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岸信介内阁的外交政策
岸信介是活跃于日本昭和政治史上具有鲜明政治立场和浓厚个人色彩的政治家，其外交思想是战后日本大环境和其个人色彩的混合体，既与“商人式国际政治观”的吉田主义具有相似性，又对吉田主义进行修正，形成具有更加右倾性的保守旁流。在岸信介就任首相期间，日美、日中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探讨岸信介内阁时期的亲美疏华政策，将是本文的重点。
一、岸信介内阁的对美政策
岸信介作为战时直接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官僚，在战后曾一度被美国占领军确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作为美国的阶下囚，岸信介产生了看似矛盾的对美情绪。一方面，岸信介不满占领军将其囚禁，认为：“吾辈之战败于国民于陛下皆负有责任，而对美国是没有责任的。”[1]另一方面，岸信介感到自身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和美国占领政策密不可分。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他希望企求美国政府给予日本反共盟友的战略地位。
岸信介内阁上台后，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寻求创造所谓日美平等的“日美新时代”。
第一，加强自卫队力量。1957年5月在岸信介主持了第一次国防会议，通过了“国防基本方针”。其中“适应国力和国情，在自卫所必须的限度内，逐步建立有效的防卫力量”、“对于外来侵略，在将来联合国能够有效发挥组织职能之前，将以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处理”[2]之条款，体现了岸内阁扩充军备，以适应美日安保机制的国防政策。
1957年6月14日，日本国防会议又通过了“第一次防卫整备计划”，日本政府计划将日本陆上自卫队扩充至18万人，组建六个管区队，4个混成旅；海上自卫队舰艇达到12.4万吨，飞机220架；航空自卫队飞机达到1342架，组成33个飞行队和24个航空警戒群。[3]至1960年，三军扩军计划的完成率均达到85%以上。岸信介的扩军行动在加强日本国防力量的同时，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日本有能力迅速重整军备、履行对等安保义务的信号。
第二，开展“辐射外交”，积极访问东南亚、南亚诸国。岸信介在1957年6月访美前，就于1957年5月20日开始了首次亚洲之旅。岸信介的亚洲外交目的非常明确，“我想作为总理访问美国。为此，先得去东南亚转一圈。以便同美国谈判时，日本不但代表自己，而且代表亚洲。正是抱着这种想法，我才往访的。”[4]由此可见，岸内阁以“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外交原则开展的亚洲外交，实际是要向美国展现其亚洲盟主的地位，以迫使美国政府将日本当做在亚洲范围内的对等盟友。1957年11月岸信介二度访问亚洲，访问越南、柬埔、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和地区。至此岸信介的足迹完全覆盖了战后日本所有亚太邦交国，亚洲外交实际成为岸信介向美国展现外交影响力的舞台。
第三，积极促成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岸信介在1957年6月的访美之旅中指出：“此次访美我有三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日美新时代，即是将日美所有关系对等化。……所谓对等?平等，当然就是要将日美安保条约修订为对等的条约。”[5]岸信介在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会谈中正式提出修改安保条约的三点要求。第一，希望新安保条约能够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再出发，对驻日美军调动等重大行动列入事前协议机制。第二，希望新安保条约中反映联合国之和平精神。第三，希望新安保条约能够明文规定条约的有效期限。[6]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960年1月19日正式达成协议。新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7]此条款明确规定了美国作为日本盟国动用集体自卫权保卫日本的义务。此外新条约还取消了“内乱条款”，导入了事前协议机制，规定了条约的有效期限。新安保条约的签订基本实现了岸信介的修约主张。
综上所述，岸信介的对美外交政策是在实现日美对等的政治理念驱使下，充分动用日本现有政治资源和岸信介个人外交魅力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岸信介洞察到美国的亚太政策需要日本扮演一个“反共桥头堡”的角色，并以此对日本的内政、国防和外交政策进行调整，赢得了谈判筹码和美国政府的信任，杜勒斯高度评价岸信介为“日本最敏锐的政治家”。
二、岸信介的对华政经分离政策
由于岸信介内阁上台后，将巩固日美同盟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岸信介的对华政策必然不会偏离“亲美反华”的基本方针。但是基于实利主义外交，岸信介采取了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政府，同时又要与新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政经分离路线。
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经分离政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得美国政府首肯，发展有限对华贸易。1957年岸信介访美期间，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对华贸易至关重要，日本寻求对华贸易额的‘合理增长’。为了阐明日本对华贸易利益，日本政府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中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杜勒斯认为：“美国一直认为日本应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美国所关心的是这种贸易能否迅速增强中国的战争潜力……如果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开设一家正常的贸易办事处，日本人将要承受不良的政治后果。”[8]艾森豪威尔政府给岸内阁的对华活动划下不能触及政治军事领域的底线，这就更加坚定了岸信介实行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信心。
第二，在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问题上，1955年中国政府在推动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过程中，采取了“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以贸易推动双方政府间交流，最终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岸信介内阁上台后，在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同时，极力主张在贸易的协定各个环节与任何政治问题撇清联系。关于派驻通商代表，1957年尚为石桥内阁外相的岸信介就指出：“扩大对中共的贸易是政府的基本方针，当然有必要积极的去做，但我不认为非得把通商代表请来，以至于不惜破例，既然通商代表是民间人士按指纹这个我方国内法的规矩当然是适用的。”[9]岸信介内阁上台后虽作出一定让步，给予通商代表部人员免摁指纹待遇，但仍然不承认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国旗等外交特权。针对1958年3月5日签订的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岸信介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表示政府尊重扩大双方贸易的精神，但是“这个协定是双方民间团体之间的协定，不是政府之间的协定”、“政府无意承认商务代表处的官方特权地位”、“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为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10]此后，又发生辱华的“长崎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彻底中断。 第三，岸信介为展示其反共立场，多次发表反华言论。岸信介于1957年6月访问台湾，表达了他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支持态度，他表示：“若以防范共产主义渗透而言，中共对日本的威胁可能超越苏联。对中共窃据大陆，日本也同样感到威胁，因此我国对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努力深表同情。”[11]此外，岸信介还在访印、访美期间散布反华言论。岸信介的反华立场招致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感，周恩来总理逐条批驳了岸信介的反华言论，并指出“上述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岸信介首相是故意同中国为难，挑拨亚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拿污蔑中国来讨好美国……”[12]
从以上政策可以看出，岸信介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是在“日美基轴”前提下岸信介实利外交的畸形产物。岸信介在政治上刻意强调反华立场赢得了美国政府的信任，为安保条约的成功修订铺平了道路。岸信介在经贸问题上顽固坚持政经分离政策，既不保证通商代表部的基本政治权益，又与中国政府以经促政道路背道而驰。岸信介的对华政策屈从于对美政策，注定了中日关系走向全面倒退。
三、结论
正如日本学者原彬久所言，岸信介“在目的上来说是理想主义者，在方法上来说是现实主义者。”[13]为实现摆脱旧金山体制，夺回所谓“强大日本”的政治理想，岸信介在冷战大格局下决然地走向亲美反华，通过各种策略手段，实现了日美安保条约修订，迈出摆脱战后体制的第一步。其人虽逝，但其保守旁流思想仍被其家族为首的保守鹰派政治家所继承其外孙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自己继承了岸信介的政治DNA。中日关系重新走向冰点，预示着日本当代领导人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意欲重走岸信介的反华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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