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清朝封禁政策及朝鲜边民犯越
一、清朝封禁政策及原因
（一）清朝的封禁政策
1.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边墙的修建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随行的还有大量家属及包衣，使得东北人口剧减，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清为增加田赋收入，自公元1644―1667年（清顺治元年―康熙6年），曾颁发辽东招垦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恢复辽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但在顺治年间，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浚边壕，沿壕植柳”（1），修建柳条边，人为划分满蒙、满汉地理界限，以维系满洲风俗。
公元1668年（康熙7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对出关的汉族人民，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限制手续。清廷开始逐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封禁。
2.乾隆时期封禁政策的加强
公元1762年（乾隆27年），清廷颁布《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对柳条边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这标志着东北封禁政策的实施。1776年（乾隆41年），清廷再次重申禁令：“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若一旦驱逐，以至各失生计，是以设立州县管理。至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流民居住。今闻流窜渐多。著传谕付森，查明办理，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2）柳条边以西、以北的蒙古王公领地，也与公元1772年（乾隆37年）严行封禁。“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3）至此，东北地区实行全面封禁。吉林、黑龙江则成为封禁重点。
而鸭绿江、图们江由于地处中朝边界，又常有朝鲜人越境采捕、垦荒，对犯越的边民处罚极严厉，两国之民有私自越江一步者，由两国官吏就地处死，尸首悬于边界，杀一儆百。
（二）清初封禁政策的原因
1.维护满洲风俗
满族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最重要莫过于其强悍的军力，而女真固有的尚武精神和骑射本习，是其强大军力的根源。清朝统治者认为，东北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只有保持这里固有的尚武精神和骑射本习，才能维系其在全国的统治。从历史角度来讲，清朝之所以能扎根中原，在于其对汉文化的认同，而满清覆亡之际，确实是由于大全旁落，军力、军权的丧失。
乾隆曾于1776年（乾隆41年）明确指出：“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因此，“永行禁止”流民入境。（4）公元1883年（道光13年）吉林绅士奏请建立考棚，令满汉子弟应试。清帝道光阅后驳斥道：“郑恭阅列祖实录，俱以我满洲根本骑射为先”，“况吉林为发祥之地，非各省驻防可比，尤其应以骑射为重，何得转以应试为能，转至抛弃弓马旧业”，“非郑教育旗人之意也。保昌等率领为此奏，殊属忘本，关系不小，保昌、倭楞泰、礼部堂官俱著传旨申饬，所奏著不准行”（5）。
由此可见清朝上层对于维系满族风俗尤为看中，视满族发祥地为“龙脉”，所在，自然不允许汉人或者朝鲜人染指。
2.独享东北特产
人参、珍珠等名贵药材历来为满足上层所推崇，为确保对庞大清王室的供应，东北地方官员也绞尽脑汁，极力剥夺当地居民获取名贵药材的权利。呼兰城东北一带山河，“出产参珠，是以封禁为采参捕珠之地，岁遣官兵巡查，以防人民侵盗”。（6）长白山向来以人参闻名，清政府更是煞费苦心，列为封禁重点。对封禁区内的“紧要隘口，或安设卡伦”，或“设立封堆，按时遣官员巡查，一切采捕事项，均由专员办理，送达朝廷。”（7）
3.保护满洲旗民的利益
在清廷禁令中，特别强调的是在于维护满洲八旗的生计。为了保证满洲八旗兵力的来源，加强对东北人民的统治和镇压，清政府在奉、吉等地保留一部分上等土地或熟地，“仍留作本地官兵及京旗官兵随缺地亩之用”，“或以具备退革兵丁横产之用”。公元1803年（嘉庆8年）清帝嘉庆上谕也指出：“东三省为满洲之根基，若许移民杂居，私垦土地，势必危机旗人生计。（8）”
封禁政策阻碍了近代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对中朝边境地带的封禁，使边境地带长期荒芜，未能有效驻兵和设置行政机构，使边防形同虚设。从而为其后朝鲜提出这一地区“历为无主荒地，朝鲜人首先开发该地区应归属朝鲜”的谬论提供借口。
二、封禁期间朝鲜边民犯越
（一）犯越的主要原因
1.朝鲜北部自然条件恶劣
