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皖西村落社会中的文化生态嬗变研究
文化变迁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着的，文化均衡、稳定是相对的，变迁是文化的永恒特性。丧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其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吐故纳新，以此来满足不同时期的民众精神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豫南皖西地区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丧葬文化底蕴深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深化，民间的丧葬文化已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本文则以豫南皖西地区新蔡县龙口镇为田野观察点，以1990年为时间临界点，对豫南皖西地区的文化生态嬗变进行探究。
一、田野调查点的概况
本文所选取的文化生态考察点是龙口镇，龙口镇位于河南省新蔡县城北部20公里处，地处两省（豫皖）三县（新蔡、平舆、临泉）六乡的结合部，全镇辖20个行政村，225个村民组，54000多人口，67000亩耕地，总面积76000亩。龙口镇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15℃，年降水量885.8毫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故而当地以种植小麦、玉米、芝麻、棉花等为主，村落农耕文明显著。2014年1月初至2014年3月中旬，笔者对龙口镇进行了为期将近3个月的田野调查，重点走访村镇中的丧葬仪式活动。龙口镇是豫南皖西地区众多村庄中的一个缩影，其丧葬习俗的变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故而对于该地区的丧葬文化的调查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乡村丧葬习俗的变迁图景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转型，豫南皖西地区的乡村丧葬习俗均已发生了或深或浅的变迁。在对龙口镇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笔者认为丧葬习俗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葬式葬法的渐变：从土葬到二次葬
土葬，是我国多数民族尤其是汉族的主要葬法。豫南皖西地区的村民，对土地有着深切的崇拜与敬意，故而土葬之俗，长久沿袭。但是殡葬改革以来，“火葬”逐渐纳入丧葬仪式范围。一些思想落后迷信的地区，村民仍然认为遗体只有归于大地，才能魂归于天，坚持土葬之法，但是又惧于政策法规的限制。在“土葬”与“火葬”的二元博弈下，人们采取了一种折中的丧葬形式―“二次葬”，即在死者火化后二次装棺名正言顺地土葬，当然一些管理较为松懈的地区依然奉行着“土葬”的传统仪式。
笔者所调查的塔王庄一户杨姓家庭，实行的便是“二次葬”。死者断气后，死者的女儿媳妇便给老人擦洗身子，即“洗尸”，只是象征性地擦洗几下，然后则为死者更衣；一切装扮好后，则借用邻家的货车，将老人遗体运往火葬场火化，火化过后取少些骨灰做成骨灰盒，放置于灵堂供桌之上，以待大殓之时放入棺材，相关仪式均与土葬相符，当然不乏有人坚持土葬方式。
（二）丧葬服饰的简化：从披麻戴孝到一帽一带
与90年代以前龙口镇的丧葬习俗相比，丧葬服饰的变化也是一大显著特点。以前孝子孝孙佩戴红色孝帽（白帽顶上一缕点红条布），但又有所不同，年长孝男为合帽，孝孙则是圆毡帽，孝男都需腰系白孝带，孝子还要把膝盖以下腿部全部用孝布绑成，俗称扎“马匹子”。女孝眷用白孝布裹头，长度按关系亲疏分配，关系越亲，长度越长，且白孝布都无小领。送丧归途中，女孝眷要把孝布勒在头上，名曰“锅圈”。男女孝衣均为大襟，女婿的孝衣独为对襟，称为“孝褂”。在出殡时，孝子孝女还须另加祭服，祭服用麻布截成，形如夹克（旧称坎肩），不缝边不钉扣不缀带，只是披在肩上，并用麻绳束之腰间，即所谓“披麻戴孝”，孝男孝女均需穿孝鞋，孝袜等。
如今，龙口镇丧葬仪式中的丧服已大大简化，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孝饰。就龙口镇塔王庄村地区的一些葬礼而言，除了亲生长子需要披麻戴孝外，孝子腰上只是头戴白色孝帽，腰系白孝带；而孝孙和其他男性亲眷则只是戴一顶孝帽，孝孙和个别孝男甚至不会腰系白孝带；孝女和孝媳则是用白孝布裹头，脚上则系着一根细孝布；“斩衣”、“马匹子”等披麻戴孝的成服已经无法窥见，穿着也不再那么严苛要求。
（三）丧葬程序的嬗变：由繁琐走向简化
20世纪90年代以前，龙口镇的传统的丧葬仪式可以分为死前预设之仪、临终初丧之仪、入殓成服之仪、出殡安葬之仪、做七祭祀之仪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中又包含着繁琐的小仪式。但是90年代以后传统的丧葬仪式发生着很多变化。传统的临终初丧仪式中，死者死后要进行“招魂”仪式，现在则取消了；也不再需要举行隆重庄严的“搬铺仪式”，吊丧者以前都是要送“助礼”，现在都不再送，而是在“吃遗饭”的时候“添钱”。传统的送葬仪式中，一般都会提前“报庙”，“摔瓦盆”，路上也会有“路祭”；而现在“路祭”，“摔瓦盆”都不再实施。以前下葬仪式中，需要向坟穴撒锅灰，棺木入穴后，有人会把“富贵饼”（烙饼）掰开数半向人群撒去，孝子孝眷则会争抢烙饼，以求庇佑，封丘拢妥后，由孝眷手提“点汤壶”沿墓周边哭遍洒，叫“点汤”；但在现在的下葬仪式中，不再需要撒锅灰，人们也不去争抢“富贵饼”，“点汤”也没有了。丧后的做七仪式也简化了很多，传统上有“复三”、“做七”、“三年守制”甚至“七年守制”等；而人们现在大多省略了做七仪式，只做“五七”，也几乎没有了“守孝三年”之说。
（四）治丧观念的转变：从由心而发到处处受制
在传统的人们的治丧行为中，“事死如事生”、“孝义为先”的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与尽孝相关的治丧观念，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治丧行为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比如现在丧家在整个丧葬仪式的操办中，会处处受制于仪式的约定规范，看是否能体现出他们的孝顺哀伤。例如像哭丧那样的形式，他们为了将自己的悲伤表现的淋漓尽致，不得不进行假哭，甚至个别人家会请“哭客”代哭。在“吃遗饭”的程序上，例如龙口镇后周庄一户经济一般的丧家为了体现待客之道，摆上数桌体面的酒席，以此体现主家的大方孝顺，但其实丧家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经济水平。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远远超过了传递社会孝义正能量的需要，受舆论、习俗的压力和免祸求福的动机，使得“厚葬薄养”有愈演愈烈之势，丧葬习俗中的“孝义”、“念祖怀亲”的观念逐渐在世俗化的“面子”思想下冲淡，越来越多的民间丧葬仪式成为了一种必须的程序复制。 三、乡村丧葬习俗变迁的原因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通过不断的改革损益，维持着自身的延续与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生存场域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等都对豫南皖西地区的乡村丧葬习俗产生着影响。
