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的社会整合功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067-03
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为早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称赞劳模“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事业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1]。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讲话概括为劳模的“三大作用”，即“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1956年，刘少奇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阐明了劳动模范的历史地位，他在祝词中指出：“先进生产者是人类经济生活向前发展的先驱，也是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先驱”[2]。这些评价对于第一代劳动模范来说是中肯的，他们在新中国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推广先进技术
通过劳动模范的典型示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劳模们创造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向全社会推广，使其尽快地变成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劳动模范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取决于这些劳动模范的成就和纪录，而决定于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所以说，劳模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总结和传播劳动模范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把他们创造的先进工作法、先进工具、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经验迅速传播给全体劳动者。事实如此，劳动模范郝建秀创造的“细纱工作法”，促进了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成千上万个“郝建秀工作者”；劳动模范王崇伦、马学礼、苏广铭等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及新刀具，提高了我国金属切削能力；黄荣昌、王全禄创造的木工机械，推动了我国木工机械化的进程。
推广的形式多种多样。组织劳模带徒弟，传技术、帮思想、带作风；举办技术操作表演或短期训练班，让劳模当教员现场示范、传经送宝；协作攻关、技术交流、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等，这些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普及劳模的先进经验的形式。报刊、广播、电视、文艺、以及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宣传栏等，也是行之有效的宣传工具。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告诉笔者：“纺织局经常组织我们到其他厂表演，看的人多得不得了。我表演的时候就用绳子拉起来，让她们在外面看。如果不拉绳子，她们跑过来，没法表演，其他人也看不见。有好多人站在凳子上看。我动作好，不吃力。报纸、杂志每个星期都登我的生产成绩，都有我的新闻。我跳绳子人家都要来拍，登报。我经常到万人大会上发言。”①上海桃浦里弄生产组退休工人何奶奶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劳模到处做报告、教技术。女劳模到哪儿都是先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报告，教育大家要勤俭节约、学习技术、为国家做贡献之类的；然后才是教技术，先教几个比较聪明的骨干，骨干再慢慢教大家。②那时一些先进生产者的模范事迹和革命精神曾经做到家喻户晓和妇孺皆知，使整整一代人受到教育和鼓舞。
普及和推广劳模们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对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起了推动作用。1956年7月，中国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的长春汽车制造厂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中国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并正式生产，试制成功了十几种电子管。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也正式投产并于1956年9月9日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在“一五”期间，每个工人平均使用的动力机械总能力提高79%，每个工人使用的电力提高80%以上。在一些体力繁重的部门已广泛采用机械化操作方法。五年内，十二个工业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了29%，平均每年降低6.5%，另外，中国工业职工队伍空前壮大，工业技术力量也有很大增长。1957年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达17.5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工人的技术装备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农用拖拉机的用量由1952年全国只有2006台，到1957年24629台，增长了12.3倍[3]。
虽然新中国第一代劳模为早期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当时的劳模运动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可以说，当时劳模们创造的先进技术无非是设计的简单化、小型化以及工艺的省略，并没有增加多少科技含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革新中，实行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土洋结合，以土为主。许多单位不是依靠增添设备，而是依靠群众，运用土办法，创造土设备，来实现“双革四化”。有些技术进步在当时被称为“革命”，如“机床革命”、“电力革命”，但这种“革命”已不是“技术革命”的原意，仅含有变革性的意义。另外，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技术和推广经验，把专家排斥在“群众”之外，使专家不能发挥作用，不利于技术革新的深入和发展。技术革新运动也不能单凭政治热情，还需要群众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基础。离开必要的投资和技术培训，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往往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4]
二、彰显劳模精神
劳模精神具有共同的特征：爱岗敬业、为国为民的主人翁精神；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拼搏精神；紧密协作、相互帮助的团队精神；淡泊名利、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时事变迁，但劳模精神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中，充分肯定劳动模范“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团结的核心”。劳模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1999年4月，胡锦涛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指出：“广大劳模的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昭示着我们时代前进的方向，是全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2000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格，他们不愧为我们民族的精英、国家的脊梁、社会的中坚和人民的楷模。”2013年4月，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广大劳模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赞歌，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这说明劳模身上有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精神力量。 全国劳模孟泰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公而忘私，爱厂如家；不怕苦，不怕死，人们把他的这种精神誉为“孟泰精神”。