大利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葛兰西在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从理论上对教条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理论，认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因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占据了市民社会的坚固堡垒，依靠强大的火力攻破资产阶级的军事防御体系，“只是破坏了它外表，在攻击者进攻时，会发现仍面对着一条仍然有效的防御线。”[4]因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摧垮敌人，即获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的确是赢得政权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在行使权力时，这个集团随之便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5]
怎样才能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呢？葛兰西认为，一是要组织和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就是指随着新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创造和发展自身的同时造就的本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与新阶级同质的知识分子能意识到并且能执行他们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执行的职能。“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坚力量，在形成和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无产阶级只有大力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从根本上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二是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场所。葛兰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有整体性意义，是一个“总体性国家”，它由两部分构成，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是国家机关和政治活动领域，而市民社会则是指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文化机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已经占据了市民社会的坚固堡垒，市民社会成了维系和巩固整个制度的“社会水泥”，因此要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夺取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三是灵活运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策略。在西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应该采取“运动战”还是“阵地战”？葛兰西认为，这取决于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在东方社会（如俄国），由于市民社会很弱，可以通过暴力、强制性的“运动战”方式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西方社会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国家的一部分，因而需用通过“非暴力、非强制性”的“阵地战”，即通过长期地从意识形态、文化上逐渐夺取领导权，才能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这就是说，西方社会必须首先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占领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文化、意识形态阵地，才能从政治上争夺政治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可见，任何一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都需要解决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而“‘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是自动获得的。它既是统治阶级自觉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又是民众在实践中选择和认同的结果”。[6]因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统治权。意识形态统治权意味着获得政权的阶级，可以通过自身所掌握的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等各种力量将意识形态加诸各社会群体，而意识形态领导权归根结底源于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因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强调产生认同力的非强制性。即社会成员自愿选择该意识形态，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受该意识形态的引导、指引。”[7]
意识形态在实现其领导权的过程中具有自身显著的特征：（1）在作用的方式上，主要通过影响力而非强制力。“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方法来解决，习惯于、偏好于用统治权的方式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最终也是有害的。”[8]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非强制性决定了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靠说服、吸引、感召等影响力。（2）在实现领导权上，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力。“认同力”是指意识形态本身所具有的获得社会群体在情感和价值观上的认可、接受、同意乃至尊崇，并转化为追求和践行行为的力量。意识形态要获得领导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就是获得广大民众的自觉认同。（3）在领导权的维持上，靠的是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满足国家和民众的需要中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11从本质上讲，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延续和发展，主要是靠其能紧跟社会发展新趋势，不断满足人民发展的新需求，不断地自我更新和发展，从而赢得社会各阶层的持久认同和支持。 二、网络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
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9]9-10毋庸置疑，今天的网络信息技术是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它加速、引导与塑造了信息技术范式，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10]从而改变了传统精神文化的栖身之基和生存环境。网络的兴起，实现了全球信息的高速传递和共享，预示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更加凸显，也决定了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1.西方意识形态强势的网络渗透与冲击。约瑟夫?奈认为，“信息优势作为美国外交的力量倍增器同样十分重要……新的政治和技术的形式已经成熟，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投射出去，并好好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商业和传播网。”[11]“这种新的政治和技术优势使美国得以立即利用其强大的‘软力量’手段。发挥它理想、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模式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12]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其强大的信息资源在网络上宣扬其文化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等，试图通过网络媒介塑造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网络舆论环境，增强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进而获得受众的认知和认同。仅2013年，就有3.1万个境外IP地址通过植入后门对中国境内6.1万个网站行进行远程控制，较2012年增长62.1%，针对境内网站的钓鱼站点有90.2%位于境外，境内1090万余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其中美国占30.2%，控制主机数量占被境外控制主机总数的41.1%。[13]斯诺登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专访时披露，美国国安局全球化范围内的网络攻击行动超过6.1万次，针对中国内地及香港的攻击目标100个以上。“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14]可见，西方国家凭借其信息技术上的优势，正不遗余力地对我国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试图以此来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达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
2.网络价值多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挑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各意识形态出现了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交锋，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促进了多元意识形态的发展。但是，由于个体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宽，接触面更广，接受信息的主体性越来越强，也造成人们对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的选择产生困惑、迷茫和混乱，使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的权威性和可控性受到极大的挑战。正如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所言：“当文化成为一种舞台，而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15]网络所具有的无边界性、隐蔽性、开放性、自由化等特点，为各种意识形态在网上传播其价值观念、政治主张创造了条件。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乘中国社会转型之际，借助网络化背景和推动力，正不断冲击、影响和挑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些“不同政见者”大肆宣扬“全盘西化”，试图用思想价值多元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甚至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中亚“颜色革命”的爆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对中亚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软渗透”。美国正是利用这种“软渗透”，促使中亚的很多青少年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成为亲美和亲西方的年轻一代。正如美国新闻署明确提出的，美国要向中亚“正在成长的年轻人一代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比向他们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16]对此，我们要吸取苏东剧变及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教训，充分意识到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性。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精神支柱，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那将是党、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3.网络化使舆论导向的调控变得难以驾驭，弱化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在任何时代，舆论对统治者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统治者的意愿与舆论保持一致，可以推动政治统治，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的意愿违背了舆论，舆论的破坏性和摧毁性就会凸显。传统时代的舆论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由政府和主流媒体控制和调控形成的，即传播者能够选择传播的内容、方式和时间。这种情形下，政府和媒体实际上担负着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和控制，使受众接受的是经过筛选的信息。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舆论的垄断性，改变了舆论的形成逻辑，使舆论的形成方向从传统时代的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在这里，传统社会的舆论一律被打破，为网民提供了广泛的舆情表达空间，网民可以自己做主设置议题，网民之间能够抛弃身份背景，实现比较平等自由的对话。这意味着，“那种由高度集权的广播电视或出版组织向大量稳定的受众发送同一内容的‘理想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合适了，甚至受众这个词本身也遭到质疑，与其名之于受众，不如称其为信息消费者；与其解释为接受信息的人，不如理解为寻求并使用信息的人。”[17]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发表信息、裁剪信息、过滤信息，成为信息的主人。网络的这种开放性和离散性的特点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固定模式，决定了其信息的传递和交流的完全自由。网络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弱化了政府作为传统舆论“把关人”的权威，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和舆论导向力呈下降趋势。