（一）经济因素的驱使：城乡二元经济的双驱力
乡村丧葬习俗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它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与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演化。[1]在豫南皖西地区乡村丧葬习俗变迁过程中，经济因素是乡村丧葬习俗变迁的根本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城乡经济的二元落差，对豫南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城市吸引力。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豫南地区的部分青壮年剩余劳动力争相到经济相对发达的的地区就业，而本土自然生存的压力以及对更多物质财富的追求，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他们在接受经济发达地区提供的工作、学习机会的同时，也逐渐接受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价值观念，同时将城市的新式丧葬仪式和观念带回本土，与本土的传统丧葬习俗相融合，促使了丧葬习俗的变迁。这种变迁并不是一种村落文化主体的选择，是一种基于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落差形成的力量使然之结果，这种村落社会中的文化变迁是村落文化主体无法阻止的异化力量产生的非预期后果。[2]
（二）国家话语的影响：农村殡葬制度改革
国家政策作为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直接影响到社会变迁，既可以为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有力的环境，又可以限制或束缚社会的发展。[3]
殡葬改革自实施以来，豫南皖西地区便是殡葬改革的重点区，各县市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2012年的“大跃进式”的周口平坟事件就是豫南地区殡葬改革中的典型，周口平坟事件虽然过于激进，舆论也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负面，但是大力度的殡葬改革体现了政府殡葬改革的决心，也使得豫南皖西地区的传统土葬习俗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尽管如此，殡葬改革并不尽人意，无法取得节约土地的理想效果：一方面是因为豫南皖西地区的村民世代多以土地为生，“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仍然坚持采用土葬方式，管理较严格的地方还出现了偷埋遗体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自殡葬改革启动后，相关部门过分追求“火化率”，而在“土葬”管理方面出现真空，有些村庄依然冒着违规殡葬的风险，交罚款即可进行遗体土葬，或者先火葬后土葬的丧葬方式，致使“二次葬”与“土葬”并行的态势愈演愈烈，这不仅背离了殡葬改革的“厚养薄葬、节约用地”的初衷，反而使原本紧张的土地，出现了“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局面。
（三）西方文化的渗透：新式丧葬文化理念的冲击
从民俗变迁的层面上看，人类学家认为，当代表着西方文化符号的异质西俗东渐时，由于中西方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信仰上的不同以及文化符号象征意义上的差异，必然要与中国传统民俗产生强烈冲突，与冲突主题相对应的融合主题，则是民俗变迁的另一法则。[4]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文化逐渐渗入中国本土，中西方丧葬文化在西俗东渐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促进了本土丧葬习俗的变迁。
从积极层面上讲，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崇尚灵魂升华，轻视肉体，大多依行“简丧薄葬”，丧礼多是为死者祈祷，而不嚎啕大哭，以防止打扰死者灵魂的安静等。传统民间丧葬仪式杂糅了西方的现代殡葬思想，所以“丧事从简”等新观念逐渐本土化，对农村地区的丧葬仪式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丧服的逐步简化。从消极层面上讲，西俗东渐的过程中，不仅将西方的“简丧薄葬”的优秀内容传入中国，而且也将西方的诸如“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精神糟粕带到本土，使得个别的乡村丧葬仪式带有严重的西方宗教色彩和求利心理，庄重严肃的丧葬仪式也不可避免的成为利益化下的牺牲品。
四、结论
传统习俗的变迁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表征，与社会文化转型是双向互动共变的结果，但传统习俗的保留必然会为落后的思想行为的继续生存提供土壤，原有的迷信色彩也会随着习俗的展演而显现。丧葬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义为先”的伦理美德，也凸显了束缚人们思想观念的封建迷信陋习。尽管豫南皖西农村地区的传统丧葬习俗在向现代文明变迁的过程中有着诸多不如意，但不可否认，随着经济、文化、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很多传统的迷信思想与陋习日渐被人们遗弃，人们的思想观念、民俗仪式等方面已经或正在改变着，逐渐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内容。在当下的社会主义转型时期，新风尚与旧习俗交替发展，人们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孝义美德的同时，摒弃传统民俗中的迷信落后成分，倡导移风易俗，推崇“厚养薄葬”，发扬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的新葬俗，这将对推进农村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与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