孟泰为恢复我国最大钢铁基地鞍钢的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全国著名劳模时传祥是一位甘当人民勤务员的淘粪工人，他具有“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全国劳模王进喜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带领石油工人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顽强拼搏，“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劳模们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许多先进单位和个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先进经验和发明创造传授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帮助他们赶上自己。许多企业毫无代价地把新厂的图纸设计、设备安装、工人培训等全部包下来，相互调剂设备、物资和劳动力。许多城市主动地抽调技术人员和物资下乡，帮助农村兴修水利；各地农村也主动地帮助城市解决劳动力、副食品、原材料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兴修水利、造林、抗旱、防涝、收割等工作中，农民们打破本乡本土的狭隘观念，自带粮食，自备工具，敲锣打鼓，扛着红旗，支援别的地方。劳模倪海宝在“双革”运动中，经常把自己的先进经验教给别人，一次不会就多次，直到教会为止。她们小组里22个挡车工，有9个是40岁以上的老工人，这些老工人对学新技术顾虑大，怕学不好。倪海宝就以帮助殷三大学习和提高技术为突破口，教育了小组里的全体成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使全组22个挡车工人都达到了厂里能手标准，最后又人人提高到全市棉纺织厂“三百能手倡议”的技术水平[5]。
三、发挥榜样作用
国民建设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人民的国民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关性，从而主动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国家事务，自觉承担起作为国民的责任和义务。20世纪50-60年代，国家利用劳模形象的规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向普通群众的灌输，并力求将这种精神的呼唤转化成全民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按照中国共产党预定的轨迹推进社会体制的架构。这时，劳动模范不仅是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榜样，更是“革命、党性和胜利的一个能指，他典型而又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他的品质与思想是大大超出一般观众的思想水平，从而具有榜样的力量”[6]，他是普通人需要学习、崇敬的对象，而不是认同的对象。
全国劳模陈淑贞的最大特点是她“永远听党的话”。在人民公社化运动进程中，国家迫切需要建构一个服从中共领导、热爱劳动、奋发图强的象征符号来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公社化运动，陈淑贞就是这样的人。1958年，根据陈淑贞的事迹摄制了纪录性艺术片《三八河边》。1959年妇女节前夕，上海十五家影院放映了影片《红色的种子》、《三八河边》和《铁树花开》，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和上海市电影发行公司邀请本市部分妇女观看这三部影片，并就影片进行了座谈[7]。上海市妇联主任郭建说，《三八河边》中的“一窝女人”，本来什么都不能干，但自从她们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不仅战胜了阶级敌人，而且征服了自然灾害，创造了美满幸福的生活。她认为，平凡的妇女做出伟大的贡献是完全可能的，这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坚决听中国共产党的话；第二是自己作不懈的努力[8]。解放人民公社副社长张裕秀认为，《三八河边》是一堂生动而形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课，影片揭示出一条真理：只要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就能使事业胜利。由此，她树立了坚强的信心，认为只要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群众，就一定能把事业办好[7]。其他应邀观众也从不同角度谈了她们的看法。革命烈属裘慧英认为，影片解决了工作中的方法问题。市工联女工部长王静认为，影片教育工人们要像陈淑贞一样永远听中国共产党的话。国棉二厂工会主席王云珍认为，影片中所描写的如何关心人和教育群众对她很有启发。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副部长苏淑南认为，影片中的中国共产党给妇女们指出了前进的康庄大道[7]。由此可见，所有电影都有意识形态背景和潜在的政治要求，宣扬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艺术，只是在宣扬一种神话。女劳模电影的叙事模式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系，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电影作为媒介是传播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最好工具。
自从1960年8月15日中共唐山市委发出开展学习邢燕子发奋图强、大办农业运动的决定以后，邢燕子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在河北省广大青年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中国妇女》第17期刊登了邢燕子的事迹，并开展“学习邢燕子，发奋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讨论以后，编辑部接到全国各地各个岗位上读者的来信，其中绝大多数读者受到邢燕子事迹的教育和鼓舞，决心做“邢燕子”式的青年，永远工作在农村。有些读者还结合邢燕子的学习，批判自己怕艰苦、轻视农业和“大材小用”等错误思想，认识到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树立“以农为荣，以农为乐”的思想；也有少数男读者，如部队的军官和机关干部来信表示要动员自己的家属回乡生产；还有许多农村生产队女队长要和邢燕子竞赛，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献给社会主义农村建设[9]。仅仅两个月时间，唐山市已出现“燕子”式的青年标兵45 000多名，“燕子”式的突击队18 000多个。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处书记孙明认为，学习邢燕子运动，是一个学、比、赶、超、帮的竞赛运动，也是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10]。
邢燕子安心农村劳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效率都很低，需要很多人力，农村的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如果大批农村青年都进入城市，那么农业的基础地位就会动摇，粮食生产不能适应国民经济跃进发展的需要。可是，一些农村青年就是不愿意待在农村，托亲靠友地在城市找事，或者盲目地往城里跑。尤其是一些知识青年，更不愿意在农村干。邢燕子一家22口人，有19口人在天津、北京等大城市工作，她自己也是高小毕业生，但她并不把这些看成她进城的方便条件，而是安心农业生产。马力指出，邢燕子所干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正是群众要干的；她所想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想的，正是群众所想的[11]。国家通过宣传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来表达中共的主流价值取向，它不仅强化了国家的权威，而且加强了国民对国家权威的认知，使劳模精神和事迹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加强建构和再生产。
运用模范人物的事迹或典型事例来激发人们的赶超心理，规范人们行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方法。中共领导人相信，模范人物反映了进步事业的努力方向，他们既超出了一般群众的水平，又从群众中产生，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对群众有着直接、现实、形象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在群众从不觉悟到觉悟的过渡时期，模范人物不仅起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而且“在对政治目标将信将疑的群众中起到了树立信心和鼓舞勇气的作用”[12]。它使普通群众相信这样一个成功神话，即通过积极参与劳动为国家做贡献，自己或许也能超越普通群众的身份成为劳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