朝鲜咸镜北道地处山区，崇山峻岭纵横起伏，可耕地面积狭小，农业条件十分恶劣。《北关纪事》：“盖因地广人稀，且多牛畜，又春晚秋早，地气寒冻，草木难生，故一切以广作为主，可耕之土无不起垦，至于山背，几无空土。”（9）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咸镜道耕作方式非常原始，很多地方还沿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当地叫作续田。这种耕作方式很容易使土地丧失肥力，三五年后就会荒废。
2.赋税徭役沉重
咸镜北道地区，只有在河谷地带，才有一些狭小肥沃的土地，但每到雨季，很容易被洪水冲走。但是，当地政府却不顾当地情况，把载入公册的土地作为元田，不管收成如何，旱涝与否，赋税从不减免。据说1858年调查，在公册中最晚载入田结面积的年度，也有六七十年。 另外，有与咸镜北道地处北部边境，农民经常被征派参与修筑边防的官衙和城墙。《钟城邑志》记载：“城筑随毁修补，以府城军赴役......防筑补缺，小则或动田民或动附近社民，大则毋论远近社一并赴役。”（10）
（二）犯越的主要类型
东北封禁时期，朝鲜边民犯越从未停止，开始以挖参、打猎等，后来逐渐有人开垦、定居。
1.偷挖人参
图们江畔的长白山地区，是著名的人参产地，人参具有很高的药物疗效和滋补作用，加之产量较少，采挖困难，极为名贵。清初对人参采挖控制极严，禁止普通百姓私挖人参，顺治年间规定：“有偷采人参者，将带至之头目斩决，余众治罪。”康熙年间三令五申：“违禁采参者，为首之人处理，余仍照旧例治罪。”（11）
朝鲜与中国一样，人参的经济价值很高，朝鲜边民将人参当作获取高额利润的重要经济来源。朝鲜咸镜北道的农民，往往至生死于不顾，越过江北到中国境内偷挖人参。有时为了争夺人参，甚至会引发血案。如1710（康熙49年）的李万枝事件，就是一次影响极大的杀人抢参案。李万枝系朝鲜平安道人，于1710年带领李万建、李万成等，趁夜越境挖参，并杀害清人五名，抢其参货逃归。清一人幸免于难，遂率二十余人前往渭原北门外索人，朝鲜政府大为惊骇，一面急咨清礼部致歉，一面抓紧缉拿凶犯。案犯被捕后，清派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等前往凤凰城会审。李万枝事件引起了中朝两国对边界问题的重视，穆克登奉旨查边，于1712年“勘立定界碑”，确立中朝边界。
2.逃荒、耕地
朝鲜北关地理条件十分恶劣，灾荒连年，饥民遍野，偷越江北谋生成为很多关北居民的选择。最开始只是朝耕幕归，尝试性垦种。后来逐渐发展为春来秋去的形式，即每年清明节前后，图们江南岸朝鲜农民携带农具耕牛越江垦种，秋收时再丰收而归。如1870年，“据碧潼郡守徐光复、城府使韩用普呈称，镇民金得洪、金益祚倡言。近年以来沿江越边垦地结幕犯界侵扰之弊，无所不至，若不一番大惩，创我民，万无保生之道，胆敢率众越去，镇民朴尚浩同恶助势三犯罪状，在法必诛，该郡江边将犯人金得洪、金益祚、朴尚浩枭首警众”（12）。1871年，“庆源府农圃设民李东吉逃往珲春地方，盖屋垦田，啸聚无赖，该国民口时有翻越，皆李东吉招诱所致，珲春与之惯熟，不肯举发”（13）。
垦荒种地，与其他犯越类型有质的区别。挖人参打猎、伐木割草，只是越境盗取一些经济利益，对历史发展并无深远影响。然而垦荒种地的结果，要么窃居国土，引发后来的“间岛问题”，要么背叛故国，导致朝鲜赋税、人力流失。但就针对延边地区来说，朝鲜移民最大的贡献在于成功引入水稻的种植技术，开发水田，推动延边地区近代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为日后配合清政府移民实边，抵抗沙俄侵略奠定了基础。
三、朝鲜边民犯越的影响
（一）垦民聚集引发边界争议
朝鲜边民越境偷垦起初并不为清廷重视。直到1881年（清光绪7年）封禁政策正式废除，吉林帮办吴大澄派李金镛奉命踏查图们江北荒地时，发现了朝鲜边民在延边地区大面积垦荒的现象。仅嘎呀河流域，非法越境的朝鲜边民已在这一地区占有八区，非法垦地二千余响，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为严重的是，对岸朝鲜咸镜道刺史竟非法对这些边民进行统治，清朝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后来更是导演出“间岛问题”的闹剧。
“间岛问题”引起了清廷对朝鲜垦民的重视，日本和俄国的步步进逼使清廷坚定了移民实边的决心，而朝鲜垦民在清朝移民实边政策中起了关键作用。自此，中国朝鲜族对图门江流域的开发一转此前偷垦的方式，开启了他们合法建设家园的事业，清廷对朝鲜垦民国籍的法律认可，使其移民实边的政策收获了很大的成效，为之后抗击沙俄和日本的侵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水稻试种和水田开辟
清末朝鲜移民对延边地区的开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以水稻试种和水田开发最为显著，这是朝鲜移民对东北开发最独特、最杰出的贡献。
朝鲜移民具有善于耕种水田的传统，他们移入东北后，凭借他们在朝鲜半岛的水田农作经验大胆地在一些具有水利条件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汉族农民放弃的草甸地、苇塘地和涝洼地上开发出片片稻田。朝鲜移民水稻试种成功和水田开发的意义是深远的：越境垦民在水稻试种成功后，使他们可以在延边地区安身立命。随着朝鲜国内政治形势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朝鲜移民跨过图们江进入中国，他们在延边地区开垦水田，种植水稻，建设家园。这在后来清政府废除封禁，开展移民实边政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清政府解决东疆危机，抵抗日俄侵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