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
一、前言
京师同文馆（简称同文馆）是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学堂，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启动。同文馆在晚清时期创办的近四十所洋务学堂占有重要地位。同文馆等洋务学堂所开展的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同文馆吸引了学界大量的研究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密集。但是，迄今为止，学界似未开展对同文馆教学组织形式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讨论。
二、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
（一）外文各馆（1）：分专业教学
同文馆创办初期，“止教授各国语言文字”，[1] 3122招选十三、四岁左右的八旗少年分别进入英、法、俄文等馆肄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治元年七月间，设立同文馆，延请英、法、俄三国教师，分馆教习。”[2]4416这是分馆教习、各馆分立的教学和组织形式。此处的“馆”类似于当下大学中的院系，即英文系、法文系等。从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学生层次等方面看，同文馆尚未达到高等教育层次。由此可知，此处的分馆教习只能称之为分专业教学。同文馆最先开设的是英文馆，“招集学生始仅十人，且仅习英文而已”。[3]1经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的推荐，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出任同文馆首任英文教习。奕等人令主要从“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中招收的10名八旗少年来馆试行教学，“即以此学为同文馆”。[2]806除包尔腾外，同文馆还先后聘请了傅兰雅、丁韪良、额伯连、欧礼斐等13名英文教习。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同文馆扩充门类，又分别开设法文、俄文两馆，司默灵（A. E. Smorrenberg）和柏林（A. Popoff，又称“波波夫”）分别出任法、俄文教习。同时，清廷将乾隆时内阁所开设的俄罗斯文馆归并在内。清廷先开设这三个语种，是出于对外交涉的需要：“窃谓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臣等揆时度势，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另一原因是“吾华人士以通商风气开自英国，遂尔偏重英文，岂知外洋文牍往还，强半以法文为正。……俄界之广轮交错，宜以方言稽考”。[4]113此外，英、法、俄也是最先与中国订立条约的国家。“六年（1866），议于同文馆内添设算学馆”，[1]3122同文馆的招生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汉族子弟入馆学习。同文馆自此由专习外国语的学堂变成了综合性的学校，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同治十年（1871），同文馆添设德文馆。由俄文教习C.韦贝兼任德文教习，同治十二年（1873）起由N.第图晋、W.N.夏干相继任德文教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东文（日文）馆成立。添设东文馆是因为“日本同洲邻近，交涉日繁，亟应添设东文学馆，以备异日翻译之选。”[4]120添传记名学生12人肄习东文，派东文翻译官唐家桢充东文教习。此外，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到馆的衫几太郎。自此同文馆已拥有五种外国语文，具有一定规模的外国语学堂，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外文教学体系。
（二）前馆和后馆：分馆教学
前馆和后馆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最早出现的时间似未见相关研究，有关前、后馆的史料也相当缺乏。“前馆”“后馆”称谓的出现可能始于同治十年（1871）正月的“堂谕”。“本衙门设立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为此谕前后各馆学生知悉”。[4]98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同文馆题名录》中就有“英文前馆”“英文后馆”“法文前馆”“法文后馆”“俄文前馆”“俄文后馆”“德文前馆”“德文后馆”等馆名。《光绪会典》也记载上述四个外文文馆各设有前、后两馆。[4]87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制定的《整顿馆课办法》第二条规定，前馆学生必须添习“艺学”，即学习天文、格致、化学等科技课程。陈向阳认为，前馆和后馆是依据当时学生文化程度高低情况而设置的。[5]这里，陈向阳说的很含糊，只是说文化程度的高低，并未说具体，是根据外文程度，抑或是汉文程度而定的？对前、后馆的设置条件和学习内容作较明确界定的当是历史学者苏渭昌。他说：“前馆学生与后馆学生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汉文底子好一些，后者汉文底子差一些。由于同文馆招收的是八旗贵胄子弟，他们汉文很差，进馆后先要补习汉文，或坚持学习汉文，方能学好外文和其他课程。于是有前、后馆之分。后馆学生必须先学汉文，多学汉文；而前馆学生则主要学外文，也学一点汉文……所以，前后馆的区别不是学制上的区别。”[6]
这一界定当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的。因为，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为解决同文馆生源不足的问题，启动了选拔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优秀学生赴京深造的行动计划。选拔过程比较严格，注重外文和汉文功底的考察，所以这些学生的外文和汉文基础都比较稳固，他们入同文馆后，只是进一步提高外文和学习科技课程的问题。而同文馆自身招收的是八旗贵胄子弟，这些学生入学前，大都学的是清文（满文），汉文基础很差，甚至很多人没学过汉文。而学习外文，需要较扎实的汉文根基，“汉文为一切学科之基础”。[7]216