三、网络环境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路径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8]这就是说，如果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思想防线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但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可能自动获得领导权，而是需要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比较鉴别和较量中获得民众认同，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选择的结果。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更加凸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更为激烈复杂。因此，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竭力利用它同我们党和政府争夺群众、争夺青年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敢于直面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与各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展开对话和交锋，在交锋中抵制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1.推进理论创新，在回应挑战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9-10换句话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取得归根结底是依靠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没有一定科学性的哲学作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其在理论的追问审视下往往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赢得尽可能多的民众认同其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关键在于其科学、理性的说服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极力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占领到地位，并最终赢得群众的认同，取得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依靠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内生力量。对此，毛泽东曾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但是，“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20]特别是在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处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竞相角逐的态势，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争夺态势变得更为激烈和复杂，国际间意识形态的竞争变得更加“短兵相接”。在这新的历史境遇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与信任，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以自身理论的科学性、优越性和公正性，在回应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威力。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破除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方面，理论创新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吸取养分，通过借鉴、吸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的核心价值理念，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吸取理论养分，不断把所从事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升华，把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社会实践当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具有创新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在不断应对和回答时代与实践的挑战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化建设，在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尔勒曾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这意味着，在信息时代，谁占有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话语权，谁就占领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制高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对此，胡锦涛指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面对网络多元社会思潮的“入侵”，除了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外部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外，根本的途径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网络文化的建设中，融入到国民的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首先，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阵地建设。鼓励和支持报刊、杂志、新闻媒体，进行科学规划，迅速建立相关的网站，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网络平台，建立强大的国际网络传播，抢占和控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制高点，全方位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其次，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方式。在网络时代，要创造性地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作用，必须充分利用并发挥互联网的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等特点，不断进行传播方式的创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必须转变传统那种墨守成规、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和生硬呆板的宣传方式，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宣传的策略和方式上加大创新，增强亲和力和渗透力，掌握舆论的主动权。最后，坚持开放性和竞争性。在网络化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对立、斗争在所难免。因而，对待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不必惊慌失措，而是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正确应对。具体而言，可以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网络论坛、聊天室等网络空间，在通过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辩论中，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中，在开放的对话与交锋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
3.牢牢掌握网络舆论的引导权，有效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网络舆论是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所表现出的多数人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带有倾向性的共同意见或言论。”[21]按照舆论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分为积极舆论和消极舆论。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全面看待社会现象，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引导人们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能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则是消极舆论，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舆论从来都是控制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2]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舆论过于分散，都不利于社会的整合，舆论的极度混乱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颜色革命”中，就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操纵网上信息发布和舆论，制造反动舆论。西方国家正是通过掌控舆论导向，进行“信息围攻”，大大加剧了中亚地区意识形态反面的波动，对中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强烈的冲击，也严重削弱了中亚国家政府、政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此，我们一定要吸取“颜色革命”的深刻教训，充分估计到当前意识形态舆论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首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灵魂和根本任务。胡锦涛指出：“现代社会，宣传舆论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能不能把宣传舆论工作抓在手上，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事业兴衰，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对此，我们的新闻媒体一定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其次，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政府应改变传统的过分强调“我说你听”的权威角色，及时通过网络了解网民存在的情绪、思想、认识、心理等问题，关心民之疾苦、倾听民之呼声、尊重民之意愿，在权威舆论与网络舆论之间寻求共识，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对话，使政府取得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引导网络舆论。最后，培育政府网络舆论领袖。网络的开放性和分散性，使网络舆论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及，为网民提供了丰富的海量信息。但是，当网络中充斥大量的虚假信息、冗余信息、过时粗糙信息等垃圾信息，公众则无所适从，这时往往希望“舆论领袖”为自己答疑解惑。对此，舆论领袖通过对问题深刻的分析、独特的见解，往往能影响甚至左右舆论的方向。 结语
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不仅是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衡量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网络空间成为超越传统地域界限的“超国家领域”，成为意识形态领导权争夺的新阵地。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以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23]在权力分散化、去中心化的平面网络中，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传播的超地域性和快捷性不断进行网络“软渗透”，实施“网络殖民化”。面对这一新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等新兴媒介的研究，探究其传播特点及规律，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