台湾学者苏精论及前馆和后馆学生的学习情况时说：“上课时间的编排，前后馆不同，后馆学生每日上午先学汉文，下午才是洋文课，前馆学生平日无汉文课，但每逢星期日及外国教习暑假期间，不论前后馆学生都必需到馆温习汉文，除了规定放假的年节外，并无类似现代的寒暑假或星期例假日等。”[8]53从苏精、苏渭昌等人的讨论中看出，后馆学生以学习汉文为主。从时间编排看，上午是学习洋文的最好时段，后馆学生在这一时段必须学习汉文，下午才是学习洋文的时间。后馆学生跟前馆学生不一样，以学汉文为主，学洋文为辅。这一做法很明智，符合外语学习规律。在非目的语（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中学习外语，必须要以掌握扎实的母语基础为前提。作为一所以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为主要目的的翻译学堂，同文馆对汉语在外文学习中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治十年（1871）正月的“堂谕”云：“本衙门设立同文馆原为学习洋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汉洋自应一体专心分学。”[4]98 后馆实际上是前馆的预科，为其提供进一步学习的优秀生源。同文馆规定，“凡学有进益、补食六两膏火者”，均可进入前馆肄业。这就为努力向学、积极进取的后馆学生搭建了进入前馆深入学习的平台。光绪八年（1882）二月的“堂谕”云：“查同文馆后馆学生，凡学有进益、补食六两膏火者，均拨入前馆肄业，仍按日兼办后馆洋文、汉文各功课，历经办理有案，现据教习毕利干单开，后馆学生恩禧、德海、金汤、双华等四名请拨前馆，核与成案相符。著自本年三月初一日起，即行照办。唯该学生等拨入前馆之后，其应办后馆各功课，仍责成提调章京逐日严检，饬令照旧办理，勿任稍涉疏懈。”[4]104
从现有史料来看，同文馆对后馆学生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一方面是由于后馆学生“入学时年岁很轻，所以中文程度往往不好。”[9]这些孩子的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正在形成中，对其不能过于理想化，需要一定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是汉文对于外文学习的重要性。同文馆开办的目的“本在传习外国文字……为中国政府造就一些翻译和外交人员。”[9]如果学生缺乏汉文根基，成为合格的翻译和外交人员就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同文馆不仅对后馆学生的汉文学习有较高要求，对有汉文基础的前馆学生也同样有要求：“各馆翻译，以汉文为本。汉文未能明顺，故翻译洋文多有不通之处。嗣后查看前馆学生有汉文未能明晰者，著仍令归后馆学习汉文，午后再学洋文。礼拜之日，各洋教习向不到馆，是日正宜温习汉文，虽后馆学生间有作诗文者，亦有名无实。嗣后前后馆学生，每遇礼拜日，加添汉文功课，试以论策，或翻译照会，以备他日办公之用。其有愿作诗文者，亦听其便。”[4]113
（三）班级授课制：分班教学
除了分馆教学，同文馆还实行分班教学。所谓分班教学，是指根据专业或方向的不同所作的一个比较大的教学组织的分工。但在早期同文馆规模较小的时候，实际也充当了教学的基层单位，直接组织教学。功能类似于班，只是当时没有“班”的名称和设置。
同文馆在创办初期，每馆最多只有10名学生，在各馆上课。自1870年代以后，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就要考虑实施分班教学的问题。因此，除了根据学生的汉文基础，将其编排在前、后馆学习以外，同文馆还根据学生年龄、基础等特点，设有班级的建制。这些班级主要设在几个外文馆，某些科技馆和科技课程也以班为作为基础教学单位。光绪二十一年（1895）入同文馆学习，后来成为著名的喜剧理论家齐如山谓：“例如我，入馆一年多，升到第二班，但除第二班的功课之外，连第一班（彼时称头班，不说几年级，因为在一班之中，也有二三年的，也有学过四五年的，无法论几年）的功课，我都预备喽，所以二年之后，我便升了头班。”[10]41对于同文馆分班情形，台湾学者孙子和也有记述：“所以同文馆的课程虽有八年、五年两种，但在馆学生均不称几年级，而称第几班……但这种分班的情形，据现有四个年份之《同文馆题名录》记载，除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刊题名录大考榜单有头班、二班、三班、弧三角班、代数班等分别外，而此种分班情形，大致均在英、法、俄、德四国语言文字学馆之后馆及天文馆，如前馆及未分前后之东文馆，……仅分‘馆’及应试科目，不分班。又，廿四年（一八九八年）题名录载汉文算学、化学、格致并未与天文同时称‘馆’，……但汉文算学及格致仅载学生名单，而化学之下则分为英文头班、二班、法文头班、二班，俄文班，德文班。”[7] 208
从齐如山、孙子和两人的记述来看，同文馆的分班教学实际上也是按程度实施教学的，学生基本上是在前馆和后馆接受教育。这里“班”，是根据学生的基础，而不是根据年龄来划分的。虽然没有年级之名，却有按年级划分之实。但是，班级的建制并非很严格，例如，英文前馆学生冯晋秩、金森同时又是天文馆弧三角班的学生。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大考中，外文各馆的学生除了参加外文考试外，还参加了汉文算学、化学、格致等课程的考试。
（四）特班：短期培训
同文馆后期，曾设有一特班，这是根据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晚清名臣张荫恒的提议设立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进入法文馆的曾朴曾对胡适讲起他在特班上课的情形时说：“我的开始学法语，是在光绪乙未年（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战局刚了的时候――的秋天，那时张樵野（按：即张荫恒）在总理衙门，主张在同文馆里设一特班，专选各院的员司，有国学根底的，学习外国语，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分在法文班里。这个办法，原是很好的，虽然目的只在养成几个高等翻译官，哪里晓得这些中选的特班生，不是红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气又盛，哪里肯低头伏案做小学生呢？每天到馆，和上衙门一样，来坐一会儿，喝一杯茶，谈谈闲天，就算敷衍了上官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国教授没有办法，独自个在讲座上每天来讲演一折独语剧，自管自走了。后来实在演得厌烦，索性就不大来了，学生来得也参差错落了，这个特班，也就无形的消灭，前后统共支撑了八个月。这八个月的光阴，在别人呢，我敢说一句话，完全是虚掷的，却单做成了我一个人法文的基础。”[11]192-193
三、结语
同文馆的教学组织形式在晚清的所有洋务学堂中是最为完备的组织形式之一。外文各馆的分专业教学根据国家需要，培养了一批为国家服务的外交、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前、后馆的分馆教学贯彻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班级授课制为近代新式教育之首创，提高了培养人才的效率。特班是同文馆培养特定人才的有效探索。总之，同文馆所作的这些努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首创之功，具有借鉴和传承价值。
说明：
（1）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外文各馆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